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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通胀与扩大就业两者能兼得吗

2010年12月11日01:47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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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长安

  通胀问题现在成了热门话题。可以预计的是,在明年以及未来“十二五”期间,治理通胀和扩大就业,都将成为宏观调控的重要任务之一。作为宏观调控的主要目标,保持物价水平基本稳定和实现充分就业一直是各国国民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新西兰经济学家菲利普斯通过对英国近百年的经济历史研究发现,失业率和货币工资增长率之间存在着稳定的负相关关系。当失业率较低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高;反之,当失业率较高时,货币工资增长率较低,甚至可以是负数。

  由于当时的经济学家大多认为通货膨胀是由货币工资的增长率超过劳动生产率所致,即是一种典型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因此货币工资率也可近似地表示为通货膨胀率。这种关系被称为菲利普斯曲线。除了英国的经验外,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情况也基本符合菲利普斯曲线的特征。

  菲利普斯曲线的存在表明了宏观政策方面的两难境地,也即在治理通货膨胀率这条“鱼”和降低失业率这只“熊掌”之间不可兼得。因为降低通货膨胀率只能以较高的失业率为代价;反之,要降低失业率就必须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率。

  从政策选择的角度来说,由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存在着交替关系,因此可以运用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用较高的通货膨胀率来换取较低的失业率;也可以运用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以较高的失业率来换取较低的通货膨胀率。这就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提供了理论依据。

  此后,一些经济学家包括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弗里德曼、菲尔普斯等人对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进行了补充和修正。比如200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菲尔普斯认为,菲利普斯曲线不能很好地说明未来价格的调整。如果把价格调整的预期因素加到菲利普斯曲线中,当预期通货膨胀上升时,菲利普斯曲线就会上移,由此形成了一条附加预期的菲利普斯曲线。

  在我国,理论界对是否存在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有不同意见,但有相当一部分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目前我国通胀率与城镇失业率呈负相关关系,这本质上就是传统菲利普斯曲线关系。不少学者认同近些年内我国出现传统菲利普斯曲线效应,并主张为减低失业率,就需容忍高通胀,反之为控制通胀,就要以较高失业率为代价。

  数据显示,1993-1996年,我国的CPI指数分别为14.7%、24.1%、17.1%和8.3%,出现了近二十年最高的通货膨胀周期。同期,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为2.6%、2.8%、2.9%和3%,则是该时期失业率最低的时期。可见,这是典型的“高通胀、低失业”时期,也完全符合标准的菲利普斯曲线。

  值得关注的是,从2006年开始,我国出现了通货膨胀率逐步上升而就业形势日益严峻的倾向。2006年,通胀率为1.5%,到2008年迅速增长到5.9%。与此同时,虽然我国的城镇登记失业率依然保持在4%左右,但实际失业压力大大增加。除去遭受金融危机影响严重的2009年,从今年开始,随着通货膨胀压力的不断增大,就业压力并未得到有效缓解。

  目前,我国每年将有超过一千万的农村劳动力需要转移到城镇,而毕业大学生的规模日益庞大,十二五期间每年将有近700万的大学生进入劳动力市场。这些因素都将使劳动者面临着更大的失业风险。

  按照劳动部门和统计部门的要求,在十二五期间,我国要开始使用调查失业率的指标代替现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指标。虽然国家权威的调查失业率指标从未公布过,但普遍认为要比现行的城镇登记失业率高得多。比如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9年社会蓝皮书》根据对7000个样本的调查发现,2008年我国的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9.4%。这个数据比当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城镇登记失业率4.2%高了一倍多。

  毫无疑问,如果出现了通胀率和失业率的同步上升的现象,那就表明中国经济有出现“滞涨”的风险,这也是菲利普斯曲线的一种异化。其实,对“滞涨”的担忧不无道理,因为除了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和通胀压力日渐加大外,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放缓则是最大的隐忧。

  从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来看,消费出现大幅度增长的可能性并不大,出口受制于人民币升值压力也难以取得突破性的增长,投资虽然还扮演着经济增长主要“发动机”的角色,但也受到地方债务日渐沉重以及民间投资意愿不高的影响。特别是如果经济发展方式得不到切实转变和创新能力得不到实质性提高,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前30多年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并不大。在十二五规划打算放弃关于GDP增长硬性指标规定的背景下,经济增速放缓是一件大概率事件。

  国外的相关研究表明,由于成本转嫁机制的存在,工资成本上升过快,容易推动产品和服务价格上涨,价格连续上升又引发对于通货膨胀的强烈预期,进而推动名义工资进一步上涨。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所谓的“工资物价”螺旋上升的恶性循环。

  有些学者的经验研究指出,在1946年至1948年以及整个1950年代,美国存在比较明显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还有学者通过对美国1959年1季度至1989年3季度工资、价格、产出缺口和进口价格的研究发现,工资对价格有明显的推动作用。而且在大多数的时候,工资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都伴随着较高的失业率。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通胀的诱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既有需求拉动型通胀,也有输入型通胀,而工资成本推动型通胀在未来尤其应该引起关注。近些年来,随着对劳工权益的保护力度加强,我国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有了较快增长。以制造业为例,从2003年到2008年,制造业平均工资水平从12671元上升到24404元,五年间几乎翻了一番。

  劳动者报酬提高还表现在社会保障和福利性收入的增加,特别是2008年新劳动合同法开始执行后,制造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范围有所扩大,福利水平有明显提高。在最低工资标准方面,2010年有30个省区市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平均幅度超过了20%。而在“十二五”期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将努力达到平均工资的40%的目标。

  虽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一直在缓慢上升,但在未来时期步入“快车道”的可能性极大。十七届五中全会上通过的十二五规划建议就明确提出,未来5年要使中国城乡居民收入普遍较快增加,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

  在过去的30多年中,工资水平的持续上涨伴随着高通胀的情况多次出现。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曾有一项相关研究,对1985年至2007年通货膨胀和工资增长率进行简单的线性回归,结果发现,在此期间名义工资增长率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比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通货膨胀期间,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在1992年~1997年上涨幅度均在10%以上,其中1994年高达34.6%,而这一年正是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通胀率最高的一年。

  面对未来通胀预期依然强烈、就业压力不断加大、工资上涨趋势明显等问题,如何在治理通胀和扩大就业中做到“鱼与熊掌”能够兼得,也即在宏观调控中如何取得各方面的平衡,就不仅仅是一个决策层在各种宏观政策中如何选择的问题,而是一种在复杂的经济环境下宏观调控的技巧展示。

  一般来说,对付通胀和失业不能够仅仅依靠单一的货币政策,因为如果为了控制通胀而提高利率,则其负面作用可能导致经济增速进一步减慢;如果为了刺激经济增长而降低利率,则其负面影响是可能引发恶性通胀。

  因此,需要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相配合,采取相机抉择的做法,才能实现“低通胀、低失业、高增长”的效果。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在保持货币政策由扩张向稳健转变的过程中,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可以采取提高存款准备金和小幅度加息的做法。与此同时,在财政政策上,采取大力减税的做法,抵消企业因货币紧缩带来的不利影响。

  在收入政策方面,建立科学的工资增长机制迫在眉睫,其基本原则是在经济稳定增长、劳动生产率稳步提高、企业效益不断提高的前提下,实现劳动者收入水平的提升。收入提高又有利于扩大消费,能够防止因投资下降引发的经济减速,也有利于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作者系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

  (李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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