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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综治:危机下“会诊” 绝境中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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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资本市场20年的发展里程中,没有任何一个角色能像券商一样,“戏份”如此之重。它将投资者、上市公司、金融机构、监管层等各个利益主体牵在一起。上至国家的金融安全,下至股民的身家财产,甚至于整个资本市场的公众形象、社会地位和前途命运,也都与券商自身休戚相关。券商的“患病”,必然是一场全社会的“会诊”,波及社会的各阶层各领域。

所有制问题、监管机制问题、金融管理问题,这是“问题券商”带给市场的思考。

危机四伏 背水一战

“当时有些工作组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一会儿是被债权人围堵而不让办公了,一会儿是哪个营业部被房东断电了,有的同事被拉到街上甚至还差点儿被打,有的还被人从后面淋开水。”这发生在2004年,是参与“救火”的证监会官员的回忆。在这一乱象背后,是当时已积重难返的证券业治理格局。

我国券商早在1980年代诞生,在其已经演绎了十几年的舞台上,其经营模式在2004年已经走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关口。以“靠天吃饭”为典型特征的经纪业务收入,在股市漫漫阴跌中难以为继。交易额大幅萎缩,券商经营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为解长期搁浅的困顿,一些问题券商唯有饮鸩止渴,摊子越大,窟窿也就越大。券商之困,实则是券商、甚至整个资本市场发展道路的重新抉择。

“当时行业大面积亏损,大部分券商的收入远低于成本,在这样的局面下,券商是无法生存的。”一位前证券公司高管说。

问题充分暴露,风险集中爆发,券商行业的社会信誉一落千丈。从证监会摸底情况看,2003年底,全国132家证券公司总计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640亿元,挪用经纪客户债券134亿元,违规理财1853亿元,账外经营1050亿元。84家公司存在1648亿元流动性缺口,其中34家公司的资金链随时可能断裂。此外,在全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中,券商超比例持股的“庄股”有99只。

由于持续的熊市已经让券商耗尽了元气,因此只能巨资押宝自营业务,更大规模地挪用客户保证金、挪用债券、违规代客理财等,走上了铤而走险的道路。

应该说,当时社会各界对券商的金融企业属性认识并不清晰,券商长期缺少正规融资渠道。在这样的局面下,一些公司开始违规操作,并成为风险爆发的导火索。另一方面,社会对证券业与资本市场的关系也缺乏认识。在一个不短的时期内,对一级市场的发行融资功能较为重视,而对二级市场和券商的培育和呵护重视程度相对不足,当二级市场吸引力逐步降低,券商入不敷出时,行业性风险的爆发实属必然。

2003年8月12日,证监会召集了全国130家券商的董事长和总经理,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证券经营机构规范发展座谈会。此次峰会的主要议题是证券公司的规范与发展,尚福林全面论述了对券商的八点意见;而李小雪则强调了三条铁律:券商不得挪用客户保证金、委托资产和客户托管债券。国元证券总裁蔡咏回忆,“三大铁律核心就是一条,严禁用别人的资金、资产和债券。”2004年8月,证监会召开专题性的全国证券监管工作座谈会,在证券监管系统内全面部署和启动了综合治理工作。

主动出击 斩断毒瘤

2010年底,在上海某家券商的办公室里,落地的玻璃窗干净而透明,阳光普照下一切都显得安详而平和。一名合规老总接到证监局的询问:“前日上报的报表为什么会晚了2个小时?”,为此,他必须花上一些时间专门做出解释。这一小小的细节,折射出了如今券商监管的谨慎严密。他对记者感叹道,当年券商综治的最大改变,就是让高管们明白了违规的代价。

“当年违规的核心,就在于挪用客户保证金,”一名曾经经历了当年监管的人士感叹,曾经的券商是“有许可,没监管”。多数监管仅集中在事后,相关问责机制不够健全,尤其是对券商的道德风险防范,几乎没有技术性的防火墙隔断,这造成了券商违规成本低,事后惩戒轻的“犯错特征”。

面对“兵荒马乱”的格局,各种问题如火山般的爆发,证监会的“救火队员”们正在夜以继日地工作。

“现在回想起来确实不容易,足足有3年的时间啊。大家都是三四十岁的人,都上有老下有小,但那几年什么都顾不上。”时任证监会风险办主任的吴清这样回忆。吴清说,整个2004年基本上是在被动应战的混乱当中度过,每天都有大量的事件发生,到处冒火,可以说是打遭遇仗。而到了2005年初,这种情况还在继续恶化。“甚至还出现有的证券公司实在顶不住了,开了个董事会说,他们公司决定申请被证监会托管。”

“先治病再发展”——这就是综合治理最先面临的任务。在排查摸底过后,最核心的任务就是把行业不合规的路径堵死,斩断违规之手。

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三大铁律”中的第一条“严禁挪用客户保证金”终于有了制度保障,那就是建立了一道证券市场最强大的防火墙——第三方存管制度。

从此以后,“手握亿万身家,随时兴风作浪”的营业部成了历史回忆。当年坐庄、理财、投资不可一世,而如今不再接触清算、财务,不再能碰到客户资金,营业部完全转变成营销服务网点,杜绝了营业部挪用行为。

这对于证券公司来说,无疑是让渡了较大的权利,“刮骨疗伤”之痛可谓痛彻心扉。从缺乏监管的自由状态变成了“戴着镣铐跳舞”,却也让券商焕发了新的生机。

事后统计,综治期间,证监会累计处置了31家高风险公司,清理账户1153万个。对27家风险公司实施了重组,使其达到持续经营的标准。19家公司被责令关闭,7家公司被撤销,4家公司被撤销业务许可,14家公司和9家营业部被暂停业务,一批涉嫌刑事犯罪的公司及其责任人被移送公安、司法部门调查。

破立并举 全力“会诊”

吃完了“泻药”,还必须吃“补药”,这是医者之道。毫无疑问,这是一场全社会给券商的“会诊”,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强大动员能力的反映。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进程中看到,包括市场内外的各种力量、各种武器都将悉数动用。

面对已经伤筋动骨的残局,如何让强者浴火重生,让行业恢复活力,是摆在监管层面前的一道难题。在斩断“违规之手”后,如何化解“旧”风险、建立“新”机制,有破必有立,需要高度的智慧。

首先,监管层采取多管齐下,分类处置。化解风险和制度建设同步推进,加强行业监管与鼓励创新发展有机结合;对高风险公司及时处置、彻底消除风险隐患,对优质公司支持其规范发展,对整改有望的公司采取措施帮助其度过难关。

2004年8月,证监会制定了创新类和规范类证券公司评审标准,将130多家证券公司划分为四类,C类高度风险类和D类处置类证券公司成为综合治理的重点对象。

业内专家指出,券商出现风险的主要原因就是资金不够,而证监会等监管部门在这方面也下足工夫。其中包括,鼓励地方人民政府和有关方面对风险证券公司实施重组,具体方式可采取由重组方收购证券公司资产、向证券公司注资以及其他有效方式。

2005年9月,汇金公司分别对申银万国和国泰君安注资了25亿和10亿,持股比例达到37.3%和21%,成为申银万国的第一大股东和国泰君安的第二大股东。而九个月之后汇金公司的投资开始见效,申银万国和国泰君安2006年中期净利润分别达到7.65亿元和7.02亿元。

其次,进一步拓宽证券公司融资渠道,解决证券公司的流动性问题,给予优质证券公司一般借款人地位,允许其以合规方式融资。此外,支持证券公司IPO、借壳上市融资,多方面打开券商的融资渠道。

就在治病疗伤即将完成的时候,外面的天空也突然放晴——时代的发展也赋予了券商难得的机遇。2005年开始的股权分置改革开启了中国资本市场的新时代,在理顺了关系之后,中国股市开始成为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晴雨表,熊市的阴霾也一扫而空。已经恢复健康的证券行业立刻驶上了快车道。

“2005年中期的时候,上海一个大券商,每股卖5毛钱都卖不掉,现在5块钱都买不到,才两年的时间产生了巨大变化。”在牛市渐入高潮的时候,一名监管者如此感慨。

告别综治 疗效初显

究竟是综合治理拯救了券商,还是后来的牛市了拉了券商一把?这两大历史事件几乎是前后发生,在后人眼里,它们的因果承接就显得颇为有趣。

券商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充满活力的市场;而市场缺乏活力的核心原因,就在于股权分置。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正是股改的创新性成功,带来了势不可挡的一场牛市。“牛市救券商”,事实上也是更深层次的改革救了券商。

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2008年到来的金融危机,真正看出了券商综治的“疗效”。在市场极度低迷的不利环境中,证券行业却摆脱了“一轮熊市消灭一批券商”的怪圈;相对于华尔街五大投行已全部在危机中消失的局面,中国证券公司没有一家爆发风险。

这一次,再也没有谁在“裸泳”。

截至2010年6月30日,全行业106家证券公司总资产1.8万亿元、净资产逾5000亿元,上半年累计实现净利润293亿元,15家公司成为上市公司……与7年的情形相比,这一幕不啻为“换了人间”。

[责任编辑:dean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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