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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文渊:敲响新中国股市第一锣

2010年11月24日02:14上海证券报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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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文渊:敲响新中国股市第一锣

  1990年夏日的炎热笼罩着上海外滩。尉文渊记得那天是个大中午,吃完中饭后,穿着一双破皮鞋的他独自走向浦江饭店。大概走了20分钟,然后就看到了他想要的东西。“就是这里了。”尉文渊很快定下了新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所的诞生地,然后又忙碌地去做其他的筹备事项,浑然不觉在那个阳光炙烤的中午,自己在从事一项创造历史的事业。

  20年后,在淮海路恒积大厦19楼窗明几净的董事长办公室里,尉文渊的记忆还是如此清晰,那一刻浦江饭店映入眼帘的斑驳地板和破旧窗户,仿佛又回到了眼前。

  ⊙记者 叶苗 ○编辑 朱建华

  1990:“闭着眼睛摸着石头过河”

  35岁,负责人民银行上海分行金管处的尉文渊那天挤着公交车下班,同行的是股票科的张宁。他们聊起了正在筹备的上海证券交易所。朱镕基市长宣布要在年底开业,而筹备工作却进行得异常艰难。“不行就我去,我不懂没关系,我们一起去。”尉文渊随口说道。很快,他就被领导找去谈话,告诉他一是去把交易所建立起来,二是找好接班人,将来还是回到银行中来。7月3日,正式宣布由尉文渊负责筹备交易所。他带着二十几个人就这样开工了。

  先得找个地方——这是对筹备交易所毫无概念的创始者们的第一个想法。尉文渊沿着外滩、南京路一个个房子跑,先是在南外滩租了一个沿江的大仓库,旁边就是黄浦江的一个粪码头,一刮风就闻到一股味。随后不知从哪听到这个消息,说浦江饭店有个厅,尉文渊想,那就跑一趟吧。过去一看,房顶已经破了漏风了,窗子油漆斑斑剥落,地板破破烂烂;但大厅方方正正,二楼还有包厢,有100多年前上海上流社会最好的舞厅。“一见钟情”之后,算是定下了地方。

  上市规则、交易规则、清算体系、会员管理,这些都是全新的,于是尉文渊领着那帮“不回家的人”彻夜写规则、培训交易员,真是发了疯一样在工作。“典型的摸着石头过河,而且还是闭着眼睛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干一边在想。”

  “我们建国40多年了搞交易所,总不能重复旧上海的古董吧,现代科技的发展是必须要面对的。”面对交易系统的设计,尉文渊大胆提出了要搞电子交易体系。电子交易的规则是什么,什么是时间优先价格优先,收盘价怎么定开盘价怎么定,场外如何报,一切都没有现成经验。甚至到开市的前一天晚上,客户界面还没做好,测试就更谈不上了。“其实到现在我都不懂这些,我现在都只能上上网,收一下邮件,发邮件我都不会。”尉文渊笑道,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这个被尉文渊称为“早产儿”的交易所,确实没有太多土壤,上市公司只有8家,中介机构也还不够,于是大家想着去发展一批城市信用社。当时尉文渊跑去动员文庙信用社,破旧的一个小房子才二三十平方,就是它的全部营业场所。信用社的人对他说:尉总,我们都是小家当,会不会亏本啊。

  终于忙到了即将开市的时候,尉文渊又兴冲冲地跑到城隍庙去买锣,600多块钱买了一个很丑的铜疙瘩,“不好看,但是声音好听,比锣鼓队的锣要好。”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仪式在黄浦路19号浦江饭店举行。上海市长朱镕基,副市长黄菊,各界来宾出席了开业仪式。来宾中有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刘鸿儒和香港贸发局主席邓莲茹。上海人行行长龚浩成是开幕式主持人。朱镕基庄严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幕”。随即,尉文渊忍着疼痛走到交易大厅顶端,对着那面刚买的“铜疙瘩”奋力一敲。在美妙的锣声中,黄菊副市长和龚浩成行长,将披在由市府顾问汪道涵手书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铜牌上的红色绸布揭开,宣布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就此诞生。

  此时的尉文渊因为前晚过度劳累、磨破了脚而发起了高烧。,他靠着廊柱撑过了这一天。晚宴一结束,他立刻就被送往了医院。那一刻他意识到,自己的激情已经燃烧了,再回到四平八稳的机关里不可能了。自己就在那天被推上了一个无法后退的舞台。

  1995:“离开的时候泪流满面”

  随后的几年,搞无纸化交易体系,搞“T+0”,搞放开股价,创办B股。尉文渊的道路可谓一帆风顺,“几乎是干什么有什么,搞什么有什么,那时的我们已经习惯成功了。”尉文渊回顾从1990年到1995年的历程,认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发展有个特点,就是没有老师,也没有人教得了我们。“我们有自己对市场的理解,最了解中国的是我们。”在那几年,他被称为“三大猛人”之一,以其张扬大胆的风格推进了多项创新。

  “后来慢慢明白这些都是历史责任。本人如果循规蹈矩、明哲保身、不去推动这个进程的话,会觉得有辱使命。”尉文渊说,自己的性格也是喜欢挑战。包括现在办的企业也这样,没事就会经常去改变它,连自己的办公室的布置都会经常改。

  也就是在这段期间,尉文渊的个人影响力达到了顶峰,市场开始揣摩他的一个表情,一篇文章,甚至一句话。他成了大众传媒中的名人,而自己也曾一度成了一名“报人”。在筹备交易所之初,尉文渊的计划中就明确写着创办一份证券报。交易所成立后先是办内刊——想不到内刊就被抢疯了,杭州、宁波、南京都是拿火车来载报纸回去。于是就跟新华社合办了《上海证券报》,尉文渊兼任总编辑。“当时很多人每天都看头版的言论,都说这是我写的。”至今回忆起来,尉文渊还颇有得意之感。当时他还规定,每天早上空运200份报纸过去西藏,让西藏投资者也能第一时间看到这份报纸。

  而对创新的痴迷和对新事物过快的推动,终于让习惯成功的尉文渊倒下了。1992年12月仓促设立的国债期货是中国第一个金融期货品种,在经过了几年的沉寂后,随着保值贴补率的波动,市场迅速发展。芝加哥交易所总裁看了之后惊叹到:上交所的国债期货,是全球任何单一的金融期货品种中最大的。

  1995年的2月23日,“327事件”如同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将整个盛宴全部掀翻了,至今尉文渊都不愿意过多去谈论当时的细节,留在他嘴边的只有两个字“遗憾”。“如果讲我这些年的遗憾,主要指的就是这个。这一关十几年,中国资本市场都没有金融衍生品,一直到今年才有了股指期货。这个事情释放了太多负面信息,而后人又是这样的解读。我们没把它做成。”

  在尉文渊眼里,原先需要政府摊派才能卖得了的国债,在期货上市后变成了活跃的交易品种,从市场化几乎为零的市场,到不再通过政府摊派,发行利率逐步降低,民间投资需求和认同大幅提升,完全改变了国债市场的原状,但人们对于这段历史缺乏全面的总结。

  “这就是一个坎啊,”尉文渊经常把327事件与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巴林银行倒闭事件做比较,虽然巴林银行倒闭了,但新加坡日经225指数期货却依然存在并发展至今,这样的反差让尉文渊觉得有点不是滋味。他一直说,任何市场发展都经过波折,在中国市场发展初期,不出问题是不可能的,“有些事情是回避不了的,但我们现在谈20年,还是要有实事求是的眼光。”

  尉文渊是在1995年的9月15号的理事会上宣布辞职的。在这之前,中央调查组来找他谈话,他就意识到这个事情必须自己担责任,“因为推不了也不该推。当英雄的时候别人夸你,出了问题就推给别人吗?于是我很早就提出辞职,但一直拖着,”尉文渊说,拖到9月15号之前,从来没休过一天假的他提出休大假,想利用这个方式来促进这个过程,最后终于是离开了。一开始没觉得有什么,后来合影的时候,突然巨大的情感力量难以遏制,当时就流眼泪了。

  “95年底96年初,心里还是不大平静。当时有个朋友给我送了一大摞丘吉尔的回忆录。我看着看着,突然间想到,在二次世界大战这么波澜壮阔的人类历史面前,我这点事算什么啊,干吗斤斤计较恋恋不舍呢,有本事你再来嘛。”尉文渊回忆说,当时领导找他谈话,他说让我出去闯闯,“我想看看我能不能成为一个商业巨子。”

  2010:我现在就是一个商人

  “现在的我,就是一个商人了,”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尉文渊的一举一动都已经是“大老板”的做派。在他隔壁办公室里的,是如今跟他一起经商打天下的另一“猛人”阚治东。

  事实上,离开交易所之后的尉文渊并非一帆风顺。他规定自己三年内不进股票市场,“没人这么规定过,我就是想证明三年过后我照样是条好汉。”随后他下海经商,寻找机会。

  由于多年在传统的平台上的熏陶,所以一开始想做一些听起来挺美的,做起来很健康的事,“总觉得自己跟一般的个体户还不一样,但是商业现实却让你不能理想化。所以还是要从别人看不起的小事干起。”尉文渊干过小工厂,小作坊。东摸西摸好多年,才逐渐找到了事业发展的方向。用他自己的话说,“想做的没做成过,做的都是自己从来没想过的东西。”

  十几年来尉文渊再也没有踏回过交易所一步。“当年的事业不是你个人的,国家让干就干,不干就不干,恋恋不舍干什么?”只是,当他要以商业人的面目回到世人面前的时候,中国股市这个他亲手参与创造的平台,还是在等待着他。有媒体报道,尉文渊和阚治东投资的风电公司正在酝酿上市,当年的“猛人”很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又会成为资本市场中叱咤风云的人物。

  当年的交易所总经理,如今的成功商人,两种状态尉文渊都很喜欢。“当时有这样的历史机遇让你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如果没有那段经历,我不会像今天这样充实。”尉文渊回忆起来,其实仍有不少感慨,“那时30多岁没人管,基本上是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在体制内哪有这样的机会,我是蛮知足的了。”

  在访问即将结束的时候,记者让尉文渊总结这20年,他想了想说,这20年我们应该感到自豪。建立交易所和资本市场的这一政治经济决策,应该获得改革开放各项成就中的大奖。

  “您觉得这个大奖应该颁给谁呢?”记者问。

  尉文渊笑了,他说:“邓小平”。

  (⊙记者 叶苗 ○)

[责任编辑:yuz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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