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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金黑幕事件看财经类媒介的社会影响力

2009年04月01日16:22人民网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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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本文着眼于《财经》关于“基金黑幕”的报道前后的回顾,通过对这一媒介事件的解构,指出在这一过程中,《财经》作为现代经济环境下的财经媒介,对社会经济的运行至少起到了四点影响:一、监测经济环境,保障投资者知情;二、引起股市波动,冲击宏观经济运行;三、设置经济议程,引导社会舆论;四、行使监督,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在此基础上,文章对财经媒介的社会角色和社会影响力进行了五个方面的深入探讨。最后指出:财经媒介是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机组成部分和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中国经济改革的良性发展和宏观经济的正常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财经基金黑幕媒介影响媒介效果

大众媒介对于社会生活的影响力历来是学界研究和争论的焦点之一。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出发,目前关于媒介效果的一些基本的共识有:媒介对于公众的信息告知力、媒介的议程的设置能力、媒介的地位赋予功能、以及大众媒介对社会变革和社会运行的影响等。

作为现代新闻媒介重要组成部分的财经类媒体,更是在社会生活和社会经济运行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一个典型的案例是:2000年10月,《财经》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的封面文章,从而揭开了一场针对整个基金行业的“战争”,并最终对于中国证券行业的发展和整个中国宏观经济的运行都起到了一定的影响。接下来,本文将对《财经》关于“基金黑幕”的报道前后事件进行回顾,力图通过对这一典型媒介事件的解构,揭示出现代经济环境下财经类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

一、“基金黑幕”事件回顾

2000年10月,北京《财经》杂志的一篇封面文章令中国基金公司经理们坐立不安。这篇名为《基金黑幕———关于基金行为的研究报告解析》(以下简称《黑幕》)的报道跟踪了1999年8月9日至2000年4月28日期间,国内10家基金管理公司旗下22家证券投资基金在上海证券市场上大宗股票交易记录,在客观详尽地分析了它们的操作行为之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证券投资基金市场上存在着大量违规、违法操作的事实。

《黑幕》对《财经》“经过种种曲折”拿到的一份“在市场中传闻已久但多数人尚未目睹的报告”进行了解读,对中国的投资基金进行了六个方面的猛烈批评,基本上涉及了当时人们对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的种种质疑。包括:指出人们所期望的“基金稳定市场”的作用未被证明;市场上存在严重的通过基金“对倒”制造虚假成交量的严重违法行为;大基金利用“倒仓”即甲、乙双方通过事先约定的价格、数量和时间,在市场上进行交易并操纵市场;通过“倒仓”提高虚假净值;以及对基金的“独立性”的质疑和对“投资组合公告”的信息误导投资者进行批评等等。1

《黑幕》的出世立即引起证券界的轩然大波,作为直接反应,10月16日,包括大成、嘉实等10家基金管理公司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这国内三大证券报上发表“严正声明”,称《黑幕》一文“颇多不实之辞和偏颇之论”,是“耸人听闻的”。声明称:“中国的基金管理公司已经是国内监管最严格、制度最完善、透明度最高的投资机构之一,我们的业务都是严格按照法律法规的要求进行的。”对于《黑幕》中的种种批评,声明认为 “在许多方面都违反了证券市场的基本常识”,给予了反击。并称《财经》“作为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出版物,仅仅依据一份非正常渠道流传的所谓‘研究报告’,不向基金业和证券交易所进行调查核实,就写出一篇多次运用‘据传’、‘据说’等字眼传播谣言的文章并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发表,严重违背了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出版物最起码应遵循的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职业操守。”2

10月19日,《财经》杂志在同样的报纸上发表了“严正声明”,称自己的报道“有正当来源和可靠依据”。3

事情至此,关于基金的讨论已是人声鼎沸,包括《中国经济时报》、《中华工商时报》和三大证券报在内的国内主要财经媒体开始跟进,“基金黑幕”成为全国媒体最为热门的话题。类似《基金业到底存不存在黑幕》4、《〈基金黑幕〉有黑幕吗?》5、《如何看“基金黑幕”》6的讨论开始在经济界展开。2000年10月23日,《证券时报》发表署名文章《有则改之 无则加勉——评〈基金黑幕〉与〈严正声明〉》,呼吁业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一切向前看”。

《黑幕》之争引起了证券市场的明显波动,基金相关板块出现了大幅跌落。“基金黑幕”事件发生后不久,在“一些来自场外的因素”的作用下,基金重仓股先是出现了大幅上涨。7但很快,基金相关股开始大幅跌落。到了2000年10月23日下午,深沪大盘在基金重仓股的拖累下,出现大幅跳水。有机构股评惊呼:“《基金黑幕》引发的地震已经正式到来!”8

10月29日,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接受了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的采访,就围绕《基金黑幕》发生的争执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也正是在这次采访中,吴敬琏抛了出他那个著名的“中国股市赌场论”,从而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中国股市的大辩论,也将“基金黑幕”事件推向高潮。9辩论中,一些权威人士和官方人士开始走出对“黑幕”的沉默。11月2日,中国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首次公开表态,不点名地评论了“基金黑幕”问题。承认“目前中国证券市场与大多数成熟市场存在相当的差距,因此当前最重要的就是加强监管”,但这只是“发展中的问题”,“要在发展中规范”。102000年12月初,中国证监会主席周小川在一次会议上首次公开表示:“监管部门对于调查属实、确有证据的违规行为一定会给予依法处理。”11

《黑幕》引发的不仅仅是辩论。正是由这场论争开始,此后的2001年成为中国证券行业的风暴之年。在舆论的压力下,基金业内外经过数月的辩论与反思,开始逐步理清思路,取得共识。监管部门开始调整监管思路。2001年,监管层高举市场化大旗,推出了一系列旨在打破基金业特权,规范市场动作的举措。《财经》后来又连接推出《庄家吕梁》、《银广夏陷阱》、《谁在操纵亿安科技?》等力作,加之郑百文事件的曝光,这一切的结果是促使高层痛下决心整肃证券市场的违规行为,有力的推动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净化和发展。尽管作为初始起因的“基金黑幕”的议题重要度在这场风暴中,随着新的焦点的出现而逐渐淡落,且官方最终并未再给出明确的结论。但从事件前后各界反映的激烈程度、市场反应之明确,以及后来官方一系列动作力度之大来看,作为一篇优秀报道的《黑幕》和作为媒体的《财经》,其影响力已在此过程中表现的淋漓尽致了。

二、《财经》与《黑幕》的影响

通过对“基金黑幕”这一典型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财经》作为现代经济环境下的财经类媒介,对社会和经济的运行至少起到了如下四点影响:

一、监测经济环境,保障投资者知情。

拉斯威尔最早提出了传播的三个社会功能,C.R.赖特在其基础上在《大众传播:功能的探讨》(1959)中提出了大众传媒的四功能说,即:监测环境、解释与规定、社会化功能和提供娱乐。强调媒介对于特定环境的内外部信息收集和传递是大众媒介的第一要义。12市场经济的特征在于公平环境下生产要素通过自由交易进行自由流通,达到最优配置,其正常运转的理想要求是交易双方均享有充分的信息,作为经济人的交易主体只有在充分信息的情况下才能做出理性选择。然而,现代市场的庞大和复杂使得作为个体的投资者无法或很难掌握关于投资对象的充分信息,对于公共信息的传递正是财经类媒介的重要职责。现代证券市场强调的是信息的透明化和公开化,除了公司自身提供数据的义务,应当说财经媒体对于保持市场信息的充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财经》关于基金黑幕的报道无疑是在行使着监测环境,给公众和投资者以知情权的职责。正如《财经》在配《黑幕》所发的“前言”中自己指出:“证券市场理应“公开、公正、公平”,“投资人有权知晓这份报告。我们不愿断然作结论,指称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新基金)发展已经出现严重的路径失误;但我们相信,报告的公布会有助于监管层正视基金业尚存的制度性缺陷,并在加强监管、规范基金行为方面有更多作为,也有助于社会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现状有更全面的了解,从而以更有效的合力推动市场向健康方向发展。”13该刊认为,“公众有权知晓相关新闻(包括事实与数据),进而自己做出判断,这将有助于社会的合力推动市场向健康方向发展。声明认为,对于证券投资基金及其他市场发展热点问题的不同观点和建议都可以有充分的表达机会。”14

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早在正式推出之前,就被决策层和广大投资者广泛地期待为可起到稳定市场作用的最重要的“健康力量”,自1998年正式来到市场后,这些基金更是“承载着监管层的厚爱和舆论的褒扬,更被视为引入西方成熟市场经验、培育机构投资者的重要举措。”15然而,随着各项法律、法规的逐步健全和监管的加强,舆论开始出现了对基金运作中的“有欠规范”的越来越多的指摘,就在《财经》的《黑幕》推出前几个月,包括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和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著名金融专家王国刚博士在内的有识之士就在不同场合发表演说或文章对投资基金进行了猛烈的批评。16但在《黑幕》一文的推出之前,尚未有人对于投资基金运作中的问题进行公开全面的责难,主管机构更是未曾表态。加之当时正是开放式基金即将推出的前夕,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一家新生媒体,《财经》推出《黑幕》无疑冒着相当的风险。

从实际效果来看,《财经》对于经济环境的监测起到了它积极和应有的作用。从“黑幕”到“辩论”的过程正是信息的透明化和公众的知情权得以实现的过程。这种对于经济信息的充分披露无疑符合投资者以及整个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利益。它有利于人们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现状作出清醒的评价,避免了投资者利益的进一步损失,有利于中国证券市场的完善和健康发展。

二、引起股市波动,冲击宏观经济运行

李普曼“两个环境”理论认为,人类生活在两个环境中,一个是现实环境,一个是媒介信息构成的虚拟环境或“拟态环境”。现代社会的巨大而复杂的环境远远超过了人们直接认识的能力,而必须通过大众媒介构筑出的虚拟环境来认识世界,进而做出行动决策。17可以这样认定,在许多情况下,媒介正是通过对信息的选择和意义的赋予,来建构人们认知中的“媒介现实”,进而影响人们行为的。

股市是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晴雨表,其波动与多种因素如宏观经济形势、政府政策、突发事件(如战争、灾难)以及社会心理等密切相关。而作为现代条件下市场投资者主要的信息来源,媒介对于这些相关因素的报道无疑是对一个宏观经济环境的建构,这种建构会对投资者的心理和对经济现实情形的判断带来巨大的影响,直接引致“媒介现实”向“心理现实”的转变,进而影响其投资行为,引起股市波动。

前文业已对《黑幕》一文对股市的影响作了说明,此处不再赘述。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次《黑幕》报道中,媒介对于事件的揭露还直接导致了原定于2001年初推出的开放式基金和创业板的的推迟。前者于2001年9月姗姗来迟18,后者则至今遥遥无期19。此外,尽管《黑幕》中涉案的基金公司并非全部,但它们对整个行业的负面影响是巨大的,媒介的报道导致了投资者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整体悲观,其结果之一是随后推出的开放式基金的试点受到市场冷遇,第三只基金几乎到了发行不出去的尴尬境地。20

三、设置经济议程,引导社会舆论

传播学中的议程设置理论认为,媒介通过对某些议题的重要性的强调会影响到公众对这些议题重要性的理解,最后形成公众议题。进一步来讲,由于媒介的报道给予议题某种意义,突出某些属性而淡化另一些属性,从而影响人们对议题的思考方式。媒介正是通过这样一种途径,使公众对某种观念产生较为一致的看法,进而形成公开的舆论。

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合意”和“公众议题”并不一定是“全体公众

[责任编辑:yuz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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