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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洲:三法起草的主要参与者组织者和深悟者

2009年07月16日21:34证券日报王连洲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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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曲折折《基金法》

  ——“种瓜得豆”

  1999年3月30日“投资基金法”起草领导小组、顾问小组和工作小组成立。王连洲被任命为起草工作小组组长。谈起当年的领导小组,王连洲还能清楚的记得他们每一个人。领导小组成员包括全国人大财经委、证监会、原计委、科技部的主要时任领导和部分前任领导,他们是厉以宁、张肖、周道炯、柳随年、董辅仁、戴杰、以及王春正、邓楠、陈耀先、刘鸿儒、江平等。

  2003年10月28日,为证券投资基金业内人士期盼已久的中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终由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前后耗时4年半,作为“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组首任组长,王连洲对这其中的艰辛记忆深刻,“召开过大大小小的包括国际、国内专家学者,业内人士以及基金投资者参与的各种讨论会、座谈会难以计数;直接或间接参与讨论基金立法的人员不下数千;专门以书面的形式征求各个省市有关单位和业务部门的意见,反复易稿不下数十次。”

  证券投资基金法相比其他存贷款、信托以及股票、债券等金融产品投资立法,不能说是一个“显赫”和重要的法律,因为它毕竟仅是众多机构投资者当中的一般成员。但是投资基金法的整个立法过程,及其引发的社会关注程度以及对普通投资者所产生的教育影响,却是其他同类立法很难相比的。

  从起草“投资基金法”到《证券投资基金法》的最终出台,王连洲将其戏称为从“种瓜”到“得豆”,由此可见基金立法道路之曲折。

  “基金立法的初衷,主要是适应‘国退民进’,进行经济结构调整的需要,因此基金法起草的内容,就包括了对证券投资基金、风险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三类基金的制度规范,当初拟出的基金法草案,就达到了一百第五十条。”王连洲回忆当时基金法起草的最初原因时说。

  当时我国投资基金业的现实情况是,其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诸多问题,诸如基金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与责任不对等;基金业绩下滑亏损;持有人承担全部风险,而基金管理人却照拿管理费,旱涝保收;基金黑幕、利益输送、高位接盘、对敲等损害投资者利益的行为曾经时有发生。“可以说这是提出投资基金法立案的社会背景,也是出于规范基金运作的现实需要”,王连洲说。

  “争议,激烈争议”。在整个“投资基金法”的起草过程中,自始至终都离不开这种情况和氛围。“对于产业基金、风险创业投资基金,究竟在资金的筹集模式、组织形式以及运作规则上和证券投资基金存在那些具体区别,大家不十分清楚,所以意见差别往往很大。”王连洲说。

  2002年2月以前,倍受争议的主要问题,就是制定一部既能够涵盖规范证券投资基金,又能涵盖规范产业投资基金和风险投资基金综合的“投资基金法”,还是分别立法或者只制定“证券投资基金法”。

  2000年6月,基金法起草小组在宁波开会,吵很厉害,时任中国证监会顾问的梁定邦提出了一个与会者都没有明确反对的办法,即对基金按资金的公开募集和向特定对象募集方式来分类规范。直到2002年1月的一次会议上,经过多次修改的基金法草案已基本定型,但各方出于部门利益的考虑,还存在很大分歧。

  综合立法的工作依然前行。2002年2月的一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中心。全国人大财经委基金法起草领导小组、顾问组以及工作组开了一次综合会议。这次会议本该是起草组向全国人大财经委提交“投资基金法草案稿”的最后定稿会。“未曾料到其实也已有所料,本来对立的意见,在只制定‘证券投资基金法’问题上似乎奇怪的‘一致’起来。”王连洲回忆,“面对会议上此时此刻依然蕴涵着老问题的争论,与会的领导小组成员周道炯在与厉以宁耳语后,由厉以宁教授决断宣布,即将体现统一综合立法的‘投资基金法’最终改为单纯的‘证券投资基金法’。”

  “始终难成共识,只不过在不同的起草阶段,争议的主要问题有所侧重和不同。”谈起往事,王连洲说,“稍微关注该法案制订过程的人,都会发现最初立案的是‘投资基金法’,而出台的却是《证券投资基金法》。‘种瓜得豆’。”

  《基金法》的修订十分迫切,王连洲说,当初立法时,是本着对基金的从严控制的角度出发的,随着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现行的《基金法》实施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目前争议比较多的是基金的组织形式、投资者利益保护、关联交易限制、基金未来的发展等。

(证券日报)

[责任编辑:anny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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