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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洲:三法起草的主要参与者组织者和深悟者

2009年07月16日21:34证券日报王连洲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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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连洲:三法起草的主要参与者组织者和深悟者

王连洲(资料图片)

  采访手记

  王连洲简历

  1939年生人,山东冠县人,研究员。

  1964年毕业于山东财经学院财政金融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印钞局工作。

  1983年至2000年,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工作,主要从事金融立法,先后担任办公室财金组副组长、组长,办公室副主任、研究室负责人正局级巡视员;中国《证券法》、《信托法》、《证券投资基金法》起草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

  现被聘任中南大学兼职教授,华夏基金管理公司、华宝信托公司独立董事,硅谷天堂集团公司顾问等。

  □ 本报记者 张志伟 王兵

  王连洲的声名鹊起源于其对推动出台中国三部重要民商法的突出贡献。这三部重要法律就是众所周知、耳熟能详并对中国资本金融市场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中国《证券法》、《信托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王连洲作为推动中国金融证券市场规范发展的上述三部法律起草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由于对其所担负工作不屈不挠、执著不懈地积极推动,以及在涉及资本市场规范发展的诸多重大问题上直言不讳、务实平和的观点和平易近人的谦和力,使其在业界赢得诸多明光闪闪的头衔,备受尊重和推崇。

  不过直到今天,王连洲先生依然以平常人的心态审视社会,处事发声,常为弱势群体代言,谋求公正,对受之行业“专家学者”的尊称从不以为然。采访一开始,当记者以专家称呼他时,王先生谦虚地表示,“我够不上专家,距离真正专家的要求标准还相差很远,只是有机会长期接触这项工作,熟悉了一些有关的资料、知识和情况,可以说是一种运气、环境,机会、机遇的使然。”

  从央行到立法机关

  在1983年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全国人大财经委成立。具体负责组建人大财经委的常务副主任委员、原财政部部长吴波,请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吕培俭推荐人到人大财经委工作,王连洲作为人大财经委需要的财政金融专业人员,由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空降”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

  “每个年轻人都会有自己的事业追求和理想,可限于当时社会历史环境和个人自身条件,实现个人事业追求和理想的回旋余地并不太大,一切都要以国家的需要为准则。”回忆起个人工作的经历,王连洲感慨,“也许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的一步飞跃,为个人创造了一次意外的、塞翁失马的机会。”谈起在中国人民银行期间从事的工作,也难免流露出一些留恋和遗憾。

  调职全国人大财经委,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中国法制建设步伐的不断加速,王连洲得到了“海阔鱼跃,天空鸟飞”,展现人生价值,发挥个人作用的活动舞台。

  王连洲一直觉得,彭真任委员长的六届全国人大,应该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史上的一个重大里程碑。“在此之前,全国人大机关不足百人,文革时期仅有20余人,与中国宪法赋予其的功能定位极不相称,充其量只能算作一个象征性的实施立法和监督的名誉机关。”

  正是从六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起,首次成立了包括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在内的全国人大六个专门委员会,准备要好好地认真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将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确确实实地推向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不难这样猜测,这恐怕是不少吃到过“无法无天文化革命”苦头的老一代领导人的自我醒悟和选择。

  八届全国人大在立法工作方面积极进取,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主要领导人,“他们资格老、思想解放,工作主动,热情高,是最活跃、最民主、最团结、最有效率的一届委员会”,王连洲连用四个“最”,丝毫不掩饰对每一个领导的钦敬之情。正是八届人大财经委,一举争得了包括《证券法》、《信托法》、《基金法》、《期货交易法》、《国有资产法》等8项立法起草任务。八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办公室下分公交组、财金组,证券、基金、信托等都属于金融业方面,法律的起草任务当然落在财金组,而作为时任财金组组长的王连洲,也自然获得了更多接触金融证券市场立法方面的机会。

  当记者问起在立法工作中,有没有感到困惑的事情时,王连洲深有感触地说:“最困惑的事情,是自以为十分正确的观点并不被他人所理解,得不到认可;社会上绝大多数人认为大道通行的事情,被强行阻隔否定;一些带有普适性、普世性的理念被特色化所取代。”王连洲直到现在仍不停的呼吁着,应当承继人类文明发展的优秀成果,进一步完善健全法制,追求实施依法治国的良策和目标。他感到的另一个困惑是,“一部法律的出台,往往屈服于部门权益的过多考虑以及领导人的批示,不得不削足适履,带伤出台。领导人站得高、看得远,对于一部法律的个人提点意见,却都有相当的水平,但不能否认,谁都不是全才,都不可能将其意见考虑得十分周到、全面和正确。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领导人的指示意见如果不能充分的择优选择,就会给出台的法律本身及其实施带来伤害和困难。”“原证券法中几条经不起推敲、很不科学和非法律用语的规定,信托立法中对于信托机构运作规范的舍弃,投资基金立法中对其他基金运作模式的回避,都显露立法过程中令人难免困惑的印迹”。

[责任编辑:anny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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