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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灏:平生最惊心动魄的就是“8·10”事件

2008年12月07日23:50南方都市报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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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是求企业搞股份制

  试点的6家国营企业,赛格的马福元是很支持股份制改革的,其他几家却不太愿意推行

  1985年来深圳工作后,国企股份制改革更是迫在眉睫,因为要解决国企中的诸多问题,就不能不啃这块骨头了,不能不攻这个“关”。在股份制改革被批判是“自由化”而导致全国有关这项改革的议论、探讨处于偃旗息鼓状态的背景下,我们经反复调研、征求意见和修改,于1986年10月出台了《深圳经济特区国营企业股份化试点暂行规定》。《暂行规定》总则第三条规定:国营企业股份化,是指将国营企业的净资产折股作为国有股权,向其他企业和个人出让一部分国有企业股权或吸收国家其他企业和个人加入新股,把原企业改造成国家其他企业和个人参股的股份有限公司。我们将赛格集团公司、建设集团公司、物资总公司等 6家市属大型国营企业作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单位,市政府向这6家企业派出董事长,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总经理负责制。与此同时,在新成立的企业中推行股份化,由不同的出资者组成董事会。我积极主张用股份制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目标和方向,也极力主张引进现代企业公司制度来改造企业经营管理。

  1987年2月,市政府又颁布了《关于鼓励科技人员兴办民间科技企业的暂行规定》,这是我国最早允许私营企业成立的政府规定,可以这样说,这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有关私营企业的法规。是一项重大突破。这项改革的影响和作用大啊!明确规定:现金、实物、商标、专利、技术等可以投资入股分红。第一,商标、专利、技术等知识产权得到尊重、保护,大大调动拥有人的积极性;第二,从理论上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的理解。过去我们对马克思这一理论理解较片面,对“劳动创造价值”的认识狭隘了。专利、专有技术、管理等也是劳动嘛,也创造价值,而且会带来创造更大、更高的价值哩;第三,过去企业“成分”只有国营和集体、外商独资或合资企业、个体户,私营企业是不允许办的,我们就用“民营”绕过“私营”,打了个“擦边球”,这也就变通为允许私营企业注册、发展了。第四,这项改革措施给高新科技项目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创造了条件。深圳的华为公司就是当时最早的一批六十多家“民间科技企业”。华为总裁任正非对我说:“要不是那时你推出这项改革,接着又提出鼓励科技企业发展的二十二条,也不会有今天的华为。”

  那时,搞股份制、上市公司,是我们求企业。现在大家都知道的万科公司,原来是深圳特发集团属下的小企业,王石任经理,他对股份制改革很积极。万科要脱离原有的产权投资、行政隶属关系,以股份公司的身份与特发公司“平起平坐”,特发能同意吗?现代企业公司制度的性质、特征、管理方式与我们国企传统的一套不一样,很多人不理解。王石说曾找过我,想让我帮他快点解决问题,他当时还以为我不热心这项改革。他哪里知道,这项改革牵扯到方方面面,必须做公司领导层工作,还得疏通主管部门,协调好上上下下。

  我们搞试点的6家市属国营企业,赛格的马福元是很支持股份制改革的,其他几家口头上听你的,背后却不太愿意推行。那时,大企业可以改造,小企业也可以试,新办的、新设立的企业也“参照本规定执行”(总则第二条)。在城市信用社基础上,我们按照股份制组建了国内首家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它一成立,就公开发行股票。后来,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也陆续改组为上市公司,发行了股票,在证券部的柜台交易。

  推行这项改革阻力大哩,争论也很热烈。比如说,设不设“企业股”(即职工股,也就是现在的“员工持股”)?谁来代表?谁是持股人?如果设了“企业股”,给了企业一些支配权,会不会削弱了国有股?会不会瓦解了企业呢?诸如此类问题,争论不休。我认为有不同的认识、观点可以发表,可以争论,但争论归争论,改革试验要继续。从改革试验的实践中去总结、提高,又用来指导改革实践。

[责任编辑:anny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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