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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人”之尉文渊: 无怨无悔铺路石

2010年10月15日11:56财富堂乔戈里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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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饭店被冠之以“东方华尔街”的美名

后来每当开市,尉文渊就拼命地敲锣,响声果然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当时,有一两千红马甲在上交所工作,场面非常壮观,也带动了周边很多服务业,浦江饭店那一带也因此被冠之以“东方华尔街”的美名。

交易所建立起来后,对这个市场的不理解和不知道怎样去做仍然困扰着他。而他嘴里的这个“野孩子”,以惊人的速度疯长起来。

早期的上交所不可避免地烙有强烈的个人色彩。在早期股民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老尉和股市涨跌的经典段子。股民老许回忆说,曾有几次股市跌,尉文渊走到交易大厅一叉腰说“这个市场不会跌了,要涨了”,市场果然就涨上去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尉文渊是“木知木觉的”。“当时有人对我说:‘你一进场内交易大厅,场外就有人问你的表情怎么样。你的身体语言释放,代表你怎么看这个市场,等等。”直到1994年的一天,尉文渊才小小利用了一下自己的个人影响力:那天股指莫名其妙跌得非常厉害,“我拿起话筒说:’大家慌什么,没什么问题嘛。当时股价马上就回来了。”

他既要考虑关于交易所未来的大事,还得操心各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时还在做证券记者的左安龙,一想起老尉面对交易所满地垃圾的黑脸就想发笑。“每到3点半闭市,他都要跑到大厅里喊上一通:‘大家离场时把自己吃的盒饭、报纸都带走啊。’”

在随后3年中,尉文渊陆续地进行了多项尝试和改革:确立了交易规则;创办了中国第一份证券报并担任主编;进行市场扩容,上市公司数量从最初的“老八股”扩大到1992年底的近60家;会员从16家扩大到100多家,交易席位由最初的50个扩大到上千个,到1993年更是达到了6000个……在此期间,尉文渊也逐渐确立了他在中国证券史上的地位。

1992年,尉文渊推出一项极其大胆的金融工具创新:国债期货。这是资本市场深化发展的一次勇敢探索。可以说,国债期货和国债回购交易的推出,活跃了国债市场,提高了金边债券的声誉,有助于解决当时让政府揪心的国债发行难问题。

然而,也正是3年后的“327”国债期货事件,让尉文渊因负“监管责任”而离开了他一手创建起来的上交所。

他依然为自己当年的探索充满自豪;对把自己辛苦创建的国债期货市场送上绝路的“327事件”留有遗憾,“我还是认为,‘327事件’是新兴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能因为它而完全抹杀国债期货开办的市场意义。”

“其中确实存在风险控制问题,还存在市场监管措施未能及时调整的问题。但是,是不是可以假定,通过个人的努力,就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呢?我认为,没有327,也会有328、329,总有这么一遭。”

他的耳边回响起香港联交所总裁袁天凡曾对他说的一番话,那是尉文渊第一次访问香港,两人就证券市场交流了许久。

“尉先生,我觉得你太理想了,你想把市场搞得多么理性,是不可能的,市场早晚要出问题,你必须和大家讲清楚,否则,人们以为是你的责任。”

尉文渊的抉择

1998年8月,尉文渊把与自己很熟的记者张志雄叫到办公室,告诉他自己要离开了。

当时张志雄劝说他是否忍一忍再说时,尉文渊的态度很坚决:“我们来这个市场本是想做点事的,为了把事做好,总会有争议,这不要紧。但事情往往会转化成人的是非,这就相当凶险了,我是没有这种企图心的。所以,我对希望我留任的领导说,我只不过是个马前卒,让我走吧。我可不能成为争议的焦点,那是很危险的事。”

早在离开人行筹办上交所时,尉文渊就答应领导,干满2年后就回去。

“我突然发现我回不去了,交易所那个舞台那种挑战在这种体制内是找不到的,是绝对没有的。我到机关一看,一份报纸,一杯茶。我发现我回不去了。我只有出来。”

尉文渊随后下海经商,创办企业,集团从广告业做起,已拥有庞大的资产和投资,创业投资特别是风电项目的投资是最让人瞩目的一块。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离上海不远的昆山地区,低调、勤勉地经营着自己的企业。

时隔10年后,那些曾为尉文渊的选择感到惋惜与不解的人们,回顾中国证券业20年史上曾耀眼过的名字和如今的命运遭际,才体会到尉文渊对世事的通透与练达。

在当年这一批证券大佬中,尉文渊是唯一全身而退的。除了另两位猛人外,有“君安教父”之称的张国庆被判刑入狱,原三峡证券董事长邓贵安、总裁李洪尧、副总裁李晓春被判刑,原汉唐证券董事长吴克龄、总裁宋建生被吊销从业资格,原广发证券老总董正青被判入狱4年等数不胜数……

尉文渊是明白人。经历过1994年被某大报点名批评、“327”等连串事变后,他读懂了这背后的寓意——他已经清楚地意识到,中央和地方之间争夺市场控制权的博弈将日益激烈,一旦摩擦加剧,身处其中的人很难置身事外——“在体制内,你的命运不是你自己所能掌握的……”

张志雄感慨地说:“1991年一进上交所,就听尉文渊说他最想做个商人,当初听得云里雾里的,你这个上交所总经理做得好好的,去做什么商人?现在明白了。”

在2009年年底,阚治东的新书发布会上,我遇到了前来为老友捧场的尉文渊。当我问他准备何时动笔写自己的回忆录时,头发日渐稀疏的尉文渊立即摆摆手:“没必要了,该表扬的好人好事都表扬过了。”

那么,那些不可说的秘密?——“哪有什么不可说的秘密啊。”他笑呵呵打了一记太极。

他承认自己现在圆滑世故了很多,“年轻时的尉文渊多少有点英雄主义,理想、热血沸腾、使命感、不顾一切”。虽然刻意低调,仍然看得出他对中国证券业的监管有着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在一次采访中,尉文渊破天荒地批评政府过多干涉证券市场、创新不够的现状。

“上交所影响了我一生,也赋予了我很多,我算得上少年得志。同龄人很难有人像我一样幸运。对于离开,我很坦然,市场和历史会客观评价。对于过去,我不太介意,完了就完了,连我自己的孩子都很少知道我过去的事情。”

我是新中国早期资本市场的参与者,是早期建设的铺路石。现在,我是过来人,旁观者。我今年52岁了,以后我会坚定地做企业家。我对我现在的角色很满意。

[责任编辑:dean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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