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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人”之尉文渊: 无怨无悔铺路石

2010年10月15日11:56财富堂乔戈里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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尉文渊出身于军人家庭 原是一个“早产儿”

尉文渊出身于军人家庭,15岁时曾在新疆伊犁当兵,复员回上海后当过电影院的服务员,在上海某区委做过政法工作。恢复高考后,他考入上海财经大学。毕业后到正在组建中的国家审计署工作,一年后被提拔为副处长,随即又被提拔为人教司处长,可谓少年得志。

虽然仕途顺利, 尉文渊对沉闷的机关生活心有不甘,一直向往着更具有挑战性的使命。他得到了人行上海分行行长龚浩成的赏识,被调到金管处任副处长时,年仅35岁。

那是在1989年11月,一场政治风波刚刚平息。为了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不变,中国政府批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人行上海分行为之成立了筹备小组,由金管处处长牵头,而金管处的工作就由尉文渊负责。在相当长时间内,筹备工作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1990年6月,出访海外的朱镕基市长忽然向全世界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年内开业。一下子成为轰动海内外的大新闻。消息传回上海,急坏了筹备小组,交易所八字还没有一撇,如何实现年内开张?

得知老处长有意回金管处,一心想做出点成绩的尉文渊主动请缨,他还向领导立下军令状——保证上交所年内开业。还剩下半年时间,筹备工作此时已经到了分秒必争的阶段。“当时,我们都替他捏把汗——即使是搬个家,新房子装修也还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而这可是举世瞩目的中国大陆第一个证券交易所。”一位当事人回忆说。

“王(前任组长)是先想后干,想不明白,宁愿不干;尉是说干就干,想到哪里,就干到哪里。”尉文渊一上任,就颠覆了筹备小组留给大家的最初印象。他把整个交易所的筹备工作分成选址装修、规则起草、红马甲培训、组织上市公司和筹备电脑通讯系统几大块,每项工作都有专人负责,把一项复杂的工作分成了简单明了的若干块,使得整个筹备工作显得有条不紊。

最大的难题是不懂。尉文渊和他的手下都是股盲,筹办证券交易所几乎全凭想象。当时信息极其匮乏,出国考察是很敏感的事。随着最后期限的临近,尉文渊当初少不更事的自信被焦虑一点一点吞噬——我们搞的这个东西,真的是一个证券交易所吗?

在一次筹备小组碰头会上,尉文渊说着说着,突然流泪了。除了极度的疲惫外,他被一种茫茫然没有方向的感觉所包围:像浪涛中的一叶小舟似的无助,不知会被甩向何方,身不由己。

而在日本做过证券公司研修生的阚治东看来,尉文渊的悟性极强。“尽管一开始对证券市场并不了解,但他很快就掌握许多证券方面的知识,商量问题变得非常有主见。”当时,喝过洋墨水、见识过资本主义世界的几位骨干都主张保留一部分场内报价、手工促成成交系统。从没出过国门的尉文渊坚决主张上“无纸化”电子交易系统。他从向人民银行借的500万元筹备金中挤出100万,说服管金生、阚治东各代表万国、申银拿出一部分钱,一同上电子交易系统。

就在上交所开业前的一个月,尉文渊终于有机会到香港考察证券市场,当他发现自己看不太懂联交所的交易系统时,开始发慌。几天后,他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的电脑交易构想竟已走在香港联交所前面!

从开业第一笔交易起,上交所就跨入了无纸化的电子交易时代,这对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人评价说,如无电子交易的技术基础,中国证券市场不可能以这样快的速度扩张,也无法支持现在遍及城乡、数千万投资人参与、每天数千亿的成交规模。在电子交易的基础上,尉文渊也顺便解决了股票无纸化交易的问题,在当时,这又是一项具有世界领先意义的创举,推动和支撑了此后证券市场的快速发展。

时隔18年后,尉文渊回首往事,坦承:当时,上交所成立的条件还不成熟,无论是当时盛行的左的思潮、计划经济的桎梏、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包括传统的意识形态——“没有一项条件成熟”。上交所的成立,更多是基于政治因素的推动:经历“八九政治风波”后,中国向世界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在上海制定的浦东开放一揽子计划里,标志着中国金融业开放的证券交易所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这或许也意味着,尉文渊们将不得不为这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付出某种代价。

疯长的野孩子

1990年12月19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终于赶在年底开业了。

开门铜锣是尉文渊跑遍上海觅来的。开始找到的铜锣都不行,敲上去声音龇牙咧嘴的,没法听。后来,在城隍庙找到一个锣,它不是一个单片的,中间的部分鼓出来很大一个大铜疙瘩。尉文渊一看,当场拍板,用600多元钱把它买来,拽着就跑。

[责任编辑:deanhu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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