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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房价溯源分税17年

2010年10月14日09:55投资家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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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税17年

地方政府在1994年税制改革之后因财力不足,

促成房地产或者说房价成为一个财政和税收现象;

而从1998年“房改”开始,

房地产市场对中国投资者、消费者而言,

又演变成一种货币现象,

高房价由此势不可挡并招致舆情不满。

现在,如果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应到了改变这一财税体制的时候了。

编者按

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健林近期撰文直陈,高房价的根本原因是现行不合理的财税制度,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事实上是被“逼上梁山”。

“在这种制度下,增值税中央拿走75%,省级拿走10%左右;所得税中央拿走60%,省级分20%左右,市、区、县各级政府即使下最大的力气发展产业,也只能从税收中分得不到20%的收益。”王健林坦言,在现有的分税制体制下,地方政府只能从税收中分得不到20%的收益,土地财政因此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生财之道。只有下决心改革现行财税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扭转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只有真正解决了土地财政的问题才能解决高地价,进而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高房价。

仅仅是十几年的光景,地产商的舆论不期发生如此的变化,确实耐人寻味—

切身感受分税制带来好处的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曾在其传记《道路与梦想》中提及1997年在深圳与时任总理朱基的对话。在谈分税制扩大税基的作用时,他表示“举双手赞成分税制。我们大一统的国家,习惯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向来不承认地方利益。通过税制改革,第一次从税法上明确了中央和地方是不同的利益主体。换句话说,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都不明确,哪来的企业和政府的明确关系呢?可以说,分税制不仅仅是税收制度的改革,也是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不仅赞同1993年起朱基就大力推行的分税制,还赞同宏观调控,并成功地让朱基鼓起了以房地产当作支柱产业、拉动内需的信心。

言犹在耳,时移世易,分税制是不是到了需要革故鼎新的时候,GDP政绩观是不是到了该修正的时刻,房地产开发国民经济支柱地位是否到了应反省的当口?恐怕是只有当局者最清楚。

文 本刊记者 岳巍

进入8月,天气已经不像早先那么热,算起节气来,也出了伏天,岳分均在自家开的小卖部里,摇着蒲扇,兀自坐在那里,透过敞开的门,看着外面光闪闪的下午4点的日头影子。

岳家的宅子,正好位于村子里一条T字街的横竖交叉处,和村上的小庙隔着5米宽的窄街斜斜地相对,地理区域的优越,使得岳宅门前的空场成为村民们的“海德公园”。

冬天里的头晌与午后,夏天里的清晨和入夜,村里的闲人们便在空场上揣着手或是摇着蒲扇坐在一起,谈论的无非是村上的各种八卦。

岳分均今年已经65岁,不喜欢看电视也不喜欢听广播,更不会上网,对于外部世界的一切了解几乎都来自于自家门前的八卦大会。有时他会惊异于平时在自己店里买一包食盐都要斤斤计较、要求把零头抹去的邻人们是从什么地方知道的这么多“乱七八糟”的消息。

岳分均说那些消息是“乱七八糟”,显然是出于妒忌,因为他从来都只能从邻人们的夸张讲述中得到各种二手消息,而从未成为一手消息的掌握者。

这一次仍不例外,入夜点灯之后,岳分均仍旧在自己的小卖部里一边等着最后一个顾客的出现,一边已经开始算着一天的账目,同时支楞着耳朵听着门外的议论。

“听说,铁道那边的地,都要占,说是要盖啤酒厂,好像是青岛啤酒。”

“是不,我早就知道咱村儿迟早也得这样。”

“铁道那边是咱村儿的地,盖了啤酒厂 ,咱们在哪种粮食?”

“在铁道这边呗,说是要在村西头盖成楼房,叫咱们搬进去,现在这些庄户改成耕地。”

农人们摇着扇子,有一搭没一搭交换着各处听来的消息。起初,岳分均还能分辨出说话的是哪个,待听到村里也要盖楼房,然后把宅基地改成耕地之后,打算盘的手并未停歇,心里却狠狠动了一下。

之后他便再也分不清门外说话的是谁,只听见乱哄哄一片,七嘴八舌地开始憧憬搬进楼房的日子要怎么过,自家的拖拉机要停在哪,下蛋的母鸡和快要分娩的母猪要怎么安置,仿佛已经有人甩着鞭子在背后催着他们赶紧搬进楼房。而实际上,那时候还没有任何官方消息,而村西的人家看着自家边上那一块闲时无聊开出来种菜的田地,心里也在想着,要是在这盖房子,能不能算是占用耕地要些补偿。

岳分均终于放下手里的账本和算盘,蒲扇也没拿就走出大门,他想听得更真切些。农人们的交流还未结束,现在重点转到了铁道那边的地被征用之后,埋在那里的先人们怎么办,迁坟无疑是一件麻烦的事情。

对岳分均来说,还有更麻烦的,他忍不住插话:要是搬到楼房里,原本的宅基地是不是就不是咱们的了?

众人突然安静下来,就像是瞬间被封住了口又像是一下子从混钝变得清醒。

这里是华北地区最常见的小村子,自北向南,铁路、公路、河平行排列,村子在河的南侧,铁道北边是村里的耕地。

760户人家2816口人耕种着2641亩土地,60多家村办企业与私营企业带来的经济效益使得这个以小麦玉米蔬菜为主要种植作物的村子被其所属的藁城市命名为小康村。按照农人们的理解,现在,这个村子又要迎来一次翻天覆地的变革了。

要迎来变革的不止岳分均的村子,藁城市,这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古县距离河北省省会石家庄市只有31公里,这个距离使得它比其他县级市拥有更多与石家庄“亲近”的天然优先条件,如今,这个拥有76万人口,面积836平方公里的县级市已经成为石家庄市未来发展规划中“‘1+4’组团城市之一”。

其实,彼时,岳分均还不知道的是藁城市所辖的13个镇、1个民族乡、1个经济技术开发区——也就是目前还有土地可供征用的行政区域,都流传着要盖住宅楼的消息。

对于大部分村民来说,搬进楼房是一个香甜的诱饵,岳分均的儿子、女儿都在石家庄成家立业,如果想要住楼房,随时可以去住,所以,“楼上楼下”的生活对于岳分均来说没有多少吸引力,他所关心的只是,现在的宅基地怎么办—“这可是我的”。

在岳分均这样的农民的精神世界中,对于土地的最朴素的占有欲望是他们生存的目标之一,如今,显然有对于他们的土地更具占有欲望的集团出现,并且使用各种手段试图从他们手中夺走他们所认为天然属于他们的土地,尽管诱饵香甜,但这能预见的失去土地的后果还是使得他们在最初的“过城里人一样的生活”的憧憬之后陷入深深的惶恐。

岳分均和他的邻人们,如今陷入惶恐以及对于未来的不确定中,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如今的遭遇,在17年前即已注定。

17年前,是为1994年。对于这一年,岳分均能记得与自己有关的大事只有母亲的去世,当然,这是他作为一个普通民众的私人记忆。而在中国政治经济更为宏大的层面上,则是“分税制”浮出水面。

在当时看,这与只承担农业税以及三提五统的农民岳分均几乎没有任何关系;但是,17年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分税制给中国带来的变化,除了中央财政的丰盈之外,还使得在地方政府的施政中,土地财政像罂粟一样野蛮生长,并且很可能成为压垮民众的最后一棵稻草。

这是当初人们没有预见的,也是事后人们不愿看到的,但却是在这17年中实实在在发生的。如今,当农民的耕地与宅基地也被盯上的时候,土地财政以及客观上催生土地财政的分税制便成为众矢之的。而岳分均和他的邻人们也将因为土地财政而被“围入”高楼,今后怕是只能在“半空”中看着自己曾经的耕地上建起厂房,曾经的宅基地上栽满庄稼。

[责任编辑:mango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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