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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者说》之阚治东访谈文字实录

2010年10月13日09:12腾讯财经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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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外面黑市的买卖,今天的股票怎么会有黑市呢?我们现在是无纸化交易,早年的股票是有纸的,早年的老八股都是有纸的股票,大家可以在历史的资料文献中可以看到这样的股票,当年的股票是有纸张的,股票的交易是有规定的,我们的后面交易有倍数,你买出股票写了同意卖出方原股东,卖给某某另外新的股东以后,某某股东为新股东盖一个章,这是原始的一种做法,也是我们早年真实的股票交易的状况。

这个交易过户不都是在你们那里过户吗?因为我们还有一个股东名册,名册同样地变过去,但是他们有办法的。因为我们当年的股票交易,我们自己有两三个营业部,另外还有其他的证券公司有几个营业部。规定他们营业部交易的股票最后都由他们集中拿到我们静安或者虹口营业部去过户,很多人把这个交易东西夹在那里,我们也很难辨别,后来我们的股市黑市交易愈演愈烈。

我们当时的静安证券交易营业部在南京路西康路,那条路刚开始定在那里的时候感觉空荡荡,因为静安体育馆本身那条街上没人气,本来在南京路上,但是那里太小了就搬到静安,那个营业部人家说风水不好,为什么呢?静安体育馆原来把这个地方建成一个台商,台商做商业,后来干不下去了没人气,后来就关门了,原因是在偏路上做一个商店,很多人认为风水不好,我们不信这个邪,没想到后来我们把那条马路搞得水泄不通。如果你们看过早年的股票,股风,描写我们当年股市的作品,尽管有点夸张,甚至有点丑化我们的股市,但是有一些场景还是像我们当年的股票疯狂的黑市交易。

主持人:你也提到黑市交易,后来是怎么样的,有想到什么办法呢?

阚治东:后来我们就借机向领导建议,我们说股市当然一方面是我们管的,另外一方面是供求关系严重失衡。上海发行股票太少了,少到什么程度,平均20个上海人才摊上一股股票,我们分析股票的原因,股票的交易价格太便宜了。日本的股市平均PE,今天我们是PE,当年叫市盈率,日本的股市盈率是50倍,我们的电真空就只有几倍,我们说它有成长空间,上市空间,我们推荐上海政府推进股票,后来很多公司在那个时间陆陆续续增发了很多股票。这也是从供求关系角度,PE市场,股市不要过分地疯狂地往上涨,当时也是一个有效的措施,但是股票市场真正黑市取消还是上交所成立以后,黑市交易就杜绝了。

《亲历者说》之阚治东访谈文字实录

中国证券教父阚治东接受腾讯财经专访

申银、万国、海通三家券商协助筹备上交所

主持人:当时你也参与了上交所的筹备工作,主要是负责哪一些工作呢?

阚治东:上海交易所的成立是我们最早呼吁要求成立上海交易所的,因为我们的证券市场,慢慢地我们申银已经有3个营业部了,静安、虹口、威海。我们的交易我始终认为是分散的交易,分散到什么程度呢?所有上海证券公司营业部的交易的价格是不统一的,同样的股票在我们里卖到102,在万国证券可能卖到101,在海通证券卖到100,所以最早年的股票庄家说要派出好几个营业员待到每一个证券大厅,看他们那边的价格是多少,我们这边多少。当时我呼吁建立一个统一的、集中的交易市场,我们所谓的集中交易市场就是证券交易所,呼吁以后在1989年的时候成立了,大家说上海成立证券改易所的时机已经成熟。

曾经人民银行也走这一批专家学者做了一本上海交易所的方案,遇到1989年的那件事,有的人又说不成熟。最终上海交易所筹备顺利成立还是朱镕基在上海当市长的时候,召集一个会议中间最后明确提出上海要成立交易所。这个交易所成立的时候当时上海市政府成立一个三人领导小组,这个领导小组是我们几个德高望重的一些有关部门领导人,一个是交通银行总行的行领导李祥瑞,一个是人民银行的老行长龚浩成,还有一个上海体改委的贺镐圣三人领导小组,还成立了一个办公室。最初提出是1990年,提出上海交易所要成立,但是具体时间并不是这个时候,当年我们正式成立交易所成立的老同志应该说比较稳重,做什么事都要三思而后行,所以他组织一帮专家、学者反复从理论上探讨,到上海、深圳各处去考察。

到了1990年大概是上半年都过去了,六、七月份,几乎上交所就没有动静,我们也没有做什么,不让我们参与。当时朱镕基市长出访国外,也是1989以后出访最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导,所以世界媒体都比较关注,我们朱市长突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年内开业,这个消息传到上海,把我们急坏了,当年上交所还八字没有一瞥,怎么可能年内成立呢?这时候可能也考虑上交所不成立,如果年内开不出来这个责任很难承担,因为大家都知道朱市长当年以严厉而出名的。所以我们上海应该说那些干部都怕他,所以三人小组的领导都是一些德高望重的领导,我相信他们也很敬畏朱市长,我相信他们也召集了,所以临时把尉文渊从上海经管处来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他说我要成立,你们三家证券公司都得帮我们忙,帮什么呢?每一家证券公司抽调一些人员给他,上交所的交易部门强纪英、上海交易部的老总王强是万国证券给他的,每一个证券公司都抽调人员给他,而且每一个证券公司都承担几个法规的起草任务,他说总共有多少法规,多少管理规定,另外承担他们的各种培训业务,我们培训交易员,培训怎么交易,我也带着他们去讲课,侯马家也说早年听过你的委托买卖这一课。

亲历327国债期货事件 身处香港远离风暴中心

主持人:你刚才提到尉文渊,你们之间的交往是如何呢?“327国债”期货事件你也经历过,当时你在香港是吗?

阚治东:尉文渊当时从上海调到经管处,他是经管处正处级的处长,只是认识但是交往不深。真正的交往是尉文渊开始筹备上交所,我们的交往越来越频繁,后来上交所成立,我也担任副理事长,所以和他交往比较多了。另外本身证券公司本身和交易所交往比较多一些。

“327国债”也是证券上早期的一个比较大的事件,你问的问题是很多人经常问我的,说阚总,当年你在香港,如果你不在香港是不是也会卷进去?会不会像万国证券那样,挤到恐慌里面去,最后也会输得一塌糊涂。这个问题我实际上已经回答了。我说确实那天比较巧,当时上海有一个上市公司叫中西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我是他们的董事,董事会在那天上午的深圳召开,深圳召开了董事会以后,我看下午有点时间所以去香港看看,晚上又从香港回来了。

我们当时手机没像今天的漫游,但是手机已经有了,但是跨境漫游等等功能不像今天这么方便,今天你走到哪里都可以找到你,当时找要找一个人还是比较难。因为我们当时要筹备香港的公司,我们准备开展一些业务。完了以后我从香港过来深圳,晚上当时中国证券报一个叫李树忠晚上约我一起吃了晚饭。他见到我第一句话说上海三家证券公司全倒闭了,我说开什么玩笑,半天时间上海证券公司全倒闭了呢?后来他和我说今天因为各种原因,当时他们知道上海证券公司全倒了具体的情况还不太了解。后来我想到这个事情可能有些严重,因为说道国债期货,因为国债期货确实能够导致这样的情况。后来我打电话给公司负责自营业务的同事叫胡瑞荃,他说阚总你放心,我们公司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万国证券彻底倒了,我说好行。

主持人:带着一种侥幸的心理。

阚治东:有这一种心态在里面,后来我知道上海当天发生的情况我在那里是这样了解的。

主持人:此前应该有一些预兆吧,你不可能不知道这个情况。

阚治东:“327国债”连本带息是一个五年期的国债,总共大概是145左右,这个价格多方已经慢慢地把它拉到这个价格了。有一些人认为这个价格不太合理,就是连本带息就拿这个钱,怎么这么早拉到这个程度呢?所以万国包括做空方认为这个不合理拼命和他们对头,你做多我做空,事情爆发是爆发在“327”当天。当天有传言说所有的早年发行的国债都要加息,这个传言早就有了,加息是我们所有从事专业的经营人都不相信,大家都明白,买股票是一个长期投资,买债券包括国债承担的是一个利率风险,因为长期的债权利率会变化的,如果你买的是一个通货膨胀率比较高的,利率比较高的时候,慢慢的利率走得比较低。

反过来在通货膨胀不明显的时候,低利率买的国债,通货膨胀利率高了,你在利率上会吃亏。当时确实是通货膨胀比较高,所以当时的普通的储蓄存款每年的利息大概是15%以上。这个时候大家还是不相信国债会加息,因为债券从来没有加息过,而且我们早年发行的国债曾经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大家都呼吁财政部加息,但是财政当年是这样说的,买国债承担的是利率风险所以不可能加息的,所以大家不信,当天上海这个消息越传越烈,像真的一样,但是他们还是不信。当时“327国债”的空方已经把价格拉到超过连本带息的价格了,所以他们拼命地打压,打到最后可能理智控制不够,控制不够表现几个方面:

一、我们当年几家证券公司交易所都给我们一个持仓总额度,我记得每家都持仓40万-50万。就是持仓总额度不能超过这个。

二、国债期货交易要缴纳保障金,先缴纳后买卖,实际上当时的程序有问题,不能保证同样在会员席位上下达委托指令。所以这个时候,今天我在文章里面写到,促进上市。总的额度没有怎么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额度呢?导致最后的交易变低,后来宣布我们的交易无效。我们想证券市场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交易无效的,但是如果自己交易算有效,对资本上造成的伤害,对于上海财政造成的伤害,比我们今天感觉到的“327”更大。327是毁了万国证券,如果10几分钟的交易仍然有效毁的可能不止是万国证券。当时我赞同尉文渊这个措施的,那时有10几亿的窟窿我们可以承担,但是100多亿的窟窿公司承担不了,上海市政府也承担不了。上海市政府当年给中央一年交105亿,你把上海一年的财政输完了,谁来填补这个窟窿呢,所以整个上海大致是这样的情况。

管金生尉文渊受“327”国债事件影响重大

主持人:可以说你的好朋友尉文渊和管金生都受到的影响很大,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你当时是怎么样的感想呢?

阚治东:管金生在这个过程应该要承担他的责任,当时万国证券公司抛出那些天亮的炮弹,可能不出自管金生自己亲手,但是出自他的交易员,他作为万国证券公司的领导应该承担责任应该是必要的,这个责任承担哪些责任,应该怎么来看?这个事情我们在很多方面都看的,记得当年的海通证券公司也发生过这样的问题,在“319”国债做空给公司输了一、两个亿,当时有追究他们总裁的责任。当时上海检察院说这个案子比较离新,从来没有遇到过,所以做了一个司法调查员,在调研过程中,海通证券做得很好,我们正常的交易,正常的买卖有输有赢是必然的,不能由此赢了什么事都没有,输了就认为是渎职,这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对海通证券认为这个比较多,帮他说点话是应该的,但是万国证券公司出了问题,并不是违背了几十万口的限额,保障金没有缴纳就这样盲目地去保单,这个是问题肯定有责任的,你要受到什么样的承担,受到什么处罚。我们作为一个理智的经营的领导,哪怕是电脑程序上出了问题,也不应该破坏这个电脑程序,不能说有空子就钻。

后来老管也并非这个“327”受到处分,最终是由于其他原因,这个原则至于有什么关联,我们不便在这里多说。尉文渊也应该说也是受到“327”过早地离开了上交所。当然我也知道,对尉文渊来说他也是非常不服气的,我认为他在这件事上处理是最为理智的,换了哪一个交易所的老总都难以这么处理,因为不会把这个交易叫停,因为没有魄力,另外在有一些问题的处理上也没有这么大的果断性,所以尉文渊最后大家还是认定他在这个事情上有责任,要求他离开上交所。今天我们认识到尉文渊未必不是坏事,从他本身来总结,反而把他逼到另外一条路上,自我创业,也有今天的尉文渊。

主持人:这个事件对如今的股指期货交易有什么影响?

阚治东:今天的股指期货也不是一天两天。我相信我们所说的控制就是电脑程序上的漏洞,保证金制度上的漏洞,以及持仓总额的漏洞,在这个简单的问题上不会犯错误。但是任何一个交易品种,当火热的时候,难免还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一些问题只是没暴露而已。因为你今天看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成熟不成熟,日本东京证券成熟不成熟,仍然有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日本过去从来没有出现过电脑程序化会堵断,也曾经出现过误报,把买和卖搞错,有一些小问题是小事,把100万听成1000万问题不大。就怕把100万说成100亿那就是大问题了。所以今天谁也不会说个市场不会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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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parry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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