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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市场化改革的中国经济面临两种前途

2010年02月02日10:29财经网张燕冬 陈君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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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近日,在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80岁生日之际,由中信出版《比较》、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联合举办了“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国际研讨会,议题丰富而针对时弊,以思想前沿之视角,观时代发展之趋势。与会者群贤毕至,畅所欲言,集改革之呼声,汇改革之思想,创改革之前沿。《财经网》特此组织专版,汇集部分代表的精彩观点,以饕读者。

“到了21世纪,中国经济面临两种前途,即社会公正的市场经济和权贵资本主义。这两方面都有所发展,并出现了一种“赛跑”状态。这两种去向、两种力量在“赛跑”,其估计是胜负难分。也许,我过分焦急了”。这是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国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包钢经济学教席教授吴敬琏在由中信出版 《比较》主办的“发展与转型中的制度”国际研讨会上对中国市场化30年改革所面临前途的担忧。

在谈及这种担忧时,吴敬琏重新拿出10年前在《中国改革20周年感言》中引用的狄更斯《双城记》一段话,来描述中国所面对的情况: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前途无量,同时又感到希望渺茫;我们一起奔向天堂,我们全都走向另一个方向。

在分析中国前30年改革的动力时,吴敬琏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在“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巨大灾害下开始的,为什么能够在那时候开始?因为前30年政策上的一些极端举措和“政治运动”,使得中国经济、社会和绝大多数人都受到损害。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但打击了一般的工农群众,而且打击了几乎99%的各级官员,动摇了中国政治统治的基础。而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政治制度,用当时的说法,叫做“对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制度”。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期,从高级官员到普通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几乎所有的人,都一致认为“全面专政”的制度必须改变,改革的共识形成。

关于中国改革的目标和模式,吴敬琏指出,当时经过若干年的讨论、实践,最后大致形成了三种主要的目标追求:一是东欧模式,也就是经济学上说的市场社会主义,即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框架内,引进一些市场竞争的机制;二是东亚模式,即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三是欧美模式,即自由市场的经济制度。

吴敬琏认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第一种目标逐渐退色,最向往的是第二种东亚模式和第三种欧美模式。官员们较多地倾向于东亚模式,而受过现代经济学教育的知识分子,一般倾向于欧美的自由市场经济。但是这两种观点,在当时没有太大的分歧。因为,中国当时的市场被极度干预,即使把欧美模式作为目标的人们也认为,这种情况下,威权主义的政府作用,还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所以,倾向于东亚模式和欧美模式的两大群体之间形成了某种妥协和共识。但是,在实际的推进中,中国更多地是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东亚国家学习,目标是形成一个市场经济,但更多地则强调改革的作用。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按照这样的目标,这两部分人共同推进了中国的改革。

关于改革战略,他指出,中国主要采取了“增量改革战略”,就是对国有经济不做大的变动,逐步放弃对非公有制经济的限制和发展私有经济。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国家进一步提出了国有企业从“竞争性部门”退出的问题。后来,1997年的中共第十五次代表大会决定,国有经济只需要控制“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除此之外,要从其他的竞争性部门逐步退出。

在他看来,这次党代会,确定了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通过此次战略改革,以及市场制度的引入,使得蕴藏在中国民间的活力迸发出来,推动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这样的体制安排,一方面使市场经济蓬勃发展起来,同时,原有的国有经济和行政命令配置资源的这一套体制,又没有完全退出,就在中国形成了长期存在的双轨制。双轨制的做法,一方面减少了改革的阻力,增加了改革的动力,但是,另一方面,双轨制又使“权力搅买卖”的寻租活动普遍蔓延。意识形态的惯性和既得利益的驱动,而所谓既得利益就是寻租的利益驱动,使进一步改革受到阻碍或遭到歪曲,也使得腐败问题和因为腐败、垄断等引起的收入差距的扩大,在中国社会非常严重。

在对外经济方面,吴敬琏认为,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向东亚的一些国家学习,采用出口导向政策。采取这样政策的原因是跟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外延增长模式”相关。外延增长模式的特点是经济增长靠投资、靠资源投入、特别是资本资源投入驱动的。这样的增长模式有其弊端,它会使投资率不断提高,最终需求比重不断降低,造成需求不足。这是所有采用这种增长模式的国家都遇到的问题。需求不足怎么解决呢?中国大致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90年代初期,仿效东亚国家的“出口导向政策”(新重商主义政策)用强大的出口的需求支持了1990年代中国经济的迅速壮大。

通过分析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中国“出口导向政策”对经济迅速增长所起的正面作用,吴敬琏进一步指出,正如所有采取这种出口导向政策的国家所碰到的情况一样,在成功使用了这种政策10年、20年以后,无一例外的使出口国外汇存底巨额累积、货币超发,资产泡沫生成和通货膨胀压力增加。中国从1995年开始,要求改变这一增长模式。但是,这种增长模式,它是以计划经济制度或者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制度,或者新重商主义的体制为基础的,如果不改变这种体制,虽然中国政府一再提出要改变这种增长模式,但是成效甚少。到了21世纪初期,这个问题就变得越来越严重。同时,这样的增长模式,对前面讲到的腐败问题和收入差距的扩大,都起了负面影响。所以,到了20世纪末期,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市场机制的引入,使得中国经济完全改变了面貌。另一方面,社会问题、腐败问题、收入差距的扩大又困扰着我们,而且使社会出现很多危机。

关于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吴敬琏仍然表现出克服危机的信心,他表示,希望第一种趋势战胜第二种趋势。根据我们过去30年的经验看,我们总是不断地碰到危机,但是过去的30年,每一次碰到危机,我们都克服了,而且都推动着中国进入一次新的飞跃。经济学家同仁们,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应该用这些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来激励我们,使我们作出贡献,使中国经济能够克服这种危机,在克服危机中取得新的进步。这样,中国经济就可以为中国大众,也为世界作出更多的贡献。

中国应该做什么?吴敬琏认为,最重要的是四方面问题:第一,进一步推进市场化的改革,铲除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第二,要切实转变增长模式,提高居民消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第三,把市场建立在规则的基础之上,建立法治的市场经济,平等对待不同所有制经济;第四,归根到底,要建立宪政民主。

[责任编辑:Jack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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