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财经腾讯财经 > 正文

薛澜:温和中见证不露锋芒的智慧

2010年05月31日17:21贵州卫视《论道》我要评论(0)
字号:T|T

薛澜:温和中见证不露锋芒的智慧

节目嘉宾薛澜

——对话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薛澜

薛澜:现任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兼21世纪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同时任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乔治华盛顿大学兼职研究员、德克萨斯州立大学奥斯汀分校IC2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公共政策与管理、科技政策与管理等。

在采访薛澜教授之前,我先见到了他的几位学生。当问及薛澜教授平时最大的特点时,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讲到这样几个词:低调、温和、严谨、平易近人,平时喜欢爬山、爱好打乒乓球的薛澜教授留给学生们的最深印象就是他的儒雅与随和,这似乎与他本期做客《论道》将要讨论的严肃话题——“智库”没有太大的关联性。但当我采访薛澜教授并与之探讨其研究领域中的相关问题时,他的温和、耐心与娓娓道来始终感染着我,而最使人叹服的,是他在每次回答中流露出的智慧、机敏与冷静,没有锋芒毕露和滔滔不绝,有的只是以一贯之的严谨与精确。也许,这才是一位“中国智库”探索者的真正智慧。

记者:对于中国智库的未来发展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中国智库需要掌握国际话语权,尤其是加强人文社会科学成果的对外传播,因为这是国家软实力的体现。在您看来,30年改革开放形成的“中国模式”或“北京经验”怎样才能一步步地推向世界?在这一过程中,我国的“智库”又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薛澜:“中国模式”或者“北京经验”不能只是中国人自娱自乐的游戏,这样的“模式”和“经验”在国际上是没有生命力的,更不可能形成国家的软实力。真正的“中国模式”或“北京经验”应该是中外学者共同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上不同发展模式的比较、分析和总结之后形成的。

这样形成的模式或经验不但能够真正总结归纳中国特色的东西,更重要的是能够发现其中对其它国家发展有价值的普遍性的规律。因此,中国模式或北京经验的形成,需要加强中外学者的坦诚交流与探索。这种交流和探讨的过程其实就是把中国模式或北京经验推向世界的过程。中国的智库就是这个交流和探索过程的绝佳平台。

记者:当前,我国的许多突发事件或危机事件都发生在地方政府或基层,哪些因素造成了这种原因?这对我国地方政府处理类似事件提出了哪些挑战?怎样从根本上加强地方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薛澜:中国社会目前经历的是多重转型的叠加。这些转型给社会各个方面带来的冲击是巨大的。而中国的地方政府和基层单位往往是接受这些冲击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地方政府面临着两个方面的冲击:首先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我们的政府从全能政府转向有限政府。政府从很多不该管或管不好的事情中逐渐退出。但在很多地方和基层单位,人们的观念尚未改变,有事情找政府已经成为多年的习惯。所以有了什么矛盾和问题,一切目标都指向政府。

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在政府转型过程中,的确有很多面向社会的公共服务需要政府提供,但很多基层政府又缺乏相应的能力或财力来尽到其应尽的责任。因此,也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不满,成为接受冲击的对象。

这些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来说要从两个方面入手。首先是要提高各地各级政府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能够尽快控制局面、化解危机、减少损失。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要改善公共治理体系和机制,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存在的一些如定位不清、资源不足、水平不高的问题,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方政府面临的困境。

记者:前不久,全国新一轮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基本完成。这项以探索

实行大部制体制为特色的改革历时十个月,力争实现从“瘦身”到“健身”的转变。您认为这项改革的意义何在?是否取得了预期效果?

薛澜:行政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就是要解决我们目前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政府的职能定位和效率的问题。行政体制改革的成败与否,决定着我们建设和谐的小康社会的根本。这个改革过程也是长期的,不能靠一次两次就彻底解决问题。这次大部制改革是非常有益的探索,力图解决一些部门职能重复,协调不力的情况,在不少地方取得了预期效果,但是要巩固和完善这些效果还需要今后持续的努力。

记者:您在几年前综合我国与其他国家的科技竞争力比较,得出“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居中游水平,处于发展中国家前列,但与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差距仍然很大”的结论,并提出了我国科技发展的几点政策建议。在您看来,这些政策目前是否已经得到了有效落实?我国从“中游水平”上升到“上游水平”大约需要多长时间?这一过程中最需要克服的困难是什么?

薛澜:应该说当时提出的很多问题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都得到了关注和体现,当时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也得到了采纳并开始具体落实。中国的科技实力大大提高,已经变成了一个泱泱科技大国。但是,中国科技从世界中游水平上升到上游水平仍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国家创新体系文化建设和体制改革仍然任重道远,虽然中国目前从科技投入和产出的总量来说都进入发展中国家前列,但是从人均的角度来看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更重要的是,中国科技投入的效率和科技产出的质量仍然有待提高;中国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仍然落后;中国科技创新的环境仍然有较大的差距;中国的科技体制仍然制约着创新能力的发挥。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中国科技发展的水平才能实现从中游到上游的跨越。

记者:全球化背景下金融危机的到来对我国政府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哪些挑战?

薛澜:金融危机对中国政府的管理工作提出了很多的挑战。首先,就是如何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减少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产生的负面影响,从而减少金融危机对中国百姓的负面影响。这个方面中国政府的工作是非常出色的。同时,要避免由于短期应对金融危机所采取的政策措施对中国长远发展产生不利影响。此外,要采取积极的措施,加强和完善中国经济的监管体系,为中国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记者:您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在发展中存在着哪些缺陷或不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薛澜: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规模很快,但仍然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坦率地说,我们很多学校的硬件条件与世界一流大学相比并不差,但我们缺乏相应的软环境。大学自主办学的空间很小,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限制和制约。比如社会对教育部门的压力很大,教育行政部门给学校的束缚很多,学校给学生的自由空间很小。这样的环境下,很难出得了一流大学。我希望中国大学能有更宽松的学术环境和学术氛围,能按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和教育的内在规律不断完善自己。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进一步理顺高校内部的管理体制,明确怎样真正按照现代大学的管理体制去建设现代大学的方法和途径。我们已经提出了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世界一流大学有它自身的运作规律,这一点中国的大学需要做深层次的研究、改革和调整。

记者:您自上世纪80年代初赴美留学并在国外从事相关教学、研究与顾问工作后,于1996年回国并就职于清华大学。当时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

薛澜:我意识到当时国内的发展不等人。我的想法是:在人生的不同阶段,确实每个人都有各种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考虑,但是从长远来看,我还是要回国来发展。因为我觉得,实际上中国发展到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对公共管理公共政策这类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

我觉得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总希望我们学的东西能对社会有所贡献。我们经历过六、七十年代的迷茫,所以我们的社会责任感要更强一些。我自己特别希望能将在国外学习的知识应用于中国的社会实践,把中国这种体制上的问题从根本上彻底解决,这样才能将整个社会推向前进。因为毕竟中国已经失去的时间太多了。

记者:对您来说,人生中最大的乐趣是什么?作为一个老师,您平时是怎样教育并影响您的学生的?

薛澜:人生最大的乐趣就是始终怀着好奇心去观察社会上的人、组织、和事件,提出疑问并努力寻找答案。教育学生最重要的是尊重学生,和他们平等地探讨学术研究的问题,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提出并解答问题。

[责任编辑:nikiluo]
登录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分享至: 腾讯微博
如果你对财经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到微博反馈

热点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