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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对话薛澜:中国智库期待国际话语权

2010年05月31日17:18贵州卫视《论道》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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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崑:是因为它的评判标准不一样吗?

薛澜:对,因为他这个智库有他个人的这种偏颇。但是我想总体来讲就是中国应该来讲真正高质量,有品牌的,有影响的这种智库确实还是不多的,实际上中国很多智库它都是跟部门密切相关的。龙先生也提到,这个原因其实是跟我们政府目前公开透明还不够密切相关,好比说,我们作为一个社会上独立的研究机构,我们非常希望能够去作深入的关于外经贸体制的这种研究,但是很多信息我们不掌握,那么这种很重要的信息是我们作分析的一个基础,没有这些信息我们就很难去作深入的研究,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原来的外经贸部下面它所属的研究院它们掌握了大量的信息,所以它们作出的研究确实可能比我们掌握更多的信息,那么可信程度更高,尽管它可能代表它的部门利益,所以要想使智库真正发挥作用,不但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政策过程更加透明,同时政府的运作,信息的公开,在这些方面的话也是智库生长的必要条件。

王莉丽:针对你这个问题,我可以接薛老师的话多讲几句,因为有位教授我非常熟悉,因为我在美国作研究期间,我们曾经在华盛顿在08年的10月份,在布鲁金斯我们一起作过一个研讨会,公开的会议,有300多个,现场300多个公众参加,这个会议的主题叫中国思想库的未来发展方向,其实不仅仅是这位教授,这位作中国智库研究的学者相当一大部分、据我所了解,相当一大部分西方智库研究学者,对中国智库充满了偏见,比如说他们首先认为中国智库对中国政策影响力是几乎没有的,中国的学者都是体制内学者,你是不敢发表什么你独立的言论的。另外谈到为什么西方它们作的研究报告说,我们中国被认可的只有70几家,而我们中国学者的统计是2000多家呢,我想除了薛澜老师刚才提到的几点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定义权,那么什么叫定义权呢?就是定义什么是智库,因为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说起什么是智库,就是指民间智库,但实际上,放之而四海,这不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在欧洲、在英国、在德国、在加拿大,如果你说都是非政府、非党派的,那么也是非常非常少的,英国的智库大多是党派的,所以在中国呢,当时我在华盛顿的会议上我提出一个概念,我说我们不要再讨论一定要强调中国的智库大多是官方的,所以它会缺乏影响力,我说这个定义是一个不成立的定义,因为根据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很明显,如果我们中国的领导人不信任智库,不采纳我们的政策建议,中国何以能够,得到如此的发展。

李崑:那我要追问一下啊。咱们中国智库跟国外的,欧美的这些智库相比咱们存在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薛澜:这个差距我想可能这样,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考虑,首先我觉得要从肯定的角度讲,中国其实有一批已经在中国的政策发挥重要影响,而且在国际上也逐渐有更高的影响的这样的一些智库。好比说,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类似这样的机构的话,其实还是有一批的。但是我想从总体来看,我们的差距在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我们研究的质量跟国外的一些顶级智库来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我给你举一个例子,The Heritage Foundation就是叫传统基金会,它曾经在里根当政之前它曾经组织作了一个非常深入的研究,那个报告长达超过1000页对美国当时面临的这些主要的问题和所需要采取的一些措施,就是里根当政之后,需要采取的措施,他们提出了非常完备的建议,里根上台以后这个报告马上就变成,可以说里根的执政手册,后来据他们自己统计,当然这个也许可能有一定夸大,他们建议的三分之二完全都被里根政府采纳了,他们作这个研究是组织了相当一批一流的学者,进行了几年深入的研究,为里根保守主义的重新上台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那我想我们目前的话,就是目前国内的智库在深入、扎实 系统研究这方面我想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第二就是我们刚才提到,它的独立性,我们现在真正有足够信息,有很多专业方面特长的机构大部分还是跟政府部门密切相关的,它还是有它的部门局限性。第三方面,我想其实就是我们智库在怎么样能够运用现代传媒手段,去产生更大的影响,在这方面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像很多的智库它可能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不但去影响政府,而且去影响公众,通过影响公众去影响政府,所以从这几个方面高质量的研究,它的相对独立性和它影响力的这种方式和手段,这些方面我想,还有很大的空间。:

龙永图:刚才他们几位都讲了智库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独立性,独立性并不是我们想像的,它要超越于我们党的或者是我们政府的,一些基本的政策框架之下没有这个意思。我过去也长期在政府工作也参与了一些法律的制定,但是我觉得政府内部的一些研究机构或者智库,常常是屁股指挥脑袋,常常是部门主义的代表,所以我们当时研究很多法律的时候,各个部门的所谓智库,那时候常常都是代表那个部门的利益,而且我们过去立法当中有个很大的弊端就是,比如外贸法它就是外贸部门来制定,如果是环境法就是环保部门来制定,至少是他起草的,他起草的那个基本框架,后面人只不过是修修补补,但是真正的结构,真正实质性的内容是做那件事情的那个部门,他提出草案,而充分代表了那个部门的利益,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一个独立的智库,就相当重要了,怎么样代表最大多数人在这样一个问题上的利益和意见,能够得到充分的表达。

王辉耀:我想补充一点,中国特别缺乏没有这种利害冲突的、公立的、或者中立的这种智库研究机构。龙先生讲的,现在中国进入了新的阶段,WTO我们进入八九年了,现在中国经济这个情况已经不是原来大家,可能几个机构拍拍脑袋,现在局面错综复杂,如果一个决策执行得不好,带来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现在中国特别需要这种中立的,或者独立性的机构出来论证这些公共政策。

王莉丽: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奥巴马进入白宫之后有32位布鲁金斯的学者和管理者,进入了奥巴马政府做官,比如现任的联合国大使,还有国防委员会的特别顾问,一系列很重要的,还有副国务卿,还有财政部的副部长都是布鲁金斯曾经的学者,美国的独立思想库跟政府的关系是如何的紧密,我们刚才谈到的旋转门机制,每四年大选之后,不光是布鲁金斯、对外关系委员会、卡耐基、CSIS、国际战略研究中心,这些不同的智库都有一大批的学者入朝做官,他们通过自身来做官作为政策制定者直接发挥政策影响力。

李崑:说到智库与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我们也知道,像刚才你也说过,中国现在的智库大部分都是官方智库,应该说我们是有很好的渠道跟政府去进行沟通的,那为什么我们没有好的思想产品,这我特别想问问几位?

王莉丽:我们中国智库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是官方智库。我们跟高层领导有最直接的关系,比如说CCRE,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那么在这次峰会上呢,我们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说现在中国智库最不缺的是影响力,影响的渠道,但是我自己作为学者认为,我认为影响力不仅仅是说你要影响高层领导者,还要影响公众舆论,引导社会思潮,我觉得这是思想库

应该做的事情,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李崑:我们也听听其他几位嘉宾,龙先生,您先来吧。

龙永图:我觉得刚才更多谈了思想库本身的局限性。中国思想库本身的局限性,我认为还要谈到这个,谈市场嘛,你要谈市场产品的提供者,也要谈市场的消费者,我觉得中国的智库产品,消费者的问题可能会更大,我们大部分政府官员还是基本上忙于事务,每天处理他们的日常事务,都忙得他们焦头烂额,他们没有时间来听取所谓智库的意见,他们常常是凭他们的经验,和凭上面的一些政策,一些指示来办事情,但这个事情是不断在发展的,每天都会有新的事情产生,他没有时间来研究新的问题,也没有时间来听取那些智库,对这些新的问题的意见,为什么我们好像觉得,我们中国的智库无能一样的,是因为它的意见并没有受到重视 ,我知道以前部里面的一些研究院也好研究所也好,他们写了大篇的文章,没有几篇发挥作用的。

王莉丽:但是他大篇的文章就是因为它太长了、太繁琐了,因为政策研究机构出的产品一定要是非常简短的。

龙永图:简短是一个问题。但关键是它要有针对性,它要有可操作性,但是这些东西,常常,那些国际领导干部,他觉得他没有必要听,他太相信自己的经验,还有我们老百姓也常常听不到专业的声音。所以在我们中国在讨论智库的时候,怎么样培养中国智库生长的这样一种

良好的生态环境,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是我们智库能够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不然我们的很多政策,刚刚出来,大家老百姓就觉得漏洞百出。

王莉丽:龙先生,您讲到这儿我可能得插一句,您刚刚谈到市场环境,我特别赞同您的观点

为什么呢?其实在峰会期间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大国智库影响力路还有多远,那么我分析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美国思想库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我提出了四个观点,是因为有充足的市场环境,另外有一个市场的需求,还有全方位的市场营销,另外最核心的一点是高质量的产品,推销智库的产品,全方位的市场营销,这可能还是我们下一步的现在连市场还没有形成,中国智库这方面非常欠缺。

薛澜:我想插一句就是刚才龙先生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点。实际上智库它的作用跟你这个国家公共政策制定的过程是密切相关的,在我们改革开放之前,可能更多的是所谓政策精英决策,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也不需要民间智库,更多的是政府内部的一些政策研究机构,其实中国到目前为止,政府内部的政策研究机构仍然是在对我们国家政策研究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我们国家公共政策的过程越来越开放,特别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社会各个方面,各种利益群体的多元化,同样对一个公共政策问题,可能大家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些更深入、更科学的这种研究和分析,所以这样的话呢就使原有的 ,我们在政府体系内,政府部门内部的这种政策研究机构,它们的这种局限性就比较突出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就对这种相对独立的,它有深入、高质量的政策研究,对这样的机构就有需求了,所以刚才王莉丽也谈到,很重要的是没有这个需求,这就是从决策者的角度来讲,他如果需要这种更好的、高质量的、独立的政策研究,那它就会刺激这种,高质量的研究去产生。

现代国家的竞争首先体现在战略和智慧的竞争。尽管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三大经济体,货物贸易创造了庞大的顺差,但在思想的“贸易”上,中国却是个不折不扣的逆差大国。

据美国权威杂志《外交政策》的一份研究报告称,全球7大区域13个地区的政策话语中心里,亚洲及大洋洲智库的话语中心是:澳大利亚悉尼、马来西亚吉隆坡和日本东京,中国无一城市上榜。

在面对金融危机、气候问题等越来越多的国际重大议题时,中国智库的声音在哪儿?中国什么时候能出现自己的“布鲁金斯”?备受瞩目的国经中心,将来能否承担起这一重任?

李崑:我们也看到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各界,包括像企业界的企业家们,还有我们普通大众可能都特别希望能获得,对未来经济走势的这种判断,但是在许多相关的关键领域当中,我们却发现一些智库它们的表现却是不太尽人意,为什么它们这种误判的现象频频发生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想请几位给我们作一个解读。

薛澜:第一金融危机确实是我想对所有学者都是一个挑战,因为这是一个确实人类原来没有面临过的新的情况,其实各个国家的学者都有可能出现误判的情况,但是从总体来说我们研究的积累,我们研究的质量确实是不如人意的。实际上跟政策相关的研究,如果我们把它分一分的话,其实它也分一个基础性的研究,也可以分一些比较硬性的,最后是对策的研究 ,现在我们整个学术界相对来讲比较浮躁,我们基础性的研究可能做得不够。举个例子 ,这次关于金融危机的研究,像在美国的很多学者他马上就会找到三十年代,有些学者是专门研究三十年代美国大危机,经济危机的那些学者,这些学者他马上就可以说,这次危机跟那次危机有哪些不同,有哪些可能是一些新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他做出一些分析判断,多方面的比较以后他就会得出一些,我想是比较准确的一些判断,相对来讲,我们目前国内的学术界真正深入的,在某些方面深入的研究,这样的学者是非常少的,大家可能都是“多面手”,什么都做,那么相对来讲,对这些问题的认识我想局限性也就比较大,所以往往可能抓住一些表面的现象,然后去迅速的作出一些判断,那这样的话肯定失误也是在所难免的。

王辉耀:我想补充一下薛院长这个观点,实际上中国智库有时候还缺乏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一种前瞻性的。一种系统性的研究,我们有时候可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老是这种应付式的,而不是一种系统的有准备的,你比如就像美国的智库,它这方面就做得比较好,前段时间它一个研究员到中国来,他说你看我们作了一个奥巴马政府上台以后我们对中美关系的评估,有给奥巴马总统的信,有给胡锦涛主席的,在上面,就讲新政府上台我们应该注重什么,比如说注重环保、注重环境、注重清洁能源等等,很多成为他一个战略,那么希拉里访华之前,你知道她第一个演讲,在什么地方吗?就去了亚洲协会那也是一个智库,那么她到中国来以后呢,果然对环保、对清洁能源、对气候变化这块非常重视,包括去北京郊区参观一个清洁能源的工厂,就看得出来智库对政府的影响,中国的智库可能在这方面,可能我们缺乏一些系统的,对政府一种持久的影响。

[责任编辑:nikil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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