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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大管理学院院长杨贤:复苏与未来挑战

2010年03月30日16:41腾讯财经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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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大管理学院2010华南交流会把脉珠三角经济

新国大管理学院院长杨贤教授

腾讯财经讯 3月20日,新加坡国立大学管理学院2010华南峰会在佛山市拉开序幕。论坛主题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中的中国”,腾讯财经将独家图文报道。

以下为新国大管理学院院长杨贤教授的发言实录:

杨贤:俞区长以及各位南海的各位领导,各会校友及社会精英,还有我们新加坡国立大学的教授与同仁,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我是南海人,祖籍就是广东南海,所以可以用广东话。我是在香港长大,所以我的普通话有口音,英语是我的特殊母,我要讲的是经济复苏与未来的挑战。

很明显世界经济应该复苏,但是我想跟大家讲两个问题,前面的问题与挑战还是十分严峻,其实所有的挑战很多。美国、日本、欧洲在2009年是负成长,但是到2010和2011说会回复到正成长,但是成长其实还是很慢的。但看亚洲,比如印度,2009年已经开始很快的成长,是6%个,中国是8.7%,2010预测可达到9%。两天前世界银行说会达到9.5%,印度是7.5-7.7%,很明显最困难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复苏已经开始。

有一个小小的总结是,真的是很可怕的危机,但是幸运的是全世界有了从前经济大衰退的经验,我们学乖了。还有很可观的是全球不同的经济体系都有强大的政府财政方面的刺激方案,财政政策跟金融政策双管齐下,好像是你得心脏病一样,打了几针没有垮下去。但是我们要注意面对的问题,不要让保护主义显形,虽然世界经济没有继续衰退,在慢慢复苏,但是前面是非常困难的。

我现在担心三个地方,一是在美国,最主要的问题是过去负债太多,欠了一屁股的债。美国家庭负债与个人可支配的收入的比例在1990年是77%,但到2007年是127个%,其实是更高,美国平均住房抵押债务跟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在1990年代是46%,到2008年是73%,达到10.5万亿美元。私人债务包括房地产、汽车,还有所谓的信用卡,而在1981年,负债除以整个国家的GDP是123%,但是到2008年第三季度是290%,简单的说就是美国人负债累累。

在这个情况之下,因为个人消费疲弱,美国人没有办法在个人消费上刺激经济,成长复苏不会从美国的消费上提出来,那美国的工业投资、商业投资会不会多?国民总生产有几部分:私人消费、投资、政府和进出口。如果是个人消费不高,你就问假如说企业投资多不多?如果你是美国公司,你就想,如果是将来不会有消费成长,你愿意不愿意投资?再想一下,美国政府一天到晚的在华盛顿吵架,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会儿你觉得会提高税收,一会儿说要多增加管理政策,还有一会儿给你写的是联合主义、工会主义、保护主义一大堆的东西,在座的企业家知道,大环境尤其是政府的政策环境不稳定的时候,消费不强大,你就会觉得投资是要以观望的态度比较保守一点。

2月23号路透社说,美国企业投资继续下降,消费不会增长,投资不会增长,可能还有下降的机会。所以三个地方中,美国尤其是北美洲和欧洲及亚洲中,美国会第一个完蛋,也不是完全完蛋,但是不会有太多的可观成长。美国的GDP国民总生产从负的08年回到正面的成长,但是就业率还是负面,甚至就业率还在增长之中,所以不需要靠美国,靠不住了。

欧洲和北美洲的问题,加上整个美国的消费跟投资的疲弱,另外一点就是政策协调的大困难,西班牙、意大利的失业率能达到20%,德国、法国的发展比较好,有很多不一样的成长的歧,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情况。用希腊做为个案来看,希腊的问题第一是欧元,没有独立的国家货币政策,欧元提高,出口能力就减小,产生了贸易赤字和经济衰退,政府税收不足,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就有沉重的负担,搞到政府变成不能再继续承担政府的负债,出现进出口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双赤字。三,现在大家站在哪里,不知道怎么办,没有办法再用货币政策,没有自己的货币,只有靠欧洲的其他国家的帮助和救济,这个是欧元,是希腊的问题也是欧洲的协调问题,内部还需要很多天需要吵架来处理这些问题。

这个是北美洲跟欧洲总需求的疲弱,以及协调问题,演变成政府债券的问题。这个是心脏病人,打了强心剂让他不要死过去,但是强心剂是靠政府大量的财政刺激。财政刺激产生的后果是每个国家有很大的政府赤字,2009年美国的赤字是负的,为10.2%,到2010年是8.6%,日本的是7.2%,2010年是7.9%,财政收入的逆差一直在存在。

一个政府不能够一直在借钱,这是要考虑的问题,从日本、意大利一直算过来,不同的国家政府负债一直在上升,日本是超过200%,最低的是澳大利亚、韩国跟瑞典,欧元成立的时候,他们说一个国家如果政府负债超过60%就不能变成欧元的同盟,现在差不多每个国家都是负债。这有一个比较是国债承担,所谓的赤字越来越高,它是有贸易的赤字、财政的赤字,国会税率不足,所以它有国债危机。

现在的世界经济,欧洲与美洲是一种骑虎难下的感觉,下来也不是,继续骑也不是,如果把财政赤字的方案撤退的时候,马上会有国家的经济衰退,但是不撤退的时候,你会发现国债负担不来,结果大家都觉得将来一定有提高税收,还有一定有通货膨胀,政府会用到钞票来负债,结果将来的世界,还有包括政府债券的承担的问题。

所以说美洲和欧洲的企业家还是忧心忡忡。欧洲、美洲没有太多的希望的时候,我们的希望在哪里?为什么是亚洲那么重要?复兴其实跟亚洲很有关系,你看有一个数据是制造业经理人采购指数,中国的定单在2009年时创历史以来最高的增长率,代表中国的人民救了亚洲,但是不止是中国,印度的2009也是最强劲的定单飙升,是飘到55.7%,中国跟印度是亚洲强大的经济成长中的国家,产生很多新的定单,救了亚洲经济,带动了亚洲的经济复苏。

在公元一开始的时候,一直1600年来,全世界的经济其实都是亚洲是中心,但是工业革命还有殖民地的世界的时候,亚洲经济衰退,一直到世界大战结束,还是比较慢,简单来说所谓的亚洲经济复兴已经是在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应该开始了。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世界经济中心转移了,是把制造业很多转到亚洲来做。现在亚洲的经济复兴带动全球经济复兴靠得是什么呢?美国没有太多的成长的希望,就靠中国、靠印度,靠的是什么?靠的是提高消费。

在所谓亚洲经济复兴,是自成体系,变成有强大的内需市场的体系,什么意思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想想,全球都是惨兮兮的,没有生产,只有一个地方最好,是美国。美国从50年代一直到70、80年代主要都是内部市场,现在我想,有没有可能亚洲去取代从前美洲的地位,带动全球,让亚洲的经济体系变成坚固、健康的内部市场经济体系,我不是讲一个国家,是整个亚洲的经济体系。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要面对很多的问题,全球经济是看亚洲,亚洲的经济是看中国,中国的经济要看中国能不能解决中国很多的迫切的问题。我是一个华人,旅居在海外,对中国的问题可能看得不是很清楚,我现在是抛砖引玉。我在这里大胆的讲三个问题,短期、中期、长期。短期问题是跟过去的经济危机、金融海啸有关系,我想引用摩根士丹利亚洲主席斯蒂芬·罗奇在2009年《金融时报》说—我对中国一直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然而,我现在开始担心了。他担心的是中国的不断飙升的投资,因为2000年的下半年,中国的GDP成长的贡献率达到空前的88%,是过去的10年的43%比的两倍,他说这样投资者会不会有门路?也许因为他在银行,他把眼光放在是不是对将来的不良贷款播下的种子。

在中国金融危机,中国政府推出很多很多刺激的方案,有很多东西做得很对的,但是真的是放宽了银行的贷款,但是这个也不是最主要的,让很多中国人从储蓄里面把钱放出来去买房子,金融危机之后,我觉得不少的中国人把钱从储蓄户拿出来买房子,他们觉得房地产的价钱会往上升。在中国储蓄有两个,一是把钱放在银行,另一个放在房地产。他不希望房地产的价格低,房地产的价格掉下来的时候,对中国的不少老百姓来说,他的辛辛苦苦赚下来的钱,存下来的钱有可能不见。

第二个问题,房地产的价格升的时候,就变成有不少的人没有办法继续承担,没有办法买房子,对低下层的人是一种困难。还有一点就是政府放宽了贷款,我不知道私人企业觉得房地产是一种好的投资的机会,他把不少的货源的资源放到房地产上,变成产生一种不健全。 太多的资源放到房地产,这些企业家把钱放在房地产的时候,房地产掉下来,他就没有办法继续承担企业和商业运作,所以房地产价格不能随便往下掉下来,掉下来是引起社会的不稳定,但是让它继续升的时候,就会产生政府资源、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均,这是我觉得最根本的定位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人民币的问题,货币是等于一个国家的股票,国家成长好,货币的价值一定升,现在中国的成长是比欧美好,所以肯定中国的货币会升值,这个是很有压力的事情。如果是现在中国一天到晚的受到海外的压力,要把人民币升值,但是把人民币升值这个东西不是简单的问题,中国从最低收入水平到最高收入水平的地方差异很大很大,一点点的人民币的改变,对每一个地区,有些是得到好处,有些是得到坏处,中国内部的健康稳定的成长是有一定的冲击,所以人民币升不升值我觉得应该不是海外的问题,而是中国内部的问题。中国不同的地方有不平衡的成长,其实是中国的人民币不容易随便的波动,还有另外一点是中国还是需要处理外汇风险的能力,没有足够处理外汇风险的能力的时候,中国的企业家占的利润是很低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如果一波动,对他触及很大,你触及大的话可以使社会有一点不稳定。

其实我对海外的人也说,我很希望海外的人理解中国的情况,不是人民币就可以随便的波动,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希望中国的成长是稳定的,没有动荡的,没有社会的不安全的成长,所以我们是希望给中国政府一点空间去处理问题。但是如果人民币升值的时候,就孕育了另外一个方向的问题,我们就变成了进口海外的通货膨胀,进口海外的通货膨胀对中国不平均的成长也是一种冲击。所以我觉得在短期上中国有两个很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房地产的处理,另外一个问题是通货膨胀还是汇率波动上面的处理。

亚洲有很坚强、强大的内需市场。从2002年到2006,中国个人消费的成长一直都是往上升,但是2009年成长慢下来了。为什么中国消费和社会成长会慢下来?这是我们要问的问题,因为为了中国强大必须要问这个问题。这要看中国的储蓄一直是超过投资, GDP一直在攀升,储蓄高了,当然消费就比较低了。再看一下,中国人赚的钱越来越多,投到哪里去呢?

你会发现从2000年开始,企业利润是国家总产值的5%,但是到2007年是11%,继续升,其实赚的钱是跑到企业里去了,中国是很有趣的国家,中国的储蓄在2002年,都是一直在全球是最高的,是不是中国个人储蓄很多呢?答案不是,其实全球储蓄最高的是印度,也许他们家里来说太痛苦了,就外面储蓄很多,中国储蓄最高的其实是企业,中国的企业储蓄率是跟日本很很相近,但是日本的行为不值得我们学习,为什么日本惨兮兮的20年动也不动,所以跟日本一样坏消息和坏消息,中国的企业储蓄率为什么的那么高?我们想一想,中国家庭要储蓄,表面是16%,但是占低,这是种好事,赚钱赚得那么辛苦,其实花一点是对个人和对国家都有好处。中国人为什么要储蓄那么多?因为我们要买房子,要买消费品,教育、保障,如果生大病的话有钱进医院,那么我们保障这样的老人怎么样,现在小孩比较小,还是要自己有点养老金比较稳当,我自己跟我小孩说,你不要以为我每一分钱都分给你,那些都是留下来给自己的。

中国因为社会的进步的改善,所以中国的储蓄率在往下掉,这是一种好现象,但是中国的企业赚钱越来越多,企业储蓄率越来越高,要解决中小企业问题,要提高中国资产的效力,我们就想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个太高的的问题,不是个人的问题解决的问题,如何能让公司的利益多分配给个人的问题,多分配给个人不是说提高工资,不是说使用什么办法让公司赚的钱都是全是自己投资,而且赚的钱,把钱给更有概念的人去投资,这也是一种激进思想上的问题,我会马上谈到激进思想上的问题,但是我想现在谈到中国全体化的问题。

谈到中国所谓的人口老化的问题,我想这个问题大家都很清楚,但是我要大家紧张一下,我说如果是所谓的抚养比率,如果说不工作的人占的比重越高,对国家越不好。我们看看中国,中国的抚养比率,从1950年一直往上升。从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好像有条线是突然往上,因为文化革命中家庭生小孩生了好多。到1980年的时候,如果是我1960年出生,1980年是跑到社会里面工作了,所以工作的人口占的百分比开始增长了,抚养比率开始往下掉。2016年,中国人口老化的问题眼前马上出现.

人口老化必然影响成长,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很简单,第一点是加强教育,我希望我小孩能干,能够赚钱养我。第二点,基金体系健全和金融体系成功,我能投资赚到钱和能储蓄钱,我是想健全和投资的钱能够赚到钱。这样我就不怕我将来老化,所以中国现在的问题也是这两个问题:教育和金融思想。

我觉得中国教育有一点毛病,第一,很有趣,第一表现是肯负责,我跟我太太聊的,我太太是一个社会学家,这是她专门研究的问题,她给我看这个图表,她发现在中国人念大学的百分比在整个全球是最低的,这个是夸张一点的,但是说把中国跟日本、印度、南韩、菲律宾、泰国、台湾、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纽西兰来比较的话,发现我们是最低的。所以中国不是大学生太多,是大学生不够。

另一个是基金市场的健全,我现在给中国基金市场把一个脉,我把所有的拿到银行贷款的公司搜集在一块,跟根本没有拿到银行贷款的公司做一个比较,看看他们怎么样,你发现拿到银行贷款的公司,他们的业务总销售量和总赚的钱提高,这个是很好的消息,但是有一个坏消息,他们的效益没有提高,赚到钱的公司都是因为这个盖的公司,他们赚到钱,他们有业务的成长,但是他们效益不高,效益跟能不能贷到款没有关系,不是看你们没有贷到款的公司,没有贷到款的公司,业务开展不好,还有赚的钱不多,但是他们都是特别有效率的公司,这个是很奇怪的公司,钱都是跑到效益成功的公司,而是跑到效益没有成长得很好的公司,怪异。

所以从海外的眼光来说,中国的基金市场好像不健全,技巧跟运作的成功不成功,还是值得我们去推敲一下,多多去思考,多多问一下问题。世界在金融危机之前,经济中心转移到亚洲,中国变成亚洲的生产的中心,经济危机之后,美国好像是残废了,欧洲也差不多,要成长,要靠中国,要成长就一定要总需求要提高,一定有亚洲的消费思想提高,亚洲的消费思想提高,需要中国的消费思想提高。

但这时,我们发现,前面有不少的问题,我们马上要考虑法律权的问题,是不是泡沫,不是更好,但是一定要它理论化,通货膨胀跟汇率一定要加强内部处理风险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够接受挑战,汇率不是中国在海外的问题,是中国内部的问题,怎么样处理中国的不平衡的成长的问题。

我顾问对我说:你是做经济学家的,一句话愁眉苦脸,你看我在做生意,我一天到晚都可以快快乐乐的,不用愁眉苦脸的,还有赚到钱,你一直都说有问题。经济学家的绰号就是悲观主义者,我觉得是中国人特别有能力,中国的心情是世界的希望,我觉得我提出来这些问题,不是说中国人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但是我提出这个方案给大家思考一下,中国的领导很有能力,解决很多问题,我们学也学不完,将来还是很有希望的,我很希望,10年之后、15年之后也许我能够退休的时候,看到中国的成长。

[责任编辑:viola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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