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财经腾讯财经 > 胡祖六辞职高盛 > 正文

在中国与西方之间——胡祖六自叙梦想与人生

2010年03月10日22:55南方周末我要评论(0)
字号:T|T

注:本文原载于2009年07月9日《南方周末》

致敬词:在利益至上的国际资本市场上,胡祖六扮演了一个现代士大夫的或者说人文主义者的角色。30年来中国从全球体系中的边缘人逐渐成为主角之一,在这个进程中,胡祖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他从湖南乡村走到哈佛大学,此后二十多年,在国际一流专业机构中,他始终在以西方通用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研究、诠释中国的经济和改革,帮助中国学习西方,帮助西方了解变化中的中国

哈佛,伊甸园

从事经济学的人,不只是出于单纯的智力上的好奇心,而是确实要把社会和民众的福祉也装进去

1980年代中期我出去留学,学习经济学,是因为当时中国处于改革开放的早期,在多年的闭关锁国和实施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制度后,中国对现代经济,尤其市场经济,需要更多了解,我有一种很大的使命感,有很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

哈佛毫无疑问,可能今天还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学习中心,不只在理论上很有建树,而且在美国,乃至对国际上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力也非常巨大。比如马丁·菲尔德,他当时是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还有我个人比较接近的老师拉里·萨默斯,他很年轻,就已经是政府的一个重要智囊。

能够在非常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下,接触到名师,又能够去探讨很多当代经济学最前沿、最尖端的一些问题,同时有机会观察全球最发达、最有效率的市场经济——也就是美国经济——的具体运行,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哈佛,应该说是我个人的伊甸园,对我的专业生涯,对我人生的成长,都是非常重要的一段岁月。

从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个名词的来历,就是经世济民,不仅仅是为了自娱,满足智力上的好奇心,而是要能够解决现实的问题。我从事经济学的学习和研究,首先当然是出于求知欲和好奇心,其次是因为经济学能够解决很多现实中活生生的问题。萨默斯就说,他在很年轻的时候,每做一项研究,都是跟现实世界紧密地联系——比如说税收政策,怎么样能够刺激就业,或者刺激研发的投资,或者说提高国民的福利。

我相信比起更多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经济学有它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特点,就是要通过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使经济能够发展,能够创造更多的财富,提高国民的福利。这个学科本身的研究对象和目的,就决定从事经济学的人,不只是出于单纯的一种智力上的好奇心,而是确实要把社会和民众的福利也装进去。

IMF生涯

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一些重大的结构改革,规模之大、魄力之大,而且执行之快,绝不是所谓的缓慢的渐进的方式

我感到,我们要把现代西方经济——不止是理论,还有实践,包括运作的模式、制度、经验——全数介绍引进到中国来,所以毕业之后就去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性的经济组织,而且中国是成员国,那是非常理想的一个专业平台。对我来说,这是一种学习,更多是一种实习、能够得到第一手经验的一种机会。

我去的时候,正好是拉美债务危机进入尾声,但还没有完全平息。同时柏林墙倒塌,前苏联和东欧转型搞自由市场经济,但是因为政府不稳定,以及很多经济决策失误,导致恶性通货膨胀,再到经济衰退,成了非常严重的问题。IMF为这些麻烦中的国家提供技术援助,包括金融的援助,来帮助他们稳定经济,实现转型。

同时,中国是IMF很重要的成员国。1990年代初,中国也处在非常特殊的一个时期——邓小平南巡以后,中国进入新一轮的高速发展,但当时通货膨胀的压力非常大——这时候,IMF作为一个国际上最重要的宏观经济机构,向中国政府提供宏观经济政策的磋商和技术援助,包括官员培训。

1990年代初,在IMF,我作为少数的中国籍的经济学家,参与了这些宏观经济政策的磋商、官员培训,特别是中国当时正在酝酿的一些重要的改革,比如说税制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外汇改革……这是非常激动人心、非常难得的一种经历。

整个经济学界都把中国的改革模式区别于东欧苏联的,说我们是渐进的,而他们是所谓震荡疗法、休克疗法。其实这种说法有失偏颇。1990年代初期到中期,一些重大的结构改革,规模之大、魄力之大,而且执行之快,绝不是所谓的缓慢的渐进的方式。那是非常大手笔的,非常非常有气魄的一种重大的改革。

比如说像税制改革,其实国际上税制改革,往往是高度复杂、高度敏感,如果在一个民主国家,往往会导致政府垮台和社会不稳定这样一些高风险,要推行财税改革,那是一个非常有勇气的高瞻远瞩的政治决定。但令人惊叹的是,这么复杂,这么高风险,但中国决策、执行都这么快,而且实践证明是非常非常成功的。这是世界上罕见的成功的税制改革之一,而且因为那次改革,给中国未来的宏观经济,后来的长治久安,奠定了一个非常雄厚的基础。

回顾1990年代的那些改革,中国由一个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模式的过渡,从饱受通货膨胀困扰、高度不稳定、大起大落这么一种经济结构,过渡到宏观经济能够保持比较稳定的结构,经过了亚洲经济危机的检验和洗礼,我觉得当时的改革打下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当时中国的改革者、中国政府,有一种非常开放的胸襟,目标就是要改革开放,要吸收国际的先进经验和最佳惯例,所以他们对世界银行和IMF这些国际组织的建议非常重视,也派出了很多代表团,到世界各地去看各种模式,非常饥渴地吸取建议和教训。萨默斯那时候在世界银行当首席经济学家,他对我说,这么多发展中国家,他发现中国人是学习能力最强的。

我在IMF工作这么多年,看到很多新型市场国家,少有这么成功的案例。我觉得非常非常幸运,也更加坚定我对中国的经济未来的信心。

达沃斯论坛:为中国辩护

我是一个外围的独立的经济学家,作出这样一个判断,而且要用西方能够看得懂的分析框架、分析手段去证明,为什么人民币不会贬值,也不应该贬值,我是第一次感到这么大压力

IMF之后,我在达沃斯经济论坛做了一年多的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是一个非政府机构,成员中有很多全球大企业,所以跟企业贴得更近一些。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当时全世界都把目光聚焦于中国,有各种议论,很多将金融危机归咎于中国。

我写了很多文章,来说明亚洲金融危机,是这些国家自身经济不平衡,外债尤其是短期外债太多,以及自身银行体系的一些问题所引起的,跟中国没什么关系。

对当时国际社会普遍担心的人民币贬值问题,我做了很多研究。中国确实有面临内需不振、外需消失这么一种挑战,但刺激内需是靠扩张性的,那时候叫积极的财政政策,还有结构改革,比如说住房的改革(当时确实对推动中国经济起了决定性的一种作用),而不是靠人民币贬值。当时外贸下滑,是因为危机导致亚洲地区经济衰退、没有外需,仅仅依靠货币贬值,达不到刺激出口的效果,反而会加重人心惶惶,使已经饱受重创的亚洲经济雪上加霜。

说明了人民币不应该贬值,也没有必要贬值,但是能不能保证不贬值呢?中国政府,比如说朱镕基总理做了郑重的承诺,三大承诺之一就是人民币不贬值。但是市场还是非常怀疑,而且市场有种奇怪的心理,觉得往往政治家说不贬值,最后结果都会贬值。

当时我好几次在国际会议上都碰到克鲁格曼,都争论同一个问题——人民币会不会贬值。

像这样的争论中,要用西方能够看得懂的分析框架、分析手段去证明,为什么人民币不会贬值,也不应该贬值。那时候真是写了很多很多文章,很多很多报告,虽然事后证明我坚持了一个正确的判断,但当时我是第一次感到这么大压力——平常做研究,比较自由,你讲什么观点都是可以的,也不一定怕什么责任,但这次你处在众目睽睽下,处在市场的最前沿,你的对和错,对个人声誉那是压力非常非常之大的,我本来就神经衰弱,那时更是经常失眠。

做了这么一个判断,对我当然也是一种洗礼。

当初中国政府做的维持人民币稳定的决策,是中国的一个独立决策,我只是在外围,我的判断与之应该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但对帮助公众,包括国际投资者,去理解这个政策,我想我的很多分析和研究,还是能够有所帮助的。当时我有这个机会,确实我也是这么做的。

我觉得我很佩服中国政府,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表现出的清醒和智慧。亚洲金融危机平息之后,中国是个最大的赢家。中国经济不但是成功地接受考验和洗礼,而且经济越走越强,越来越有实力和影响,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如果未来历史学家看中国经济发展的轨迹和历程的话,我想1990年代是重头戏。因为这种情结——你希望中国好,希望帮助克服对中国的很多怀疑、很多偏见,当时肯定有这种使命感、责任感;但同时,你是受过西方教育的知识分子,知道光做中国政府的传声筒或者辩护士是没用的——比如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评论,再怎么样,人家会自动打折扣——所以,首先我觉得我是一个专业人士,一个经济学家,但是我关注中国,了解中国,我的分析方法、手段,是一种公认的、经典的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而且我是用实证的手段,而非价值判断,我不是说应该是什么,而是把很多宏观的、微观的数据拿来分析、比较,这样的话,你才可以建立一种可信度和专业的声誉。如果没有这个的话,你再想为中国做事情,为中国去辩护,那是无济于事的,甚至可能适得其反。

那时候,我过去的同学和老师,比如萨默斯,也和我保持联系。萨默斯当时是美国财政部负责国际事务的副财长,整个亚洲金融危机中,他和财长鲁宾、联储主席格林斯潘,被视为拯救世界经济的三驾马车。他经常与我通电邮和电话。有一次,新闻报道说,中国准备重新评估一些经济政策,包括汇率政策,萨默斯第一个就打电话给我,向我了解情况。有这么一种渠道能够进行交流,我觉得也还是能够起一定的帮助作用。

登录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分享至: 腾讯微博
如果你对财经频道有任何意见或建议,请到交流平台反馈。到微博反馈

热点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