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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案递交最高层 公平再分配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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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初次分配比重

自2003年至今,如果说在“提低”方面有切实成效的话,“扩中”和“调高”则乏善可陈。

在李实看来,政策很难在“扩中”方面直接发挥作用,是因为一个国家中产阶级的扩大,和整体经济发展息息相关。

杨宜勇也对本刊记者表示,“扩中”的整个过程可能要持续一二十年的时间,政府很难从行政上直接介入。

但在“调高”这个政府本应大有作为的领域,迄今也未有大的突破。对于高收入群体,累进所得税率并未上调。而公众最为关注的物业税和遗产税,具体推行仍无时间表。

目前,正在酝酿中的新收入分配改革方案,还笼罩在迷雾之中,但具体内容也并非完全无迹可寻。

2009年8月25日,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的报告中,发改委主任张平指出,中国将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以2006年为例,中国居民收入在整个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仅为44.2%,远低于发达国家60%到70%的平均水平。即使纵向比较,这个比重也是下降的,如1999年居民收入还占到了国民收入的48.9%。

只有切实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才能让公众真正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在发改委内部,具体操刀新方案的就业与收入分配司司长张东生,在2009年也明确指出,新的国民收入分配方案,将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二次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

他强调,为实现收入分配逐步向居民倾斜的目标,中国将加快城市化进程,并完善有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薪酬形成机制,健全公民的社会保障制度,并促进城乡收入制度的再分配更多向公共服务和社会领域倾斜等。

不过,对于正在讨论中的新方案,不少专家学者并不满意。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对本刊记者表示,虽然新方案强调要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收入的比重,以及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居民收入所占的比重,但并未设定任何定量的目标;此外,包括基尼系数,也未设定具体目标,这都令人遗憾。

他同时建议,要实现对高收入群体的二次调节,最重要的手段还是打破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放宽准入限制。而目前政府各个部门,传递出来的却是互相矛盾的信号,在简单的做大做强和鼓励竞争之间首鼠两端。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也建议,新方案在“调高”方面至少有两件事情可以做,就是解决公务员收入过高和国有垄断行业收入过高的问题。目前,中国公务员内部收入差距之大,在全世界绝无仅有;垄断性行业不仅整体收入水平过高,内部差距过大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

迷雾中的远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赵人伟对本刊记者直言,根据自己多次参加方案讨论的经验,发改委是一个综合单位,不可能搞出操作性很强的细则性方案。毕竟,该方案由包括发改委在内的八个部委会商之后共同形成,很多东西只能是原则性的。至于更具体的东西,可能还得留待相关部门陆续配套推出。

据了解,国资委正在研究央企高管薪酬制度,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也正在研究分别针对机关、事业单位和企业的工资收入分配改革措施等。

“制度设计难度大,利益调整阻力大。”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收入分配涉及财税体制改革、社保制度设计等多个层面,政策设计和重构利益格局,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强调,收入分配改革涉及很多利益的根本性调整,绝非短期之内可以完成。

目前,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偏低是一个焦点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唐钧对本刊记者表示,如果一次分配太不公平,二次分配再怎么调节都是十分困难的。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指出,从2000年至今,中国居民收入在GDP中所占的比重,长期徘徊在12%左右。而在1980年和1990年,这个比例还有17%和16%。

但要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就意味着政府和资本所得报酬短期之内就会相应减少,这对于决策者无疑是个巨大的考验。因为无论是财政收入的直接减少,还是资本流入的减少,都可能直接影响地方经济发展,从而对地方政府的政绩目标构成现实挑战。

这又回到一个古老的话题:效率与公平如何协调?

杨宜勇对本刊记者表示,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对收入改革分配的提法是“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十四大则是“兼顾效率与公平”;十五大是“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十六大发展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一直到2007年的十七大,才变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从提法的变迁不难看出,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在不断变化之中。实际上,直到今天,到底应把分配公平放到多高的位置上,在决策层乃至专家学者层面也仍不乏争议。

要切实提高劳动报酬所占的比重,推动收入分配根本性变革,除了决策层真正下定决心,还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同步推进。宋晓梧指出,劳动力作为一种要素,其价格当然要受供求关系的影响。但劳动力在市场交易时,永远不能离开其所有者,因此又有其独特性。只要劳动者通过工会采取有组织的行为,才有可能在与资方的谈判中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权益。从国际经验来看,有组织的劳动力市场相比于无组织的劳动力市场,工人工资一般要高出15%到20%。

遗憾的是,中国虽然拥有世界最大规模的工会组织,但在各种重大劳资纠纷中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够。如果不能强化工会保护劳动者权益的职能,中国劳动力市场就不完善,提高劳动者收入就很困难。

在唐钧看来,即使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工会也有很大的自我调整和发挥空间。关键是要赋予劳动者必要的权限,比如罢工权等,就有可能通过劳资双方谈判解决至少是改善私收入分配问题。

长期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赵人伟也对本刊记者表示,只有形成互相谈判、制衡机制,充分通过市场发挥作用,才有可能彻底解决收入分配问题。政府最大的职能,应该是为这样的机制真正形成创造有利条件,而非直接介入。

贫富两极

富人

2007年,中国富人总数达到了创记录的41.3万人,比上年增长两成。

所谓富人,是指那些可投资资产超过了100万美元的人。这个资产门槛,并不包括主要居所、收藏品、易耗品和耐用消费品。

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富人数量下降到36.4万人。但由于其下降幅度低于亚太区的平均水平,这意味着中国富人在亚太区所占的比例仍在上升。

从全球范围来看,继2007年超过法国之后,2008年中国富人数量又超过英国,已进入前四名。目前全球富人数目前三位是:美国、日本、德国。

在亚太,中国内地目前的富人还只有日本的四分之一略多,但也已超过澳大利亚、韩国以及印度的总和。

考虑到日本国内的收入分配相对平均,中国富裕群体拥有的财富总量,已相当于日本的一半。

与亚太区其他国家或地区比较,中国财富的集中更为惊人。中国内地富裕人士拥有的总财富,超过了澳大利亚、印度、韩国、新加坡、泰国、中国香港以及印尼富人财富的总和。

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增长,预测显示,到2018年,中国富人所拥有的财富总值有望进一步迅猛增长,人数也将达到2008年的3倍以上。

资料来源:美林全球财富管理、凯捷顾问《2009年亚太区财富报告》

穷人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中国在减少贫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截至2007年,中国的农村贫困人口约为1490万人,已不足农村总人口的2%。

但按照国际标准来计算,截至2005年,中国仍拥有2.54亿贫困人口,这一数字仅次于印度。

中国的贫困线设定标准,还不足国际标准的一半。实际上,在被调查的75个国家中,中国的贫困线标准是最低的,还不及老挝、越南以及菲律宾。这个贫困线,甚至难以满足很多人基本的食物和其他必要开支。

如果要估算在农村面临贫困威胁的人口,可能还要巨大。由于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不仅脱贫人口有返贫的危险,就连普通家庭也难以应对巨大的灾难。为应对这种潜在的风险,哪怕是穷人也不得不设法做一些储蓄,这进一步压低了其生活水准。

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使得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2003年,中国最穷的10%的人口,只获得总收入的1.8%;而最富的10%的人口,则瓜分了29.9%的总收入。

对于穷人而言,不断上涨的医疗、教育等开支,也正在成为沉重的负担。据估计,从1995年到2004年的十年间,中国家庭的平均医疗费用上涨了6倍;如果从1980年计算,则上涨了40倍。从1988年到2003年,教育在家庭开支中的比重,也从1%激增到8.3%。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9年《中国的贫困与收入差距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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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xc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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