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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方案递交最高层 公平再分配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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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涉及利益的根本性调整

分配改革路漫漫

□ 本刊记者 贾存斗 兰方 | 文

盘点中国岁末年初关键词,“收入分配改革”不遑多让。刚刚开幕的今年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也备受关注。

近期以来,决策层就此问题频频吹风。2009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先传递出决策层关注国民收入分配调整的信号;之后,胡锦涛、温家宝、李克强以及各有关部委负责人,分别在不同场合提出,要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以适应进一步发展的需要。

与此相应,坊间传闻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操刀的新收入分配方案即将出台。这份名为《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的文件,2004年便开始酝酿,并在2007年至2009年间前后举行了六次征求意见讨论会,却终未能与公众见面。

据本刊记者了解,该方案短期内出台可能性不大。一位发改委内部人士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上面认为这个方案还不成型,还要研究。”

多次参与方案讨论的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则对本刊记者透露,“方案已经转到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处,中央领导表态需要修改,但不是推倒重来。”

杨宜勇同时提醒,公众不应对这个方案期望太高,“毕竟一个文件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只是向前推进一步而已。”

两极跃变

在长期研究劳动经济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看来,几乎短短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就完成了从绝对平均主义到收入差距过大的惊人一跃。

他认为,这样的转变速度,在全世界绝无仅有。

改革开放之初,收入分配曾是中国体制改革的第一个“抓手”。1978年至1984年间,打破平均主义、恢复按劳分配原则、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当时的主旋律。具体体现则是在国有企业中打破“大锅饭”,在农村搞联产承包责任制等。

之后,一直到1992年,中国收入分配改革开始步入一个探索期。国有企业改革逐步展开,除了按劳分配,其他分配方式的合法性逐步得到确认。这一时期,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分配差距进一步加大,但尚未成为社会主要矛盾。

从1992年起,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中国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进入市场导向阶段,确立了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并明确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分配政策。

就在这一时期,中国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宋晓梧认为,如果说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平均主义和收入差距扩大化两种矛盾还处于并存阶段,之后平均主义再也不是分配领域的主要矛盾了。

时至今日,地区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城乡收入差距,以及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化,已经把这个国家撕扯得面目全非。

以国际通行的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为例,1978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16,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为0.21,整体上收入分配处于绝对平均水平。学界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2以下,就意味着绝对平均分配。

而到了2000年前后,中国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的国际“警戒线”,进入典型的收入差距较大的国家行列。

有经济学者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1980年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相当于日本的水平;1990年,也还等同于加拿大的水平;到了2000年,则超越了印度,直奔墨西哥的水平。

正是意识到这种潜在的冲突,从2003年开始,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一系列措施,应对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带来的压力。这些措施包括免除农业税、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加强劳动执法以及加强区域发展协调等。

有限成果

诸多专家学者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都把2003年看成新一轮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起点。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对本刊记者说,这一轮改革的整体思路,大体上可以概括为“提低、扩中、调高”,即: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并且通过财税政策对高收入群体进行二次调节。

客观而言,这些措施对于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化起到了积极作用。

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研究所所长杨宜勇告诉本刊记者,无论是城镇还是农村,低收入群体的最低保障水平,这两年都在不断调高。加上政府不断加大对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投入,也间接增加了这一群体的收入。

2010年2月,经合组织(OECD)在最新发布的中国经济调查报告中,以“收入不平等增长暂停?”(A pause in the growth of inequality?)为题,对中国近年来深化收入分配改革的举措给予积极评价。报告称,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约为0.408,比2005年的0.41略有下降。

不过,一个普遍的共识是,中国收入分配改革仍未真正破题。

2009年10月,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研究所发布的《促进形成合理的居民收入分配机制》报告指出,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存在三大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开始加速扩大,“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在历史最高水平”。

—微观分配机制存在系统性“缺陷”。具体表现在工资决定机制的不合理、工资增长机制不完善、职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的不健全,中国尚未形成一个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发展而同步提高的增长机制。

—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从而在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实与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赵人伟等学者,曾于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进行了四次全国范围内的居民收入调查。调查结果显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雪上加霜的是,近年来,不同社会群体之间财产性收入更加悬殊,为不断扩大差距推波助澜。

宋晓梧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举例说,以行业收入差距为例,目前还在进一步扩大。高度垄断的金融行业(不含证券)的人均收入,几乎相当于最低收入行业的11倍;即使把证券业包括在内,行业差距也达7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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