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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贫富收入差距源头 求解收入分配改革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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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贫富收入差距源头 求解收入分配改革困局

解密贫富收入差距源头 求解收入分配改革困局

解密贫富收入差距源头 求解收入分配改革困局

2009年的中国经济可谓喜忧参半,有预测称2010年中国GDP将超日本、仅次于美国,但中国的人均收入仍居世界后列。经历了全球金融危机冲击,中国经济开始走上了它的转型之路,结构调整成为政府对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诺,而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将直接影响着内需的变化和“调结构”的成败。

为探讨这一问题,本报本期采访了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部主任、中国市场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周为民,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241期。

收入差距溯源

从制度安排看,社会保障、户籍、财税等制度设计存在某些缺陷,城乡基本公共产品的均等提供还未实现,由此限制了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扩大。

《21世纪》:据称2010年中国GDP将超日本、仅次于美国;但人均GDP仍在100位之后。此外中国居民消费率由1981年的42.5%下降到2008年的35.3%。您认为导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和消费能力长期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迟福林:概括起来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分配结构,二是制度安排。从分配结构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城市人口内部的收入差距很大,都造成了收入分配的不均衡。目前我们可以观察到的三个结构性趋势是:政府财政收入增速远高于企业利润增速,企业利润增速远高于居民收入增速,富人收入增速远高于穷人收入增速。从制度安排看,社会保障、户籍、财税等制度设计存在某些缺陷,城乡基本公共产品的均等提供还未实现,由此限制了居民收入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扩大。

杨燕绥: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目的是打破平均主义,在短期内缩短自己和世界的距离。这种情况持续十年是正常的,但后二十年的持续状态是没有理由的,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以后,应当开始治理收入分配问题。

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迟迟没有改善的主要原因是,长期采取经济发展优先、粗放发展模式。粗放意味着用最短的时间产生最高的收入,而忽略战略和绩效问题,其重要表现是从中央到地方、从省到市县,GDP是衡量政府业绩的唯一指标,与其相关的福利、环境保护等指标被忽略不计,由此形成急功近利的总体态势,并影响到政府价值观和社会文化。

要改变这种局面,首先要建立科学发展观,树立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战略目标,制定长期、中期和近期发展规划,政治与经济、生产与消费同步发展;其次要调整经济结构,国有和民营企业,公司税和个人税,政府投资、公司投资和个人投资合理的比例安排;最后是调整产业结构,向服务业、三产方向发展。由于服务业的个性化和阶段性需求比较明显,计算机的替代功能较慢,就业弹性较高,可以促进大学生就业,也关系到教育的宗旨和质量。

《21世纪》: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在不断扩大,有调查显示,从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它对于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有何影响?

杨燕绥:首先,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机关和企业都靠政府的红头文件分配;改革开放以后,变为让企业自主分配,政府则引导企业按照市场规律进行分配;但实际分配制度基本上是放任的,政府引导、检查、纠正功能缺位;直至近几年才开始建立工资调整参数机制。

其次,长期以来缺乏对分配理论的基础性研究。我们不知道应当如何评价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老总的贡献和确定分配要素,以及他们同大学校长、医院院长,乃至部长的薪酬比较。中国一直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薪酬制度。薪酬包括当期和延期收入,各自比例是多少?制度安排如何?我们一直缺乏相关的理论研究,直到会计准则出台才开始正式使用“薪酬”这个词。如2009年底出台了关于对企业年金缴费征税的政策,就并未弄清延期收入和延期征税的理论和实务,对延期收入即期征税是不合理的。

理论研究和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导致微观领域薪酬分配失去原则和制约,宏观领域社会保障再分配失去民主和公平,这影响着社会风气、政府风格和国民士气,应尽快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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