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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瞭望》:今年经济重点在调结构和体制改革

2010年01月18日13:58《瞭望》新闻周刊王健君等我要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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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驱动力在城乡统筹

“中国国情是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因此,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社会发展,农村发展状况具有决定性。”陈锡文为本刊记者揭示了中央政策中一个被众多国内外研究人士无意中忽视了的关键性成就,“应对金融危机过去一年中,我想大家都有这个体会,之所以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农业是稳定的,农村是稳定的,农民是稳定的。没有这个基础,我想(宏观调控)很难办。”

其实,解决好“三农”问题不仅是应对现在乃至未来国内外经济社会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关键性前提保障,而且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最主要动力就来自于与“三农”问题直接相关的城乡统筹。

据陈锡文透露,中央政策对此强调五句话:其一,要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坚持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其二,要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任务;其三,要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其四,要把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其五,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我国持续增长的不竭动力。

这五句话几乎就是中国新一轮生产力解放的宣言书:中国的人口和资源多数在农村,只有农民有了购买力、农村市场得到拓展,战略意义上的扩大内需才能真正成为一个现实。作为基础产业,农业实现了现代化,才能够对整个经济的增长方式转变起到重要的带动作用。全面小康社会的基础是统筹城乡发展,围绕其确立的核心内容——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就是启动新一轮中国可持续增长的两把“金钥匙”。

一个月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特别讲到,“要把解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认为,这个方向符合1.5亿多农民工的意愿,符合市场化、现代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总书记特别提到两件事,值得高度关注:其一,要优先解决农民工子女在城市的上学问题;其二,要推进城镇保障性住房制度的改革,为新生代的农民工在城市定居转变为城镇居民创造条件。”

这两点,是农民工得以真正市民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城镇化顺利推进的前提基础,更是统筹城乡发展、释放内需驱动力的“胜负手”。贺军告诉本刊记者,在中国发展中的诸多不平衡中,最大不平衡就是城乡差距,但差距解决得好,就变成了巨大的发展动力。

例如,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去年在五个城市作了一个6000多农民工样本的问卷调查,70%的农民工可以接受的房价是3000元以下,可以接受的房租是100~300块钱。这一方面反映出现在城镇住房供应体系跟农民工承受能力的完全不匹配,另一方面也说明,如果实施保障型住房政策对农民工的覆盖,将可能产生本世纪中国最宏伟的一次需求释放。

“最大的风险是不改革”

“2010年进入保增长和调结构的艰难平衡期,利益博弈使宏观经济政策走向更加扑朔迷离。”周明剑认为,新一年仍然面对着诸多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影响下的经济风险,但其中最大的风险可能是改革和调整的踟蹰不前,或既得利益对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的阻碍。

一方面,改革要推动发展方式的转变。以扩大经济总量为目标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需要通过改革把重点从扩大投资转移到创造社会需求上来,并由此加快发展方式的转变。从当前宏观经济形势看,如果不解决经济发展方式的问题,要从根本上找到宏观经济稳定的体制机制非常困难。

另一方面,改革要促进社会进步。当前,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社会关系的复杂性全面增强。改革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利益协调与利益结构调整,改革应当在协调利益关系、促进公民社会有序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由此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2010年如果不能在关键的改革和调整上取得突破,宏观调控的政策空间和经济运行的稳定性都会受到较大的影响。尤其改革迟滞可能加剧社会对改革预期和改革决心的怀疑,更加凸显改革对201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贺军认为,另一个潜在的风险就是地方债务,“银监会央行在去年调查,去年的地方的财政赤字在5万亿,去年的信贷为10万亿,相当于信贷的百分之五六十,就是隐性的地方债务。一年之内增了四倍,余额由一万亿上升到五万亿。”

他在基层调研时的发现印证了地方债务风险的巨大,“某城市的一个区级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十几亿,而债务余额已经达到八十多亿,每年支付利息十亿多,相当于区政府一年财收。而财政收入刨去日常支出,仅剩两个亿,完全不够支付利息。”

“如果地方债务扩张到风险爆发,按照目前的体制,最后受到拖累的,第一是中央政府,其次就是银行。”贺军说。

再有就是贸易保护主义。隆国强认为,因出口结构限制,中国产品主要处在中低端,还没有与高端市场的发达国家产品正面冲突。这也说明了当前我国出口遇到的贸易摩擦,远没有当年日本和美国之间发生“贸易战”的程度,“随着中国产业出口结构升级,在美欧日三大市场的贸易摩擦会越来越多。当最终主导产业正面竞争时,真正的‘贸易战’不可避免。”

为此,隆国强建议,开拓新兴市场,“中国在美日欧发达市场拥有22%的市场份额,但在全球市场份额只有8.9%,这意味着我们在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占有率非常低。”比如,目前新兴市场复苏非常快,而且处在中国上世纪80年代加速工业化的阶段,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很大,而中国恰恰在这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实习生刘洋)

[责任编辑:Jackxi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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