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财经腾讯财经 > 正文

郑新立:后危机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010年01月10日12:20腾讯财经我要评论(0)
字号:T|T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

腾讯财经讯 由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中国改革理事会共同发起主办的“2009中国改革论坛暨年度评选活动”2010年1月10日在北京举行,腾讯财经现场直播本次论坛,图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常务副理事长郑新立演讲。

以下为演讲全文:

郑新立:首先向中国体制改革2009年年会的召开表示祝贺。根据会议组织者的安排,我让就三个转变与改革来发展一点看法。为了这个题目,我想讲这么四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转变发展方式是后危机时期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根本举措。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也就是1995年提出了关于制定“九五”计划的建议。在这个《建议》里提出要实行两个转变,第一是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到前年党的十七大提出了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从增长方式转变到发展方式转变,变化的含义和内涵大大地拓展。如果说原来讲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主要是指通过生产要素结构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由粗放型向节约型转变,那么发展方式的转变就把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的内容扩大到需求结构、供给结构一直到要素结构这三个领域。

所谓需求结构是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就是要从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转变为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第二个转变是供给结构的调整,就是经济增长要从过度依赖第二产业(工业)的增长转变为一、二、三产业协调罚发展,加快第三产业的发展。

第三个转变是要素结构的调整。是以过度依赖消费转变为主要依靠技术进步、强化管理、提高劳动者素质来推动经济的增长。

这三个转变的提出体现了我们党指导经济工作的认识进一步深化了,对经济发展的规律认识和把握更深刻了。

抓住了三个转变取得实质性进展就能为今后较长时间内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条件。“十七大”提出指导思想以后,各个方面都开始积极行动起来。2009年的经济危机对我们的冲击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战略更加紧迫了。如果危机之前我们说还可以混日子,那危机来了之后,我们的出口大幅度下降,像2009年出口增长幅度要下降19%到20%。下降这么大的幅度相当于整个GDP的13%的总需求没有了。因为在这之前的5、6年我们出口平均每年增长20%,现在一下子下降了20%,上下波动就是40%。出口波动40%,那总需求的13%就没有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如果没有内需的扩大,那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马上掉到2%、3%,那时候就业的矛盾突出了,社会稳定各个方面的问题都会突出。所以,金融危机的冲击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这个任务更加紧迫。所以在去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专门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一个问题展开来讲。把发展方式转变的问题,作为突出的问题提了出来。所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是2010年继续保持企稳向好的发展势头的需求,也是“十二五”、“十三五”,今后十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经济平稳持续较快发展的迫切需要。没有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要素结构的调整,我们的增长速度很难保持前30年的速度。这是我想讲的第一个问题。

第二,实现第一个转变需要加快垄断行业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和建立城乡一体化发展制度的改革。第一个转变是调整需求结构,扩大消费。要扩大消费就得调整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尽快形成一个橄榄型的结构。我们突出的矛盾是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太大,差了三倍多。单就城市来讲基尼系数并不是很高的,但城乡统算的基尼系数可以说达到了收入分配很不平衡的范围。所以,现在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首先要做的就是要改变城乡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情况。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建立一个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制度,加快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这是提出的六项制度,实现城乡规划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城乡市场一体化、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等等。这样让农民也能够分享到二三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收入。所以必须要加快城乡一体化制度改革。

还有一个差距是行业之间的差距比较大。主要是由于垄断导致机会不均等。我们跟发达国家比,行业收入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原因是这些垄断性行业民营资金进不去,就要靠垄断来获得高额收入,比如说金融领域就是如此。中央文件一再呼吁要允许民营资金进入社会领域,但始终在体制上没有突破。还有其他的垄断领域也都是收入明显偏高。所以现在要打破垄断,使各个行业职工的收入大体上能均等。所以加快隆垄断行业的加快也是一个迫切的需要。

还有一个重点领域是社会体制改革。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体制改革的概念。这包括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城市公共事业等领域的改革。这些改革现在分别在推进,像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方案已经出台了,并在抓紧推进,教育体制改革也在抓紧制定方案。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已经有了方案。社会事业发展滞后整体上是由于社会领域的改革滞后。这就制约了公共服务的发展。如果说我们在个人消费领域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个供求平衡或者是供过于求的局面,那么在公共服务领域基本上是供不应求,供给不足。我们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交通、城市的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环境治理等等整体上是处于供给不足的状态。供给不足的原因是由于体制改革之后,制约了社会资金的介入。社会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难度要大,经济体制改革用市场竞争、优胜劣汰就可以把好多的问题都解决了,但是社会领域笼统地讲公益性、基础性都不行,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个行业里不同的企业有的是从事公益性服务,有的是从事经营性服务,因此社会领域更复杂。

而我们从事社会改革研究的力量、研究的社会以及下的功夫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要差得远。我说社会科学院经济方面的研究所有十几个,社会方面的研究机构只有一个。所以,我建议原来从事经济体制改革的同志,能不能花点精力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应用到社会领域,关注社会的改革,提出解决方案。包括住房制度,不是纯粹的商品,而是带有某种社会性的商品。所以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我把社会资金引入到社会事业发展领域,改变社会产品或者是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局面,我想今后若干年我们要面临的重大任务。

通过这些垄断行业改革、社会体制改革、城乡一体化制度建立来推动发展方式的第一个转变。

第二,需要加快财税体制、工商管理体制等的改革,需要加快发展第三产业。我们的第三产业到目前为止产值的比重重新统计超过了40%,原来是39%。就业的比例只占全社会从业人员比例的34%,这两个比例都太低、太低了。为什么第三产业发展始终没有突破呢?我们分析原因还是体制上的障碍。第三产业是经营规模小的大量小企业、个体户。这些企业税收比较重,第三产业用气、用电、用水的价格比搞工业贵。另外税收负担很重。所以还是体制问题阻碍了第三产业的发展。所以,要从财税体制上怎么样能对第三产业的发展,为创业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比如说给它三减两免,让他做大、做强再税收。有一个调查发现,沿海地地区的民营经济发展好,是因为沿海的行政收费在财政收支比例比中西部要低。我们中西部没有发展起来,行政性收费占很大的比例。摆一个小摊本来是本小利薄,我们把这块弄得太紧了。而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政策是完全不同的效果。浙江3、4千万人,有300多万个企业,而湖南湖北的人口比浙江多,可企业只有100万,经营主体少。我看到了湖北省工商局的批示说的非常好,说工商局的本事不是体现在怎么样管得严、狠,而是能把湖北省的市场主体搞多,这才算一个本事。真是说到要害上了。

实践证明,工商管理上稍微松一松,比如说企业开办登记需要10万,现在少一点,在经营中逐渐地增加资本金就可以了,就这一条新办企业的数量迅速地增加。如果再给银行贷款贴息减免税收,实施好的政策,中国的这些省群众性的创业会迅速地增加,个体户、小企业会大量地增加。三五年之后,中国经济的活力会大大增强。所以工商行政管理体制也要改革。金融体制更是如此,第三产业需要的资金就是几十万几万,需要的贷款数量也是很少的。但没有人给他贷款,我们的银行金融企业基本上都盯着大企业、大项目。一说贷款项目都是几亿、几十亿,要搞一个几千万的贷款,他们的手续投入的力量一样但审贷成本高。所以我们没有专门给小企业、农民、个体户贷款的服务体系。中国是没有草根金融体系的。所以一旦发展起来,那这个领域是很大的。对于我们广大中低收入者脱贫致富会起到奇效。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之前一个主任退下来以后埋头搞小额贷款,现在发放贷款额好几个亿了,他的贷款额是没有一个坏帐的,不良资产率是零。德国的一个机构到那儿看了以后,说他办的小额贷款比孟加拉国的贷款要好。我们的贷款利率只有10%。他就是把成本在加上经营费用,开发了几亿资金,然后他把批发给他的资金成本利率多少,在加上经营成本利率10%左右就可以贷出去了。他雇了几千人在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国没有为小型经营公司服务的主体,没有这些我们的第三产业起不来。所以要从体制上找原因,因为这个意义太大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讲,说资本主义的丧钟要敲响。马克思分析由于现代化的机械大工业要形成一个庞大的失业大军,当他们没有出路了以后就会敲响资本主义的丧钟。而这个丧钟没有敲响,因为淘汰的人力都到了第三产业。所以发达国家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到了80%,我们只占34%,这个比例太低、太低了。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方面研究研究如何为第三产业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体制环境。

实现发展方式的第三个转变需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我们制定了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各个部门提出了70多项鼓励创新的政策。最近政协专门派了一个调查组,对这70多个政策的实施情况做了调查。调查的情况有喜有忧。一方面企业的投入和各级政府的投入大大增加。但另一方面看,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求发展的体制机制基本上还没有形成。刚才高主任讲的华为是一个特例,特别是我们的央企现在基本上还没有奖励鼓励自主研发的机制。对央企的考核基本上是保值增值和当年实现的利润。这是应该的,但这还不够。现在光看有形资产不看无形资产。企业有研发投入形成了技术成果,这个技术成果没有人来评价,技术成果不计入企业资产的考核范围内。因此这个厂长在任的时候投入研发,表现的是风险成本的增加和奖金收入的减少。但成果等了产业化以后就表现在下一任,十年八年以后,这种考核机制助长了企业经营决策的短视行为。我们为国企改革花了多大的成本呢?历史包袱几万亿的资金剥离出来想要成为大公司,而到现在资产没有处理完。国企现在日子好过了,利润大幅度增加,情况非常好。我说一句不吉利的话,如果央企在自主创新这一关过不去,央企不能在自主创新上投入,像华为那样形成自主知识产权和自己的品牌,从而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力,那么十年、八年以后央企要第二次脱困。所以,我们要深入研究国有企业的管理体制,并不是说现在这个事就完了,国有企业改革并没有完。比如说建立一个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激励机制。研发投入产生技术成果就评价一下,列入对资产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围。鼓励央企提高企业的有机构成,增加资产的科技含量。如果我们的央企都能像华为那样,我们党中央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就可以落到实处。现在央企已经有钱了,关键是如何建立考核机制。

另外要建立鼓励自主创新的风险投资机制。深圳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以创新来带动发展的机制。实际上是没有那么复杂的,深圳就是搞了一个市政府出资的风险投资公司和贷款担保公司,从90年代开始对企业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行支持。现在深圳成长起来的企业90%以上都获得这两个公司的支持。像华为中间有几次都快完蛋了,是政府伸出援助之手把它扶植起来的。华为是在深圳这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深圳还有一大批像华为这样的公司,就是因为有那样的好环境才会发展起来。如果其他的特大型城市都能像深圳这样形成鼓励环境和社会环境,我们就可能造就像深圳这样的创新型城市。另外,教育结构的调整要抓紧进行。去年我们大学的毛入学率达到24%。很多人说大学生就业难,我说不对。我们的近邻日本大学入学率是70%到80%,韩国是50%多,我们是24%,我们要跟日本和韩国比。现在关键是,我们的教育结构如何适应社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根据这个来形成教育结构从而形成体制机制。我们有的专业十几年都不从事这个专业了,他不招生,而社会急需的人才得不到培养,没有扩大招生的机制。所以关键是专业对口。现在技工慌,在深圳一个技工的收入达到4、5千,而大学毕业生只有2、3千。但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喊了多少年了,还是发展不起来。这说明我们的教育结构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所以如何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来改革教育体制、调整教育结构任务非常艰巨。

总之,三个转变能不能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寄希望于改革。在座的同志们肩负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谢谢!

[责任编辑:dibizhao]

  • 打印
  • RSS
  • 手机看新闻
  • 分享到空间
  • 复制链接
登录 (请登录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 分享至: 腾讯微博
  • ·
  • ·
  • ·
  • ·
  • ·
  • ·
  • ·
  • ·

热点推荐

企业服务

推广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