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起航——两会经济前瞻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被视为改革元年,2014年则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也是李克强总理首次做《政府工作报告》,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对改革很可能会非常关注。

据媒体报道,今年GDP拟增长7.5%左右,CPI目标拟设定在3.5%左右。与13年相比,GDP和CPI目标增速在数值上没有变化。

改革和转型或提升政府对增长下行的容忍度。城镇新增就业目标上调为1000万人,表明政府重视就业,采取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但非紧约束而是较易完成的目标。

官方对今年CPI目标设定较为宽松为3.5%左右,稍高的CPI目标是为推动油、电、水、气等价格改革预留空间。企业目前各项成本压力较大,所以价格改革将主要针对与居民消费相关的产品,如民用交通运输价格、民用燃气、水、电等价格会进行调整和改革。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14年全国财政赤字规模为1.3万亿元,比去年增加1000亿元,将在优化支出结构,完善税制和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上着力。2014年的赤字率预计为2.2%,比去年2.1%的赤字率略升。

稳健货币政策下,14年M2增速目标大概率不变,维持在13%,强调“总量稳定,结构优化”。

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可能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66504.56亿元。这也是我国首次摸清政府债务底数。审计结果表明,目前我国政府性债务风险总体可控,但有的地方也存在一定的风险隐患。

防控地方债务将成为两会中的重要主题,各部委已着手布置防控债务风险,今年可能出台《地方债务管理条例》。化解过剩产能将成为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关键词,14年去产能力度将很可能明显强于往年,会出台大量配套文件。

产业转型升级方面,制造业升级延续过往政策,推动服务业大发展更值得关注,亮点包括养老和健康服务等社会领域产业。区域协调发展延续之前思路,对外开放中,“丝绸之路经济带”是亮点。

预计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对生态文明和环保的阐述会多于去年。治理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土地污染已列入14年环保首要任务,地方两会也更重视环境问题,给中国转型带来希望。

农业方面,将延续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提出保障粮食安全,更注重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将涉及土地确权流转等。

城镇化方面,将秉承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的思路,预计将提及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分类推进户籍改革,提高城市建设用地效率,建立多元可持续的资金保障机制,优化城镇化布局和形态等。

城镇化有形之手请手下留情

城镇化无疑是今年“两会”最热的话题之一,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在给腾讯财经的特稿中认为,中国城市化的发展空间确实还很大,但无论是城镇化还是城市化,都应该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非手段。

在过去30多年来,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非常快,这既有中国制造业蓬勃发展的结果,又有政府有形之手人为操作的因素。也就是说,市场的无形之手与政府的有形之手同时都在左右着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但正如18届3中全会所主张的,“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城镇化过程应该由市场来主导,而非政府来主导,即要管好政府这只有形之手。

遗憾的是,回顾城镇化快速增长的历史,不难发现,有形之手操控城镇化的痕迹还是非常明显。有不少造城运动已经成为败笔,而更多的则会在下一个10年中引爆泡沫并拖累经济。概括起来,笔者认为有形之手在推进中国城镇化方面存在五大失误,如果不及时修正,则后患无穷。

第一,过于追求区域间均衡发展,必然导致资源错配。2000年之前,中国为了吸引外资,采取了沿海地区优先发展战略,成效显赫。但2000年之后,则采取了以西部大开发为标志的区域经济均衡发展战略。但至今并没有取得明显效果,资金投入巨大,但产出率递减,反映资源配置效率和技术进步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下降,而且与东部的差距拉大。这从人口继续外流的现象中也可以获得因果关系,从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看,在2001至2012年的11年中,河南、四川、安徽、贵州、广西等五个中西部省份出现了人口净减少,而传统的周期性产业的毛利率水平很低,又难以吸引人才进入,如此往复,导致恶性循环。投资的增加与人才的外流反映了生产要素的不匹配,这是令人担忧的。

纵观二战后历史,还没有一个新兴经济体通过均衡发展战略而取得成功的案例。发达经济体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都无一例外地呈现不均衡发展态势,如法国的大巴黎区、日本的大东京、韩国的首尔、英国的伦敦等首都所创造的GDP均要占其本国GDP的12-28%左右,而中国最大城市上海的GDP只占中国的4%。再从人类的居住分布状况看,全球10%的陆地居住了90%的全球人口,50%以上人口居住在离海岸线200公里范围内的陆地上。

第二,用行政手段来推行农村城镇化,无助于三农问题的解决。中国农村贫困的根源是人多地少,故只有减少农业人口,才能缩小城乡差距。但从2000年初起,中国却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事实上,由于农业与其他行业的劳动收入差距过大(平均6倍左右),中国农村的年轻劳动力基本流失,出现了“3个农民年龄加起来200岁”的现象,而这一现象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必然,美国农民的平均年龄58岁,欧洲60岁,日本63岁。因此,即便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也无法改变农民老龄化的结局,更不要期望农村工业化的实现了。而过去5年中,每天都有几十个村庄在消失,学校已经没有多少学生,这怎么可能在人口稀少、只有老人的地方普建城镇呢?

第三,以中国人口多为理由,在财力配置上偏重于发展中小城市。从浅显的逻辑看,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确实应该分散人口,人口集中会导致交通堵塞、生活成本高、质量差等诸多问题。但为何经济转型最成功的两个国家日本和韩国都是发展大城市呢?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两个国家人均资源少,而大城市有利于节省资源、形成产业规模。而中国同样也存在人均资源少的问题,还由于公共服务不足,只有人口集中在大城市才可以让更多的人口共享资源和公共服务。而事实上,所有国家的城市化,结果就是大城市化过程,中国的大城市化率,要远低于发达国家。

第四,地方政府利用“行政权力”来推动城镇化,但随着权力的贬值,空城现象会不断涌现。如今,地方政府对土地的依赖度越来越高,为了获得土地的高收益,地方政府普遍都采取建造新城的方式,并承诺将政府部门搬至新城,希望通过权力的搬迁来带动投资。但本届中央政府却在不断简政放权、减少审批,将权力关进笼子,这意味着今后权力将贬值。那么,过去那种靠行政权力搬迁来造城的模式,注定会导致房地产泡沫破灭。

第五,各地政府均以GDP为政绩观,大兴土木招商引资,进行同质化竞争,导致资源的极大浪费。纵观全球,政府的主要职能是为民众提供公共服务、改善服务,支持就业。但我国则以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这导致各地政府都争抢投资项目,举债投资基础设施,向中央争取政策优惠,如中国目前共有近300家国家级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保税区等,省级及以下的更是多如牛毛,故根本没有全国产业的合理布局可言。地方政府之间都在争项目、赶时尚产业,城市之间产业同构化问题非常严峻。

城镇化的本质是人的城镇化,因此,中国迁移人口的流向选择,才是最终主导城市规模的大小和兴衰的主因。行政规划出来的城镇化,虽然可以带来大规模的新城开发,可以造就短时间的繁荣景象,但如果最终不能创造就业,那这样的城市就留不住人,终将逐步衰落。过去10多年来,我们看到,市场的无形之手向东,而行政的有形之手向西,这必然是资源错配。如今,中国经济已经步入了中长期的下行周期,由有形之手创造出来的城镇化,已经堆积了巨额债务,其后患仍将不断显现出来,这样的惨重教训希望能够吸取,即今后城镇化应该让市场来主导,有形之手应该与无形之手相互配合,协同推进。

可以预见下一个10年,不再是农村向城市转移的城镇化,而是从中小城市向大城市、从缺少就业机会和公共服务的城市向产业发展兴旺、公共服务良好的城市集聚的城市化。(作者:李迅雷,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腾讯财经专栏作家。)

税制改革最大风险是什么?

今年两会上税制改革将成为重点关注领域之一。那么现实中税改最大的风险点在哪里?怎样推进这一轮税改?

税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这就要求着眼于整个税收制度,不能局限于某些税种或某些税制要素的调整完善。税收制度包括两大板块:税收收入制度和税收征管制度。前者属于税收立法,后者属于税收执法,两者相互依存,不可分离。税制改革应当是针对这个整体,而不仅仅是税收收入制度这个板块。简称的“税制改革”,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忽略了税收征管制度,孤立地讨论税收收入制度的改革。这显然是一种片面的税改思维,有可能使税改陷入严重风险之中:税收立法意图无法通过税收执法来实现,使税收制度变形走样,变得更为扭曲。而在现实中,上述两板块分属于不同的部门,很容易脱节。这是税改中最大的风险点。

税制改革,需要全球视野。经济全球化,需要税收制度,无论是收入制度还是征管制度,都要从税源、税基的全球化分布来考虑,以维护国家税收主权和统筹内外发展。“引进来,走出去”,都会形成税源和税基的跨国分布,这不只是要求搞好国际税收协调,还要防止税收跨国转移导致的税收流失。随着“走出去”的规模不断扩大,在税收方面实行“长臂管辖”也需要早作筹划。

税制改革,需要统筹税收的各项功能作用。税收对经济、对社会、对政治都具有重大影响,需要把税收的经济功能、社会功能和政治功能统筹考虑,切忌把税收功能片面化、单一化而导致税收其他功能扭曲地发挥作用。税收促进统一市场的形成,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创造条件,同时要促进社会公平正义,避免税收立法和执行中的不公平,更要促进善政、善治的发展。注重税种之间的匹配、组合,避免不同税种间的税基重叠和功能交叉,不同税种的功能作用要形成合力。例如,加快推进“营改增”,不再征收营业税,解决重复征税问题。再如关税、进口环节消费税以及出口退税政策如何配合既实现保护本国产业发展,又防止贸易摩擦问题。

税制改革,当前应以稳定税负为原则,既不能税负越来越高,造成民众“税收焦虑”,也不能税负越来越低,扩大财政风险,使税负水平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税制改革主要包括“营改增”并简化税率、消费税扩围、资源环境税改革、个税综合与分类相结合课征、房产地税改革、税收优惠清理等方面。其难点在于在减税的同时如何稳定税负。如何通过“营改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结构性减税政策激活微观主体,扩大税源,达到稳定税负的目的;建立一个怎样的地方税体系,以稳定中央与地方的税收收入比例;如何平衡税收自身能力,实现公平征税和调节社会分配之间的关系。

为此,需要加快“营改增”的步伐,切实落实小微企业税收优惠政策,鼓励更多企业和个人的创业和创新;完善地方税种的配置,协调好房产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等地方税种的功能定位,实行简并完善;以我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发展水平为依据,合理评估直接税和间接税比重,防止一味夸大直接税的调节功能,却引起更大的社会不稳定,事与愿违。这也是税改中的重要风险点。

税制既要整体设计,也要分步实施。今明两年的任务应当是完善整体设计,为税制改革起好步,开好头。从税种来看,达成共识的,应加快推进,是今明两年的主要任务。营改增已经起步,效果良好,社会共识明显,应加快推进。对于有一定共识,需要整体部署的,如资源税改革、消费税改革,应加快实施方案的设计和完善,争取今明两年启动。对于争议较大的,如房产税、个人所得税的改革应当先立法,通过立法过程来化解争议,形成最大共识。对于方面的改革,不能急于求成。

与此同时,应当推进税收法定原则的贯彻落实。一方面,税收基本法的立法工作应摆上议事日程,其实,这也是建立现代税收制度整体设计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改进税收征管执法,促进社会税法遵从度的提高,降低税收带来的直接和间接成本。税收征管的基础设施建设,如金税工程、纳税人信息网络建设、纳税服务信息化建设等等,都是推进税制改革必不可少的条件。(作者:刘尚希,财政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腾讯财经专栏作家。)

人民币暴跌为汇改打开窗口

2月18日至26日,人民币汇率持续走跌,短短7个交易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贬值0.23%。人民币兑美元即期周三则微幅收涨,结束此前连续六日贬值走势,人民币汇率企稳迹象显现。

十八届三中全会着重指出,要完善人民币汇率市场化形成机制,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这一议题料将是此次“两会”的重要议题,此次人民币适时持续贬值恰好为汇改添加了“注脚”。

采取浮动汇率机制已经迫在眉睫。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指出,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3.82万亿美元的高点,继续增加的每一美元所带来的边际成本都远远高于潜在收益。央行在近期也频频表示2014年将逐步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有序扩大汇率浮动区间。

新一届政府上台,给了市场对改革的无限畅想空间,无论是简政放权、还是自贸区改革,都体现了政府对效率提升的改进。结合前期的自贸区改革,则可能是资本项目在某种程度上的放开。

在经常项目完全可兑换、人民币汇率实现较大幅度波动的背景下,这几乎是人民币汇率管制放松的最后突破口。

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包括汇率定价的合理化和货币的可兑换性。

其中,兑换性包括经常项目下的兑换和资本项目下的兑换。要使人民币成为广泛接受的货币,首先需要人民币具有较高的可兑换性,这样才能够实现使用和储备的便利性。

同时,为了降低持有人民币的不确定性风险,人民币的定价必须较为合理。这就要求国内贸易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完善。特别是对于汇率定价影响较大的资本市场,必须形成一个有效的利率体系,才能够支持一个有效的汇率。

为了防止外部资金流动冲击带来的巨大冲击,可以将资本项目的放开放在最后。在此之前先完成贸易项目可兑换、国内资本市场自由化,甚至可以先期放开汇率的自由浮动。最后在市场充分适应各种自由化,并达到相对稳定的状态之后,再进行资本项目下的兑换。

目前来看,中国的对外贸易已经基本实现了市场化和经常项目下的可兑换,并继续前进在渐进改革的道路上。结售汇制度也不再强制实行。

下面的改革就是国内资本市场的自由化和资本项目自由化的实现。这也正是本次自贸区试点可能的着力点。而在这之前,已经在政策上有所布局或宣示。随着2012年4月外汇管理局宣布强制结售汇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中国的经常项目下课兑换已经彻底实现了。

此外,在国内资本市场构建方面,中国也已经在一些方面做出了改革。在利率市场化方面也有所改进。目前为止,贷款利率已经完全没有限制,存款利率没有下限、上限还没有完全放开。

目前中国资本项目项下可兑换的条件大部分已经完成,但是目前利率市场化的改革还没有彻底完成,同时金融工具还不够丰富,不能提供足够的产品去对冲金融风险。因此资本项目的开放可能在某些区域试点,总体来看仍需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人民币国际化落实到当前,主要是资本项目的放开。然而,资本项目的放开与资金流入并不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其核心要素是国内资产收益率。若国内的资产收益率过低,那么资金反而可能出现外流。从日本、韩国货币国际化的经验来看,如果国内资产收益率没有那么诱人,海外资金内流的吸引力有限。

存准制度阻利率市场化

近日,香港金管局前总裁任志刚建议“中国央行应逐步淘汰存款准备金制度,提高银行体系资金配置效率”,与此同时,他建议央行应该制定并公布一个明确的短期政策目标利率,以稳定市场利率,避免市场对央行的政策举动有错误理解。

任志刚2009年被任命为央行旗下智库——中国金融学会的执行副会长,一度被认为是央行的“智囊”。他的此番表态可以说为央行货币政策工具及中介目标的选择指明了方向,尽管短期看来很难实现。但在利率市场化的大趋势下,现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必须改革。

存款准备金制度的初衷本是保证存款金融机构的支付和清算,但后来演变成了一种强力回收流动性的货币政策工具,在中国尤为如此。2006年7月至2012年5月,央行对存款准备金率进行了约38次调整,频繁程度令人咂舌,其中上调多于下调,大型金融机构的存款准备金率也从当初8%上升到了目前的20%,其中2011年6月达到了峰值21.5%。如此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意味着什么呢?

存款准备金对于金融机构来说,相当于一种“税收惩罚”,尽管央行独创性地为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但如果存款准备金率水平较高,将激励金融机构开展表外业务 “逃税漏税”,那么央行就不会达到最大化回收流动性的效果。于是,央行就需要给金融机构一定的“补偿”,即继续维持甚至扩大存贷利差,且要为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但事情并没有结束,如果存贷利差依然被人为控制,这就相当于将存款准备金这种“税收”惩罚转嫁到了存款人和借款人身上,于是必然会导致“金融脱媒”。这难道不就是近几年中国金融领域正在发生的故事?

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水平带来了诸多弊端:第一,加剧“金融脱媒”,导致其不能有效回收流动性;第二,与利率市场化的方向即降低存贷利差背道而驰;第三、如果通过较高的存款准备金率强制冻结金融机构资金(目前约为20万亿),也将人为扭曲市场利率,甚至造成市场利率的短期大幅波动;第四,央行为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支付的利率水平(目前分别为1.62%和0.72%),构成了市场利率的“底限”,这也不利于利率市场化的开展。毫无疑问,存款准备金制度已经成为利率市场化的拦路虎。

目前来看,央行已经在淡化存款准备金制度,2012年5月至今,并没有调整存款准备金率,而是通过更灵活机动的正回购、逆回购以及SLO(短期流动性调节工具)和SLF(常设借贷便利)等来调节流动性。这主要是因为此前存款准备金率的频繁调整,已经成为市场判定货币政策松紧的风向标,这导致央行不敢轻举妄动,向市场明确传递货币政策的走向。李克强总理去年就已经表示,货币政策要既不收紧也不放松。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放松会延误金融机构去杠杆,而收紧又容易打击本就脆弱的实体经济复苏和导致信用违约风险。这意味着短期内或许很难看到存款准备金率的再次调整。

但短期的不调整不意味着存款准备金制度不需改革,未来如果央行需要传递货币政策放松的信号,存款准备金率下调是最好的选择,这将是逐步淘汰存款准备金制度的第一步,第二步是不再对存款准备金和超额存款准备金支付利息,这一切都是利率市场化进程中的题中应有之义。

在当前的经济形势下,放松会延误金融机构去杠杆,而收紧又容易打击本就脆弱的实体经济复苏和导致信用违约风险。短期内或许很难看到存款准备金率的再次调整。(腾讯财经专栏作家宇文远)

简政放权 政府职能转变突破口

中国腐败屡禁不止,与经济转型中的寻租空间过大直接相关。今年以来转变政府职能、减少审批制度的改革,将极大地缩减这样的空间。

资源配置市场化的认识不断提高,“放权”成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党的十八大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明确表明了资源配置市场化的重要性。

日前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工信部保留的行政审批事项目录。除此之外,继日前向社会晒出目前保留的18项行政审批项目,财政部又宣布再取消和下放3项行政审批项目。

2月中旬,国务院决定再取消和下放64项行政审批项目和18个子项,随后国务院下属各部委纷纷晒出“权力清单”,以往的“权力大户”国家发改委仅保留25项审批权力。

据统计,2013年国务院共计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21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曾经承诺本届政府至少要取消和下放其中的1/3,按照此标准,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初,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1700余项,那么取消和下放的的行政审批事项将达到567项。

可以预计,在简政放权的改革大潮之下,未来几年,民资进入垄断行业的步伐将会加快,民间资本也将在我国经济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尽管政府简政放权对于激发民间资本活力的作用可期,但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行政审批权的取消和下放仅是扩张了市场主体自主管理事权的能力,在没有相关配套的财权、金融制度改革同步情况下,政策的效果也会大打折扣。

例如,虽然中央把投资项目给予地方审批,但由于很多项目资金使用的审批权仍掌握在财政部手中,这意味着即使地方审批通过了,地方也会由于缺乏中央的资金支持而难以启动。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在将部分审批权力下放的同时,也尽量加强中央对于地方财政支出的支持。

再如虽然民间资本项目投资的空间被打开,但是金融体制的改革还必需跟上,它们包括利率市场化机制的形成,竞争性金融体系的完善,才能解除当前民营企业普遍发展过程中的金融压抑,民营资本的经济活力才可能真正得到释放。

而更重要的还在于,虽然简政放权有望带来经济社会活力的增强,但是新旧体制之间衔接不到位,市场经济自身不完善以及固有的风险也会随之显现,这就需要相关的改革配套措施及时到位才能保证经济社会活力的良性释放。

第一,过去我国经济往往是“一放就乱”,取消和下放项目审批权后,在目前产权约束机制不到位情况下,地方投资冲动导致投资项目效益低下、重复建设、产能过剩的风险仍会较大。

第二,中央通过简政放权给予了地方更多的权利,但并不能完全保证逐利的地方政府主体也同样将权利真正下放给市场和社会。

所以,这次简政放权实施政府职能改革仅是我国新一轮市场化改革的第一步,为保证它的政策效果真正落实到位,新一届政府还会加快更多的行政、财税、金融体制改革等,而这些重大改革的重启也将推动我国经济和社会进入新一轮市场化进程。

两会开启股市改革元年

2月20日开始,A股沪指便开始连续下跌,2月25日,沪指跌幅更是超过2%。

能解决A股近渴的唯一方法就如何能吸引资金的关注。事实上,监管层也在为推动长线资金入市增强流动性不断努力。证监会也曾多次提出,要加快推动养老金、保险资金、住房公积金、QFII、RQFII等各类境内外长期资金入市。

但A股长期以来失衡的结构却使其增量资金有限。具体表现为,市场热点出现此长彼消,即蓝筹股的拉涨,会对资金构成挤出效应,进而令创业板内部资金大幅流出,从而引发跷跷板效应。

从市盈率上来看,对比香港恒生指数10.5倍的市盈率、道琼斯工业指数的15.8倍市盈率、以及日经225指数的22.7倍市盈率而言,上证综合指数的最新市盈率仅为10.1倍,A股可谓是世界上最便宜的市场。

长期以来,我国A股市场财务造假、虚假重组、失信评估、利益保荐等行为屡见不鲜。如何能使得A股成为一个真正公平、公开、公正的市场将决定长线资金入市的时机,而我们也期待这些因素能够在本届两会中破题。

去年万福生科虚增营业利润1.8亿,虚增净利润1.6亿成为财务造假的典型;光大证券8.16乌龙指事件的杨剑波起诉证监会再度掀起投资者们对于内幕交易的关注。而在2013年证监会的表述中显示,在查处的内幕交易案件中,主要内幕信息仍为重大资产重组信息,同时复合型违法行为不断增多。

此外,在新一轮IPO重启之后也是乱象不断,期间不断有媒体曝出期间黑幕,而奥赛康老股套现31亿的举动,也使得新股发行过程顿生变数。

另一方面,对于违规行为的监管力度也在无形中加剧了市场违规行为的发展。此次IPO重启前的财务核查中,国信证券等券商被指保荐公司多数变脸,但得到的惩罚被投资者比喻为隔靴搔痒;而约束上市公司自身的退市制度目前未知尚未发生作用,虽然*ST长油恐怕将成为第一支退市个股,但是大部分垃圾股仍然靠重组或者补贴获得他们的救命仙丹。

可以肯定的是,A股顽疾不除,便难获吸引力,而退一步讲,养老金或者QFII等长线资金的入市,不过是一种普通的投资行为,是其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手段,虽然长线资金的入市一部分可以体现A股吸引力的增高,但是单纯指望外部的QFII资金或者内部的养老金入市来提振信心,恐怕过于简单。至于股市的振兴,还是要靠市场自身的改革与进步。

两会将至,投资者又再度展开对资本市场改革的憧憬,但是就目的而言,如何彻底去除长期存在的陋习,恢复A股的赚钱效应,才是题中之义。

国企改革仍流于形式

中国最大的成品油供应商中石化发布公告称,公司将对油品销售业务板块进行重组,同时引入社会和民营资本参股,实现混合所有制经营,社会和民营资本持股比例上限为30%。

格力电器的公告则显示,其母公司格力集团将剥离格力地产业务,同时转让不超过49%的股权引进战略投资者。格力集团是珠海国资委的全资公司,拥有近20%格力电器股份。

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放开国有企业竞争性业务,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两家大型国企在“两会”前夕公布混合所有制改革信息,或许预示了未来国企改革的路径,即国企逐步向社会资本和民营资本放开竞争性业务,未来势必有更多国有企业有所行动。

从调整后的股权结构看,中石化和格力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并不大。

本次放开参股的油品销售并非中石化最赚钱的业务。由于车流量大的地区租金成本上升较快,且成品油价格受到严格管控,因此,油品销售的利润并不高,中石化早年布局的一些油站甚至已经出现亏损。

该公司年报显示,2013年前三个季度营销和分销业务的营业利润为270亿元,而同期勘探开发业务的利润则高达467亿元。如果公司销售板块重组完成,可将分销业务的资金转移至赢利空间更大的勘探开发业务。由此看来,引入社会资本,最大的受益者是中石化本身,而不是参股企业。

对于格力电器这种市场化地方国企来说,政府的强势干预是民资参股的最大顾虑。

珠海市国资委多次试图参与上市公司运营,但均被格力电器管理层挡在门外。格力电器和格力集团在朱江洪担任两家公司董事长之前一直摩擦不断,甚至发生过集团董事长试图召开股东大会罢免集团副董事长的事件。

在朱退休后,珠海市政府“空降”周少强任格力集团党委书记、总裁。但周却在格力电器的董事选举中落选。像这样大股东推荐人选落选董事会成员的事例在国内上市公司中并不多见,在当时也引发了外界的广泛关注。资本市场对格力的治理结构、经营风格及接班人等问题诟病已久,政府过度干预将成为格力改革的最大障碍。

自2005年国家就出台了“非公36条”吸引民间资本投资。2010年的“新36条”更明确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国企改革,但国企改革的努力至今收效甚微。

与中石化此次改革类似,早在2012年,中石油就曾引进城市基础设施产业投资基金和宝钢集团有限公司等作为股东,共同出资建设西气东输三线项目。不过,由于这次合作的民营资本占比太少,中石油的改革被认为有名无实。

而地方国企引入战略投资者也并非格力首创。去年青岛海尔引入国际私募KKR,向后者定向增发近3亿股,但因为定向增发价格偏低,也引发外界对青岛海尔贱卖民族资产的质疑。

不可否认,中石化与格力的改革具有积极意义,但在民营资本无法取得控制权与政府对国有企业强烈的家长情怀下,改革在成效如何仍有待观察。

环保部扩权治霾

近期,华北地区再受严重雾霾侵袭,主要原因:一是污染排放强度高,污染物排放量大;二是气象条件不利,污染物难以及时扩散;三是机动车、北方冬季燃煤采暖污染等对空气质量产生影响。

事实上,对于雾霾出现的原因早已不是秘密,但却屡禁不止。地方政府难以对排污大户动真格,执法部门权力有限,企业也没有排污动力。

今年是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之年,大气污染治理已经成为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很多省份已经列入政府工作计划。全面深化改革的顶层设计出台后,下级地方政府改革路径纷纷出台,生态环境改革成为趋势。

湖南省十二届人大三次会议闭幕后,2014年省级地方两会全部结束,“降速提质”、压缩三公、铁腕治霾……地方版改革路径纷纷出炉。

在中央提出“不以GDP论英雄”的背景下,今年的省级地方两会,不再将GDP作为地区发展最重要的考核要素,“降速提质”成为普遍共识。

除广东省之外,全国其他30个省份的GDP目标较去年调低或持平,其中吉林下调的幅度最大,由2013年的12%调至今年的8%。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东将今年的GDP增长目标由去年的8%调高到8.5%。今年31个省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除西藏、宁夏之外,29个省份均提到了大气污染治理。

作为雾霾重灾区,北京、河北还首次将大气细颗粒物(PM 2.5)年均浓度下降目标列入政府工作报告,分别为5%左右和4%。其中,河北省在政府报告中以“只争朝夕推进环境治理和生态建设”独立成章。

从别国经验来看,治理雾霾绝非朝夕之功。从1943年美国洛杉矶第一次遭受雾霾攻击,到1999年一级污染警报天数降为0,洛杉矶治理雾霾经历了60多年的努力。

在确定了机动车是雾霾的主要来源以后,加州推出六条建议,包括建立高效公交系统、淘汰柴油车等。1970年,《清洁空气法案》出台,标志着全国范围内污染标准的制定成为可能。与此同时,政府敦促石油公司在成品油中减少烯烃含量,加州环保结构还提倡和开发了甲醇和天然气替代汽油,促使石油公司开发清洁汽油。

回顾洛杉矶治理雾霾的历程可以发现,影响治理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1、出台环保相关法律法规;2、尽早确定污染物的来源;3、政府对环保工作严格监管。2013年,大气污染防治规划出台,治理工作具备了政策层面的支持。

污染物来源方面,虽然国内暂时还缺少让各方认可的数据,但主要的污染来源已经确定,治理工作也有了重心。当前最严峻的任务在于加强环保工作的落实,对环保设施的工作情况进行严格监管。

相比于以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为主的投资主体,环保部门的权力较弱,难以形成有效约束。除了拍桌子,环保部门难有更多的权力处理违规企业。这种情况尤其发生在地方环保部门与中央企业之间。

最新的消息显示,中国政府可能赋予环保部在资源方面新的权力,环保部可能将取得对未来相关项目的否决权,并在处罚污染单位时取得更大权限。据外电报道,中国政府正考虑下月对各部委进行全面重组,可能撤销国土资源部,将其部分职能并入环保部。

长期以来,外界认为环保部过于弱势,难对污染者实施应有处罚。下月全国人大会议料将通过《环境保护法修正案》,预计修正案将授权环保部对未及时纠正问题的污染企业进行无限惩处,并允许监管部门对屡教不改者处以停产或关闭的措施。

修正案将取消罚款最高限额规定,这样对屡教不改者可实施上不封顶的处罚。权力重组后,中国的环境保护有望走上常态化的轨道。

反腐也是经济调控方式

自从2012年11月十八大新领导层密集发声反腐,新一轮反腐风暴至今已经有15个月。

就在外界猜测反腐行动将持续但力度不会加大的时候,中纪委在2013年四季度陆续出台对公职人员的具体规定,包括不允许官员出入私人会所;不允许官员在公共场所吸烟以及公款购买年历和贺年卡;也不允许在企业兼职。甚至为官员举办追悼会都需党组织批准。

反腐的执行力度也体现出更加有力的一面。在中纪委提供的《2013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中表示,从高官被查处的密度和速度来看,新一届中央领导层的反腐败力度,近三十年最大。

根据《2013年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披露:2013年共立案17.2万件,结案17.3万件,处分超18.2万人。至2013年末,全国超过3万名官员因违反“八项规定”精神被处理,超过2.1万名政府和国企官员因重大安全责任事故被问责。

特别是在“苍蝇”、“老虎”一起打之下,十八大以来查处涉嫌违纪违法的中管干部31人,其中,刘铁男、倪发科等8人涉嫌犯罪,已被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蒋洁敏、李东生、李崇禧、李春城、季建业等案件目前正在立案调查。

甚至日前在东莞展开的扫黄行动也被各界视为反腐行动的延伸。反腐行动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调控经济,但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下,持续的反腐败运动客观上也起到了经济调控的效果。

2013年四季度全国GDP同比增长7.7%,增速低于三季度的7.8%,高盛高华证券中国宏观经济学家宋宇认为,四季度经济放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中纪委牵头的反腐行动力度加大有关。而民生证券研究员管清友则认为,本次东莞的扫黄行动,会令当前走弱的宏观经济雪上加霜,扫黄的影响在三月份的宏观经济数据上就会有所体现。

反腐对于具体的消费品种的影响还只是微观层面上,如何摆脱“投资冲动”才是更为关键所在。投资受到限制也已经有所体现:2013年的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比上年名义增长19.6%(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9.2%),投资增速不断走低。

对于投资冲动,主要原因在于借此积累政绩。虽然反腐并不是直接对投资冲动进行抑制,在投资方面的调控作用不会像消费那样立竿见影,但通过打压高端消费以及本身的威慑力来降低各级官员靠投资积累政绩的冲动和热情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经济转型。

一旦官员失去投资搞建设的热情,政府推动的投资将会收敛,市场的调节作用将会逐渐显现出来。特别是腐败重灾区房地产领域,投资极有可能会出现显著下降。官员极有可能出现“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态度来对待房地产开发。

安邦咨询认为,2013年房地产开发商在一二线城市疯狂抢地是因为对建设用地日渐稀缺的恐慌,而不是来自预期房价大涨的投资热情。这些高价抢到的土地,其投资开发周期可能会比过去更长,对开发商的资金要求更高。

随着地方政府冷却热情,开发商会更为积极地探索新的增长模式。去年以来,有的开发商不断向互联网学习转型经验,甚至去投资银行、卖矿泉水,这些都是开发商在寻找新的收入来源的多元化之举。

近几年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在反思“4万亿”对经济的影响,经济调结构的呼声也日渐高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央提出“不以GDP论英雄”、推出新的政绩考核方式,无不体现出经济转型的迫切,随着反腐行动的推进,将会收获意外的宏观调控的成果。

反腐初衷并不是为了调控经济,但持续的反腐运动在客观上却起到了控制投资、抑制公款消费、抑制房地产业发展的调控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