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动作”考验中国

对杨迈军来说，这是一个很尴尬的状态。作为上海期货交易所的理事长，杨迈军非常希望借两会之机，展示上期所的国际化蓝图，但是“不识时务”有色金属期货价格却连续下跌，尤其是沪铜，已经触及近五年来的低点。因此，杨迈军在面对媒体时，解释期货市场的下跌原因，成了他无法回避的话题。

杨迈军认为，包括铜在内的有色金属期货价格下跌，并非中国市场特色：“伦铜同样在下跌。”他指出美国非农数据好于预期，促使美元走强，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因而走弱。与此同时，国内经济的下行压力，也在助推有色金融期货的下跌。

3月13日，高层在公开场合表达了对经济下行的担忧。2014年，中国政府希望，既要稳增长、保就业，又要防通胀、控风险，还要提质增效、治理污染。“多重目标的实现需要找一个合理的平衡点，这可以说是高难度的动作。”

中国政府制定的GDP增长的预期目标是7.5%。3月13日，高层为这一目标赋予了有弹性的容忍度，可接受的下限是充分的就业和居民收入的增长。

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7.5%的增长目标可以实现。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国务院参事林毅夫认为， 未来14年中国依然有保持年均8%增长率的潜力，只要充分发挥发展中国家的后发优势，积极推进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就可维持高增长。

但另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如果以提高投资在GDP中的占比，来刺激经济，可能会积聚更大的风险。高盛投资管理部中国副主席兼首席投资策略师哈继铭对腾讯财经表示，中国应该加大对经济增速下滑的容忍度，甚至可以不去制定GDP的增长目标。当务之急是调整结构，降低投资在GDP中的占比。而西方国家的经验表明，经济增速的放缓，未必会带来大规模的失业，只要保障体系加以完善，不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实际上无论是主张保增长、还是主张降增速，双方都认同的观点是，产业调整已经迫在眉睫，而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客观存在，中国政府要做的是，在经济再平衡与经济增速之间取得一个平衡，“高难度动作”的含义恰在于此。

可喜的是，高层对这一局面有着充分的心理准备。“但凡事不患难，但患无备。所谓磨好了斧子才能劈开柴。”高层言外之意，中国的斧子已经磨好了，依靠去年应对经济下行的经验，以及中国经济巨大的潜能和韧性，“劈柴” 可能比预期的要容易。

增长潜力犹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维持了30余年的高速增长，中国还有多少增长潜力可供挖掘，是探讨中国经济增速的前提条件。

林毅夫认为，中国从2008年开始，仍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他强调，增长潜力与实际增长率是不同的概念，不可混同。

这一结论的得出，主要是以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历史为参照。林毅夫指出，按照购买力评价来衡量一个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技术产业差距是一个比较好的指标，因为人均收入代表平均收入，平均收入反映了平均的劳动生产力，反应了平均的技术和产业水平。

按照购买力评价计算，2008年中国的人均收入是美国的21%，相当于日本在1951年、新加坡在1967年、台湾地区在1975年、以及韩国在1977年跟美国的差距。日本是从1951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9.2%的增长，新加坡从1967年开始维持了20年平均每年8.6%的增长，台湾地区从1975年开始20年平均每年保持8.3%的增长，韩国从1977年到1997年这20年里，平均每年保持7.6%的增长。也就是说，这些中小经济体利用后发优势，实现了20年8%到9%之间的增长。如果他们利用后发优势可以实现20年的增长，中国的增长潜力跟他们是一样的。所以说，中国从2008年开始还有20年平均每年8%的增长潜力。

不过林毅夫指出，实现这一增长潜力存在着前提条件，就是充分发挥低收入国家的后发优势，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

林毅夫认为，技术创新让现有的产业劳动力水平提高，产业升级可以把劳动力配置到附加价值更高的产业上去，这样劳动生产力水平才会整体提高。“发达国家技术创新必须自己发明，投入高、风险大，发展中国家可以是把别人已经发明出来的成熟的技术纳为己用，风险小，成本低。这个经济学上叫后发优势，就是低收入国家后来者的优势。”

瑞银首席中国经济学家汪涛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前景也较为乐观。“瑞银这些年经济增长预测是7.8%，高于市场的平均值。”她认为，2014年国际经济对中国的拉动作用不容忽视。美国和欧洲的经济复苏，将改善中国的出口现状。另一方面，2013年控制公款消费之后，2014年大概会继续实施，去年较低的基数有利于今年消费增长稍微加快一点，而投资占GDP的比重也就有了下降的空间。

结构性问题待解

汪涛提到的投资占比问题，也恰是哈继铭最关注的话题，他认为这是中国经济失衡的重要因素。

2013年中国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0%。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是次高点，占比达到42%。哈继铭认为，现在投资失衡的程度很高，要使经济再平衡，就要把投资比重降到更合理的水平。但是这种下降是必须要以投资放慢、GDP增长为前提来实现，不然的话比重还得上升。

但中国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使得再平衡困难重重。“GDP当中，另外两驾马车一时半会很难大幅加速，尤其是在消费领域，限制公款消费，短期来看，消费增速没有加快，反而有所回落。”他认为，在这种情况下，要让投资增速进一步低于消费增长，势必要使得经济增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下滑，所以这是一个挑战。第二个挑战在环保方面，环境方面的压力越来越大，一些高污染行业可能需要进一步紧缩。第三个挑战是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在逐渐地下降，这会产生工资的压力，也会产生资金供应的压力。因为劳动力占比下降，往往是伴随着一个社会的储蓄率下降，社会储蓄率下降，会使得资金的供应相对比较紧缺。这时候如果需求依然旺盛，会把利率推得很高，不仅是未来的投资难以增长，也会对之前的欠款偿造成压力。这三方面的结构性问题，可能会集中地释放，会对中国经济增长提出一个比较大的挑战。

哈继铭认为，解决之道在于，更大程度上实现结构调整，实现这种调整的一个前提，就是要对经济增长的下降有更大的容忍度。根据哈继铭的量化分析，假定到2022年，也就是本届政府十年任期的末端，把投资占GDP比例降到40%左右，投资增长速度要明显下降，甚至要慢于消费的增速。这样的话，2014年的经济增速可能不应该超过7%，而未来几年的增速可能还要有更进一步的下降。

哈继铭认为，这是实现经济再平衡，同时规避未来风险所必须要付出的代价。如果忍受不了这种短期的调整，可能在未来会积聚更大的经济风险。

实际上高层近期保增长的表态，与哈继铭的想法并不矛盾，高层已经明确7.5%的增长目标可具上下浮动的弹性，并且浮动弹性的区间并未量化，而是以保就业、促增收为衡量标准。

哈继铭认为，最先调整的应是重化工业，其次有非常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的钢铁、水泥、造船等行业都需要调整。

货币政策“隐秘”宽松

在明确了调结构的目标后，金融领域的调整显然是首当其冲。

汪涛认为，货币政策上的信号已非常明显，政府不会明显的改变目前货币政策的取向，不会有明显的收紧政策的意图，也不会有明显的放松。在央行的操作上，短期货币市场的利率，因为春节以后资金流入比较大，资金链比较宽裕，利率下降，但是2014年七天回购利整体会稳定在4%到4.5%，比去年年底要低一点，但是比去年上半年和目前水平高一点，基本上还是中性的。从信贷信用增长的角度来说，比之前想象的稍微宽松一点。

高盛的经济研究团队预计，在更多迹象表明增长放缓且通胀下降的形势下，中国已经开始微调此前严格的政策立场，利率和汇率双双下降，对信贷的控制也略有松动。

政策立场的这一可能变化的转折点似乎在今年年初，高盛认为这一放松可能为实体经济增长提供一定支撑，尽管其影响存在短暂滞后。在高盛看来，若无更强劲的外需支持，当前货币政策放松的幅度尚不足以推动经济明显反弹。如果增长继续放缓，可能的政策前景是政府仍以谨慎克制的方式进一步小幅放松。潜在的放松措施可能包括对基建等领域的支持。

实行放松政策的另一个问题是决策层不希望被公众认为在推行“刺激”计划。高盛认为这正是为什么近几周人民银行虽然在行动上较此前的强硬姿态有所软化、但在指令中依然措辞不变的原因。高盛认为，即便未来市场急需更多流动性供应，下调准备金率的可能性仍大大低于使用公开市场操作等其它工具的可能性，因为前者会传递出很强的货币放松信号。政策信号清晰与否本身会影响到政策的效果。今年可能进行的政策调整或许会在幅度上比过去更加有限、在信号上更显模糊。

摩根大通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朱海斌也认为，信贷宽松退出进一步进行。社会融资规模的增长从1月份的17.4%回落至2月份的17.1%。此外，从非银行类融资向银行贷款，从短期贷款和票据融资到中长期贷款的结构性转变正在持续进行中。有关近期人民币的贬值，有传言称央行购买美元向银行系统注入了流动性，促使银行间利率大幅下滑。这可能导致信贷宽松退出的努力化为乌有。2月份的信贷数据表明，央行可能依靠窗口指导和定量控制等措施避免信贷宽松退出的过程发生逆转。

实际上高层在最新的表态中已经明确，满意2013年基本无刺激的经济增长状态，这一信号可能预示着存量货币的效率需要被发掘。

（腾讯财经 闫铮 发自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