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然机会与证券业结缘
腾讯财经：我们从最早的一段故事说起，当初你是怎样和证券业结缘的，我们知道您去日本留学过一年，这一年的生活对您后来的工作有什么影响？
禹国刚：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本身是读外语的，在大学去了日本，但是各位都知道，像我在读书的时候，中日还没恢复邦交，我是1981年就来到深圳了。来到深圳以后，我是深圳爱华电器公司的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这个时候由于爱华公司电子工业部在深圳的直属企业，所以总有日本人到爱华来考察，我们就互相交流。但是我确实没有想到我能到日本去学习证券和证券交易，我刚说有一个偶然的机会，日本有一个友人叫冈崎嘉平，这个老人家已经去世了，他生前是日本全日空航空公司的总经理，是中日友好的知名人士，是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决计人之一。这个人他生前来过我们国家一百次，周恩来总理亲自接待过他39次，在中日恢复邦交正常化的就会上，周恩来总理第一个和日本人碰杯的是（田中角荣）总理，是日本国的内阁总理大臣。
和日本有缘第二个碰杯的就是冈崎嘉平，当我们国家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以后，他本身是银行家出身的，经济建设一定以后会有证券市场，所以1979年，1980年，1981年，他连着三年给当时的领导人，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兼中日友好协会的会长廖承志先生提出，他说廖先生，需要有两个人派到我们日本来，我给你培养两个证券和证券交易的人才，以后你用得着的。实际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对股票这些东西，以前一提股票的事就想到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证券交易所，一想起上海证券交易所，就像茅盾《子夜》中讲的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买空卖空，这么一些情境，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用不上这个东西，以后再说吧，就很委婉谢绝了。可是到第三次老人家提出这个事，就有点不太客气了，说廖先生你很怪，这个事我跟你讲过几次了，教不教在我，用不用人在你，你干嘛每次都谢绝呢，后来廖先生心想他说的也有道理，我就选两个人去，学回来能用就用，不能用再说，每次都把人家的好意挡住，好像有点不尽情理，说了一次又一次，每次都是这个话。
于是，廖承志就把这个人交待给了共青团中央的国际部由它出头组成一个教导团，有团中央的国际部，有对外经贸大学的有关人员等等几方面组成的。对外经贸大学，现在的经贸大学，过去叫对外贸易学院，他们肯定先要在津、京、沪这三个直辖市找人，人才多一些，遗憾的是三个地方没找到人，道理在哪，条件要求不难，就三个，第一是要会日文，而且水平高一些，第一天到东京，第二天就用日语上课，不是现在的留学生到日本去学一两年的日语，然后再进入大学，第二年就用日语上课了。第二，你要懂一点银行证券的基本知识，否则你去听天书。第三，刚刚改革开始，政治条件都要严格考核，但是他在京、津、沪没招上人的主要原因是前两个，懂一点日语，根本不懂银行，更不知道什么是股票债券这些东西。反过来讲，解放后，1949年以后，我们几十年没有用到证券市场，年轻人没有谁能够知道多少这个东西，所以他们很遗憾就回了北京向廖承志禀报了说没找到，廖承志就支持他们，南下广州，藏龙卧虎之地给我再招一次，于是这一班人马就下到广州来了。由于共青团这个系统，所以团省委就给各市县团的负责人打电话，你们那有没有人，动员报名里考试，这时候由于我在爱华是党委秘书，我对深圳市也很熟，他们知道这个事以后首先就推荐我，找我去谈，我说不行不行，人家那个地方确实是藏龙卧虎之地，广交会有多少人参加，我说我很多年没有再使用它了，我不去了。
团市委的一个书记，（于恢宏）先生，他一句话把我感动了，你这个同志，你考不上状元还有秀才在，考上了你就去学，考不上你回来还是爱华党委秘书，你又不是60岁了，你怕什么呢，我想想是这个道理。所以公司所有印鉴都在我手里，于是我就悄悄开了个介绍信到了团省委报名了，一看40多，50个人坐在那里面，人家就招两个人，这事前都是知道的，难免有一点真是不是对手，这么多人，人才济济，但是心想来了就好好答卷子吧，其他的事暂时不考虑，喜出望外，很顺利，很快答完了。答完了以后，他们也没有谁交卷，老师就查来查去，这个时候我就举手，老师说什么事，我说你能不能再给我一份空白的卷子，我再抄一遍，他说可以，于是他就拿了一份卷子给我，我抄的当中，他就一直在我身边，等于我抄完，他把我这个卷子就审完了，看完了，他心里有数了，所以当考试结束，大家都走了，他就把我留下了，说你不要走，我一反身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其他都走了，你跟我们上二楼去，我们要对你口试，一口试过关。之后就问一些银行证券的基本知识，我全答上了，他们惊讶，感到意外，你算帮我们的大忙了。我考试能帮你们什么大忙，于是他们就跟我讲了前面这个故事，我们终于找到了一个合格人选了，你的任务是什么呢，你的任务是回去让你的领导能够放你离开，我说这个事就交给我了。
于是就这样到了日本，到了日本，我很珍惜。第一，一个是学习这个专业，另外学习专业的同时日文是飞速提高，因为以前是在国内学的，而且我们学的时候，虽然我的老师是战后留在中国的日本友人和一个老华侨，这都是日语很过硬的老师，但是毕竟我没有施展，没有场合，那个时候我们在大学学习，一个班几十个人，也就一个很老式的收录机，大家围绕着那一部机子在那听，学习日语，现在多方便，所以就到日本有了一个学习的机会。可以说《证券市场》是我回国后于1988年正式出版的一本书，我总共写了有十几本书，最后的一本叫《深市物语》，那个是51万字，这是第一本，中间还有希望我和王建，还有好多同事，就是在深交所成立以后写了很多普及证券市场知识的书。这本书可以说就是我学习的总结，把整个现在证券市场，包括股票、债券、贷款，所有的东西都写在书里面，这本书在1990年上海举行的全国第三届书市当中销量前十，第三位，不少同志也买了这本书。
尉文渊也买了这本书，他和我也是好朋友，他很谦虚，因为两个交易所都在成立之后，也派深交所到上海去学习，他就说学什么，都是从你那学来的，我们的人去就说学习是相互的，各都有所长的，学习得可以取长补短，所以他对别人讲也很客气，我的证券知识，写那本书，这个故事是这样的。当然2001年，后来有影响，确实是影响很大，因为有了这一本书，1988年开始，我担任资本市场专家小组的成员，1989年1月就开始当专家小组所长，一直到深交所成立，我和王建在成立之初，大家组织给予这本书，翻译香港的证券公司条例，证券交易条例，投资的保护条例，香港联交所组织大家，香港的联合交易所上市的审查规则，业务操作的细则，将两百多万字的英文资料翻译成汉语，然后又根据深圳的情况写成了我们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资料这一本书，这本书由于封面是蓝颜色，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自己给它取了个名字叫蓝皮书。
这本蓝皮书就把证券市场，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本书你仔细看是1990年3月我们复印，在这之前就写好了，这一本书，地方的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组成，交易所怎么组建，股票怎么发行，债券怎么发行，它的实施细则，股价制度怎么编制，证券交易所怎样审查上市股票，交易所的各项细则，交易所的章程，股票指数的编制等等，电脑交易，凡是应用，无所不有。这一本书，既是深交所筹建的蓝皮书，也可以说它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帮了一个很大的忙。如果我当年不到日本去学习，说实在的，要组成这样的团队是比较难的。因为直到我回来以后担任资本市场专家小组组长，到国外去专门学过证券和证券交易，凭我一个人的力量很微薄，做不了大事的，所以我们一块打造交易所。这一年当中可以说为后来我在证券市场能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深交所成立背景
腾讯财经：后来深交所在什么样的背景下成立的？
禹国刚：背景，因为要成立一个证券市场，首先要看你们的需要，我们把事情上溯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也就是1980年前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以后，我们这个国家到底怎么进行经济方面的，特别是经济改革，大家都在探索，一开始最初提出叫承包制，因为农民就是从承包制成功的，这个东西到城市试试看。有人又提出用股份制，提出的方案很多，最具代表性的是两个，大家就都在议论和探讨，后来就觉得承包制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可以，但是股份制就现在公司，现代企业的制度怎样建立现代化，能够独立自主经营的公司股份制，是把我们国有企业改成股份公司，进而发行股票，通过股票的交易，筹措更多的资金，这样使这个企业有更多的发展机会。因为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一方面国家财政没有钱，大家都记得一句话，我们邓小平邓伯伯在改革开放之初对广东领导人就讲了，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去闯，杀出一条血路来，这条血路是非常艰难的，就是要敢于去闯的路，所以深圳它作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第一个经济特区，它在股份制的试点上可以说起了一个领头羊的作用。
大家知道宝安投资集团，那个时候由于深圳市深圳特区建立了，这样就将原来的宝安县迁到了关外，新的宝安县它迁到关外，它的建设好多方面，财政没钱，没有钱就用了宝安的投资公司的名义，就发行了集资股票的任务，要买，因为那个时候虽然说它已经具有股份制和股票的性质，有这个萌芽，但是它还是不规范，仅仅用了集资。当然这个集资也是在报纸上公开招股，全国包括了二十几个省市都去买。之后，深圳的股份制企业比较多了，到1985年的时候，李灏同志由国务院的常务秘书长总走任深圳市长，到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他又兼任深圳市委书记和市长，一身兼两职了。在他到任第二年，也就是1986年，他就主持制订了深圳经济特区国有企业，那时候叫国有企业，现在叫国有企业，那时候叫国营企业股份制试点规定，有了这个规定以后，深圳就把大型的国有企业先股份化，规范的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办法来做。这个当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什么呢，就是将深圳当时的二十几家信用社组织起来，准备建一个深圳信用银行，这个信用银行经过了很多磨难，最终还是获得了批准。
在批准的时候是（陈浦发）行长为更名，他说你们就把这个银行的名字叫做深圳发展银行，这个名字起得好，后来就有了深发展，广发展，有了浦东发展等等的发展银行，特别是发展银行它1986年成立，发行股票，1988年4月股票就开始交易。到了1988年，1989年这个时候，除了发展银行，万科也出来了，万科之后，金田、原野、安达这些股票相继都出来了，这时候柜台交易就由股份制股票，这时候证券商也不只是一个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的证券部一家，而是有了中行证券部，国投证券部，有色证券部，工行、农行、建行、中行的证券部等等的十几家。于是这五只老股票，老三家就是指的特区证券，国投，中行，这三个证券公司，再加上后来的十几个证券部，在他们的柜台组织了一个买卖，就构成了深证证券市场的一个雏形，就是柜台交易。
随着柜台交易，它的地方慢慢就多了。第一，十几家柜台，十几个架构，行情不统一，信息互相不流通，再加上完全是人工，手工操作，股票效率越来越明显，全国的钱到这来，供求矛盾极端悬殊，全国钱用在这，就那五支老股票，怎么经得起买啊，于是就到了1990年的年初，1月，深圳柜台交易的五只股票都是飞速往上涨，只涨不跌。以发展银行为例，一月份的时候它卖十几块钱，而到这一年的11月底，发展银行股票的白市，所谓白就是在证券商的柜台合法买卖的，白市卖到120，黑市再翻一番，240，所谓黑市就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私下的交易叫黑市，其他的股票也都是这样的翻番，多少倍往上翻。而这个中间，1990年5月，《人民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的一个站长他写了一篇内参，这个内参上有这么几句话，我是听看了这个内参的人给我转述的，说现在人心思股，大家心都朝股票那想，都往钱看，市政府人走楼空，政府的人员都人走楼空，公务员的心也是人心思股了，这还行吗。后来讲了股票市场发达起来的人一夜暴富，有的人一下子变成几万，十几万，几十万的富翁，就这些话，北京一看这还了得，这不是资本主义复辟了，这不就是茅盾写的大鱼吃小鱼，买空卖空。
这个内参首先传到了王震将军的手里，王震将军一看以后，他的主张就是关关关，他就把这份内参寄给当时的中央政治局五个常委了，五个常委当中的李鹏是总理，姚依林是常务副总理，他们这两个人看了以后还比较冷静，我们先派人调查，了解相关情况再说。紧接着国家体改委的调查，从人民银行总行，国家外汇总局调查组，审计什么什么的调查组一个接一个都来深圳了。他们好在调查的结果首先肯定了股份制的证券及证券交易在特区改革当中的正面作用。比方说它能够调整产业结构，能够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能够改变企业的运行机制，能够使特区的企业，特区的政策，政府肯定发行政府债券，筹集更多的建设资金，使特区更快更好发展，这都是正面的作用。当然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改进的办法，这样北京就算认可这件事继续实践，这就把这个事保存了下来。
可是神话继续在出现，由11块钱到120块钱的白市，再到黑市上一翻240，神话是怎么出来的，从1991年年初到1991年的11月，长达11个月的时间，这个股市它是一个牛市，大牛市，只涨不跌，所以层层脱手层层都赚钱，大家都能想得来的。但是你要知道，股票市场是涨涨跌跌的，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反之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这些都为后来的深圳证券市场所验证了，比方说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涨到11月底，可以说基本上涨到顶上了。
转折点是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这一开业，柜台交易，把股市的价格拉到了顶峰，它自然而然没有只涨不跌的，而有的人说你看我们说就不该办证券交易所，你们硬要办，你一开业这个股票就开始下跌，一直跌到1991年9月，我们救市，涨11个月，十几块涨到一百二十几，黑市二百四十多，这股市肯定按照它自身的规律。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北京一道命令又一道命令，深圳也想了很多办法，比方说利用涨跌停，涨跌停就是从柜台交易时候开始的，在我组织深交所工作期间，我在1991年6月28日，首先讲万科的涨跌停，几乎把深交所上市的所有股票的涨跌停板，1996年的又一波牛市的时候，证监会从垃圾筐里面把涨跌停板又找了出来，套在证券市场，现在还套着。
所有这些措施都治表不治本，这个市场还是不安定，要么就狂涨，要么就暴跌，最根本的解决证券市场健康规范发展的道路就是尽快让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这就是市场逼得你不开业不行了，交易所一开业为什么能够让它规范。首先交易所实行集中交易，把证券商集中起来，价格统一，信息统一，交易所开始交易以后又有了专门的证券登记过户的公司，登记过户也规范了，所有这些就把证券市场在柜台交易当中的种种弊端，基本上消灭了，市场开始步入规范健康发展，所以从根本上改变深圳股市那种不规范的现象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开业，这是市场的需要，不是人为说我们要建立一个证券交易所，我们要去干什么。当然随着这一个市场的发展，柜台交易显然不适应，而且筹措的资金也是有限的，1988年5月到英国、法国、意大利去考察，招商引资，请了那些财团，企业家到我们深圳来搞实业，来投资，在伦敦搞的一个招商会上，很多的职业人，其他的证券公司，招商引资，我们基金一般直接投资实业，投资债券业，证券市场，地方在深圳建一个按国际惯例运作的规范的证券交易所，你们要多少钱，我们有的说我一个基金就有几个亿，几十亿的资金，回到香港，香港的证券公司，请它来帮助我们建立证券市场。
腾讯财经：筹备的过程非常曲折，包括名字的确定下来也是大费周折。
禹国刚：这个故事很有趣，深圳证券交易所更名4次，第一次我们筹备之初，我这都有原始的资料，就叫深圳证券交易所，我们的筹备组公章就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备组，当我们一切筹备工作做完了，1991年5月，我们到北京人民银行总行去报批，请求总行批准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的时候，我们报批当中有这么一段对话，接待我们的是人民银行总行当时的监管司司长（金宪栋），他听我们汇报，看我们那些深交所的章程，深交所运作的那些规则，资料等等，以及我们申请筹建交易所的报告，他看完以后说，老禹，深圳证券交易所，这个事没人敢做的，批这个证券交易所来运作，没人给你批的，他说我给你改个名字，叫深圳证券市场，这个名字我肯定不愿意接受了，因为我学过，我知道证券市场和交易所的概念，但是我又不好直说。
腾讯财经：为什么不敢批呢？
禹国刚：他这个话已经很明白了，怎么很明白，一提起证券交易所就想起旧社会，就想起上个世纪，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四十年代，旧的上海证券交易所，那就是意味着什么，资本主义，在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有股份制，承包制等等的试点都跟着，但是要不要搞股份制，要不要搞证券市场，人们一直在争论，特别是证券市场，它到底是姓资还是姓社，一直是争论不休，这件事直至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视察当中，在深圳讲了那么一段话，证券，股票这些东西是不是资本主义流入，有没有风险，能不能用，允许看，看对了，一两年放开，错了关也有关的办法，快关慢关，这是19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邓伯伯为什么1992年还要讲这一句话呢，那就是1991年，1990年大家一直都在争论。你想我们在1989年刚刚开始筹建深圳资本市场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是关心深圳特区建设，银行的一位同志不懂证券，打电话给深圳市政府，质问市政府有没有搞错，你们怎么搞了资本主义市场，这弄得人苦笑不得，他本身都不懂，他把资本市场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
于是这个时候，市政府就给我讲了一系列的，八九百字的文章，什么叫资本市场，让谁看都能懂，OECD的定义，世界经济合作和发展，按照它这个定义，资本市场是包括有股票、证券和在一年以上的长期信贷等金融工具组成的这样一个金融市场叫资本市场。我又告诉他，资本市场不等于资本主义，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形成固定资产，也要资本，所以资本市场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也需要，资本主义不是资本市场的概念，这样使大家一看才明白了。回答你刚才的问题，他为什么不敢批，他敢批吗，姓资姓社，1992年的时候小平同志才讲了允许看，坚决试，那个时候邓伯伯这么讲，谁能够给你定这个性，我敢说大家还得争论。邓伯伯有一个发明就是不争论，所以我们深交所就学这个，我们不方面去争，当然就不敢批，就是这个意思。
证券市场，我就笑着说，我说金司长，这里面挂的牌子叫菜市场，这面挂的牌子叫肉市场，我挂个牌子叫深圳证券市场，我和它们有什么区别，我这不是一般的商业市场，它是一个为国家，为企业筹措资金的一个很大的金融市场。如果按照他改的名字，就是深圳证券市场，外国人看了不懂，美国纽交所大家都懂，深交所大家都懂，你要说深圳证券市场别人不懂，当然我们可以说纳斯达克，因为它是证券商融合提供的一个交易平台，并不是交易所，所以我自然不接受这个名字。他说话很艺术，他说不懂只是我不懂，他说我不懂得官场和一些什么样事的办法，我给你改什么名字，我现在就能批，你回去就能运作，做成了以后，我心想你这么一批，我何年何月更这个名，我把了你不更，还是那样，所以很不情愿，无奈。后来以后心想，深圳证券市场，筹备组，这次就叫深圳资本市场，这是第二次改名字了，由规范的改成了不规范的。
腾讯财经：第二次叫什么名字？
禹国刚：深圳证券市场，筹备的时候就这么叫的，这都是在筹备期间更名的，我们正式开业的时候，就还原了。王建跟我讲他不死心，就是不愿意用市场这两个字，因为这个不规范，所以王建一想他们就是怕所字出来，深圳证券交易所，我们就不让这个所字出来，我们改成深圳证券交易中心，这样你找不出事来了。1990年3月，我们的蓝皮书就出来了，这本蓝皮书不知道后来怎么让上海的同志给知道了，所以1991年5月，黄菊作为上海市常务副市长，这个时候市长是朱熔基，黄菊就带着一帮上海的青年人，也是筹备他们上海上交所的那些年轻人，说到现在还考察学习深圳证券市场，来取经。他们来了以后，我们李灏书记亲自接见了黄菊，并且陪着他到我们深交所筹备组，这个时候由于我出差，我们筹备组就接待了他。
我后来从昆明回来，王建就跟我讲黄菊来了的故事，他说老禹，黄菊来过，我说有什么事，黄菊有备而来，一进门就说听说你们有一本蓝皮书，就是这一个，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资料汇编，因为封面是蓝颜色的，为了叙述方便，我们自己把它取名蓝皮书，时间是1990年3月，3月印刷，5月他们就出来了。王建和我是一个性格的人，都是直来直往的，人手一册，于是就给了他，我刚才讲了它的内容。上海同志拿了这一本书，不需要再翻译两百多万字的英文资料，也不需要再写成这个蓝皮书，因为这个蓝皮书印成这个东西是在市政府的组织下，市政府讨论过几十次，基本上定稿的东西，虽然还叫草案，但是那可以说是比较成熟的。拿了这一本东西，你回去怎么建上海证券交易所，该怎么弄怎么弄，上面全都有，而且按照国际惯例蓝本是取于香港，很规范，香港已经是国际化的金融中心，知名的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所以他们回去把这个东西很快根据上海的情况，改一改，容易得多，不是说就照着这个，做起来容易多了。
可以说这本书帮了上交所一个大忙，主要是在时间上，如果他们没有这本书，他们在1990年12月19日开业，我感觉是不可能的，这些东西没有一年半的时间是做不出来的，我们用了一年半的时间才有这个东西。反过来说上海也帮了我们一把，虽然北京不敢批我们，但是北京却批了上海，上海是怎么批的呢，各位可以回顾一下，就是1989年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这些西方的所谓七国他们要制裁我们，对我们要实行新的封锁，不来投资了，这限制，那限制，这个时候我们国家还要继续改革开放，当然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的前身是深圳资本市场，资本市场它在1989年之前，1988年6月就开始了，但是过了89以后，深圳的人也在考虑，这个证券市场能不能还再继续往前做，所以我们到了北京，果然1990年5月，北京不敢批这个东西。但是上海是因为北京这个时候一直敦促着上海要加快开发浦东，他们就在开发浦东的一揽子计划当中批准了，其中就有一条，为了配合浦东开发一定要建立上海证券交易所，北京一揽子就批了，这就是说已经通行无阻了，只是一个手续的问题，出身正了。
所以朱熔基在任市长期间，1990年下半年，他到国外去出访，出访期间他就讲了，他说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1990年12月要开业。之前1990年8月，9月，上海已经就有一些风声出来了，已经见诸于报端了，就讲新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将于1990年12月19日开业，这时候我和王建一看又高兴又傻了。
深交所未拿“准生证”抢先开业
腾讯财经：抢在你们前面了。
禹国刚：可以说我们万事俱备，只欠那一张纸，就是北京不给我们那一张纸，可是人家拿到我们的东西，很快人家要出世了，我们拿不到那张纸。这时候我和王建一讲，找李灏书记如实汇报，还写了材料给他，李灏书记一看材料，听我们汇报，我原来以为你们没筹备好呢，现在一看情况这样，于是在深圳经济特区十周年的庆典之后，于1990年11月22日，李灏书记带着市长郑良玉，副市长（张虎翼），深圳市的几位领导，还有市政府的其他几位领导，就一起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备组现场办公。李灏书记到了筹备组刚一进门还没坐在沙发上的第一句话，就说今天我们是来拍板的，我一听很高兴，我就说今天你们拍板，明天我们就开业，我们叫万事俱备，只欠令下，王建就把话接上去，他说只要你们今天拍板，我们就敢于冲锋陷阵，我们早都在这之前，每个月逢8都想把交易所开起来，每个月逢8都开不了，当你讲8号要开业，8号之前那几天就有人讲，北京说了不能开，说不能开就不能开，李灏就说老禹，王建，你们和市委市政府汇报说你们一切都准备好了，怎么运作，给我们演示一下，你们怎么打手势给我们表演我们看看，你们电脑交易开放好了，我们看看，电脑交易，一撮合，讲得又出来了，看得他们好高兴，看起来多好，一切都搞成了，现在市场乱成这个样子。
我就把话讲了，我说交易所开起来，现行市场80%以上的弊端可以随着交易所的运作把它消灭，剩下的弊端随着交易所的不断深入发展，都可以计消灭，我说这样有什么不好呢。假如说现在你们还不能拍板，这个交易所运作不起来，继续乱下去，证券市场这个事业有可能面临第二次被踢出的危险，如果是那样，太遗憾了。我说这个怎么弄，请市委市政府领导指示，然后大家讨论，北京没批，搞不搞，你不要敲锣打鼓，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了，所以说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0年12月开业的时候，我借用十送红军歌词的两句话，锣儿无声鼓不敲，十送红军。北京没批，没给你这一张出生证，你庆的是什么呢，你把它开起来，要把北京的人气得火起来，关了，你关了吧。
腾讯财经：当时开业的场景是怎样的？
禹国刚：开业的场景就是我和王建主持，把交易所开始历年股票集中交易，就算开业了，到会的仅仅是我们深圳证券交易所当时的监事会的监事长董国梁，他同时又是深圳投资管理公司的总经理，因为深圳这个投资管理公司它相当于内地的国有资产管理局这么一个角色，它又比资产管理局多一个角色，有投资在里面，所以深交所在开业的时候是悄悄开业的，这一本书里面《深市物语》，第一本，我给你归纳一下。
禹国刚：《深市物语》我刚才说的是我写的最后一本书，是2000年公开出版发行的，这一本书我有这么一段话，十年前，因为是2000年出的书，今天讲就是二十年前了，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圳经济特区，深圳证券交易所悄然的，悄悄的，当时几乎整个中国的人们都以新奇（00：52）的眼光，打量和揣测着在神州大地一隅刚刚出生的婴儿。没有谁会想到短短的十年时间，今天应该说二十年时间了，这个婴儿借改革开放的春风迅速茁壮成长为全国两大证券市场之一，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就深深的，深入和影响了中国的经济生活和亿万普通人的观念。所以交易所开业那一天，这本书也收录了一张照片，就是我和王建主持的敲钟，开始的照片，你要说它当时是一个开业的情景，就这么简单，就是这样。
腾讯财经：第一天的交易情况怎么样？
禹国刚：这又有另外一个故事，因为深交所在11月22日这一天的会上，最后取得了共识，李灏书记拍板了，说这件事情，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这件事，今天，就是11月22日拍板，今后不再开会研究，为什么讲不再开会研究，就怕有的人说这事再议一回，这话的另外一层含义，开起来，得到了深圳市委市政府负责人的认可，这句话是相当重要的，有这句话我和王建更壮了胆了，就开了，我们就做开业前的准备，证券商已经有43家了，但是这4个家当中有个别几个是有点想法，但是任何一个东西，大家认识都是迟早，有不同，正常的。有问题就是关心的交易所开业那一天，各位券商就在下面，有几位券商就说交易所1990年12月1日开业，哼，那一天咱们一单百万，零成交，这可不是个小事情，各位，假使说我们不提前几天知道这个信息，假使说我们没有采取相应的措施，真的那一天是零成交，那交易所日记怎么写，没法写，好在老天爷挺给我们面子，提前三天我们知道的他们这个信息，于是我和王建装作不知，也不去批评谁，也不去讲什么话，我们就是实实在在做工作，我们给国投二部和有色金属证券，还有其他几家证券公司讲了，只要那一天市场有买单，有卖单，所以那一天就有交易，但是这一天只有一支股票的交易，就是安达股票。
你们会问我为什么只有一支股票呢，可以这样回答你，深圳证券交易所从打开业的第一天，就很讲究规范化，当时深圳已经有5支股票柜台交易了，我们可以一揽子把它送到深交所来挂牌，这个没有问题的。可是在它进入深交所集中交易之前，他们在柜台交易的时候，他们在各自的柜台买卖，价格不统一，过户不统一，很多问题，深圳到了什么程度呢，这张股票卖给你是10股，我弄过来之后写个名字，在后台背书，然后我拿这张又买进了别的一千股，又在这个股票写一千股，就这一张票，你再买一万股，很不规范，现在规范的事都是叫手，一手是几股，你可以定50股，但是你买了多少手，在交易所交易当中也好做，你把这些工作没办法交给交易所来做的，于是我们就讲规范一个进来一个，所以安达是第一个规范的，它就第一个进来，接着才是发展，金田，把规范做好了，第一天就只有一家股票的交易。
早期股票发行工作
腾讯财经：能不能讲一下早期的股票发行工作难不难？当时股民他们是抱着怎样的心态在买股票呢？
禹国刚：可以这么来讲，股票开始不为人所认识，以发展银行股票为例，发展银行1986年筹措，次年发行股票，最后剩下一千万股，怎么卖也卖不掉了，想了什么办法去卖呢，让特区证券，上面装了一些高音喇叭，拉着发的银行股票，开到沙头角，开到蛇口，还到岗厦，开到这些农村，快来买股票，发展银行股票，有点效果，因为改革开放了以后，深圳有钱的是农民，沾了改革开放的光，他们有钱，他们不去想那么多，你们说这个股票好，我们就信了，就买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模范，他也不懂股票，他有点钱，就说要不要买点股票，你们看着办，结果拿了多少钱就买了，买了就往柜里放。就像鲁迅写的那首小诗，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所以你股票市场今天涨明天跌，他全都不管了。可是这个股票，到后来股价涨到很高的时候，翻了几十倍，到那个时候，又和阿婆说现在赚很多钱，把它卖了吧，阿婆说你们看着去办，结果弄回来几十万，阿婆说有没有搞错，哪有那么多钱，真的，你的股票卖的钱。它那种投资最简单，但是获利最好，当时有一句话专家不如抄家，抄家不如收藏家，收藏家放在那不管它。
所谓的专家就是懂得一点点的，看着了一点点，快抛，他们都不是卖了比较好的价，唯独这种收藏的是最赚钱的。可是发展银行股票没卖完，还没卖完，就摆地摊了，和卖肉的一样摆地摊了，还是卖不完，这就意味着发展银行的流动资金不够了，它是个股份制企业，它流动资金不够，怎么开业，于是有人就想了个招，股票拉到市政府的会议室去，让领导带头来买，看卖得掉卖不掉。领导有顾虑，买股票，以后有人再说他盗版的怎么办，卖股票的人就在那鼓动，说你们要买，你们买了以后老百姓才放心，市政府领导都敢买了，这股票我们还不敢买。于是他们说好，那就买了，这样也有精神头来买，也不少股民也买了，还是没卖完，你看多难，一千万股想了多少招，那怎么办，最后由深圳投资管理公司把它全部持下来，这是不为人知的时候。
后边一下子又是180度的转弯，怎么来的呢，1987年，发展银行发行，1988年4月1日在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已经开始买卖，到1989年，1990年这两年，特别是1988年，1989年这两年的派息送股，高派息，高送股，一下子把胃口吊起来了，而且再去卖，一股又是翻了多少倍的，股票效益出来了，慢慢推而广之，全国都知道，于是全国的钱又都拥到深圳来了，这就出现了1991年那个，到了1989年，1990年这个时候股票比较难买的时候，发行市场来说怎么发行呢，买股票的人是提前几天去排队，这不是新闻了，已经是旧闻了，排队怎么办呢，我当时虽然是在一个专家小组，担任组长，筹备这个深圳证券交易所，但是我的工资还是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开的，我的办公室在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调研处，桌子什么都有，保留在那，我还去上了两天班。我有一天就看到中行也有一个证券通，提前几天去排队的人，他就怕别人抢了去，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叫做不成文的约束，谁去把中行门前的柱子先抱住谁就是第一名，后面的人有人放了一个砖头，有人放了一个凳子，有人放个瓦块，有人放一本书，有的要排几天几夜的，到了发行的时候，那真是长龙，能有多长，绕过来绕过去。这个时候慢慢就派生出一种专业人员来了，广州出来的，专业的排队的，后来有些人一看做股票，先发他们一张表，就约定好了。所以各种招数都用尽，到了交易所开业以后，这些地下的专业户就发展成什么呢，那个时候有一个BB机，现在还能想起来吧，于是这些个在不同的证券部买卖股票的这些靠BB机来联络，特区证券多少钱，有色证券多少钱，中行证券部是多少钱，农行证券部多少钱，靠BB机来连通，也是黄牛跟你说，我给你去排队，因为队排久了，虽然说集中交易了，但是交易所它不跟投资者往来的，你买股票还是要找证券商，你到证券商那去不管买也好，卖也好，也有一个排队的问题，这时候专业排队的不是发行的，是在那买卖的，而且是专业的我给你排队，所以这就很有趣。
后来正确证券商慢慢向全国服务，这样的信息没有办法，都是买家卖家，深圳市先搞起来，利用邮电局的发报系统，邮电局那种传统的发电报，然后这面把电报发过去，这个时间滞后的问题，但是总比没有强，一看电报多少钱，买了以后又是电报发，要买多少也用电报，是靠电报的。像我们今天深圳证券交易所实现的四个现代化，天上卫星联网，地上是计算机联网，每一个证券商在中国大陆的31个省市自治区都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在联网，联起来，这样天南海北的人你买股票不需要到深圳来了，我们的网络先进到什么程度，交易是电脑化，大型计算机自动交易，交易无纸化，没有股票那一张纸了，你不用担心丢了，你把你的密码保存好就行了。你也不担心谁伪造了一张假股票，无纸化为好多个国际上证券市场的从业行家他们所羡慕，他说我们很想搞，美国，咱们的香港想搞，它没法搞，几十年，几百年的证券市场，股票知道市面上有多少，你要搞无纸化就要清理，这个量太大了，清理当中很多历史的问题，你怎么弄，只好直来直往。八几年香港全球股灾的时候，香港交易所怎么给证券商进行交割呢，是用大卡车一卡车一卡车的股票拉到联交所的大棚里面，然后在那清点交割，我们这多安全。
腾讯财经：深交所一开始成立就是电脑操作？
禹国刚：一开始之初的几只股票没有，那几只老股票规范上市了之后我们就开始了，可以说基本上就从深交所运作开始，虽然说深交所运作以后不长一段时间才出现，设计，所有准备都是在深交所开业前做的。你看通信卫星法，一个卫星把天南海北连接，一开始深交所实行的是X125数据交换，这些一个数量不够，一个是质量。武汉通的广州段，广州通的沈阳段，全国电脑部要接不知多少个挨骂的电话，怎么搞断了，电脑部怎么说，我说人家骂咱们就撑着，不许还口，金钱交易，断了人家不骂我们骂谁。光挨骂不行，得找出路，后来真是挖空心思了，最后心有灵犀一点通，想到了卫星，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已经开始卫星转播了，就想到了卫星，再找北京的专家一请教，可以合资来商量，来开发，从理论上讲是可行的，于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在1993年4月就首先利用卫星在中国大陆率先开通了行情传播。
紧接着卫星实现了三通，就是又可以买卖盘的报盘，成交资料回报，各种信息的传入，完全都通过卫星，现在看深交所没有交易大楼，不需要从全国各地来到深圳。如果一个交易大厅容纳一两千个人，假如说中午要吃饭，你就得买一两千个饭盒，吃完了一两千个饭盒的垃圾，这个没有必要的。所以完全四个现代化，使深圳的证券交易所它超越式的发展，全球证券交易所现代化行列它在前列。反过来说今天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又集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于一身，全面的市场交易所，这在全球也是领先的。今年年初，美国纽约它的一个叫泛欧证券交易所它统计的资料，全球的证券交易所通过发行新股筹集资金，金额最大的是深圳证券交易所。假如说没有那四个现代化，深交所不可能实现这个变化，所以说深圳证券交易所它的发展是很迅速的，当然这一个成绩是大家二十多年共同奋斗的。
我和王建作为开拓者，首先把四个现代化实现，后来他们接着继续来像接力棒一样，接着继续跑，而且他们跑得不错，跑得很快，跑得很稳，我们也很高兴。
绝密救市
腾讯财经：深交所成立也是几经周折，它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1991年初到九月份的时候这个指数一直都在下跌，可以说是中国证券市场上第一次大的股灾，这个时候深交所当时采取了一个措施来应对，可以讲一下吗？
禹国刚：可以。我跟你讲1991年深圳证券交易所怎么在市委市政府的指导下，参与救市的，首先把这个问题给你展开一下来说，这件事在事后有些人就说老禹你历来都是口口声声讲的是要按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发展证券市场，你怎么这次一反常态去救起市来了，我说这个事你得看一看是什么情况。我再把这个事倒着叙述，当2006年至2007年，美国这一场金融危机波及全球的时候，美国的奥巴马政府首先来出面救市，说采取的措施也和我们当年一样，是通过经济杠杆来解决经济问题，深交所当年的救市是在深圳证券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政府通过利用经济杠杆来干预市场的一个成功的典范，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这个观点，也有不少人持反对意见，甚至在前不久有的人找我还问我说老禹你怎么纠正了你的错误，我说你的问题不对，我没有错误，我一开始就是对的。
如果今天你还坚持要批判这件事，您先去批判奥巴马，你把奥巴马批倒了，因为美国是完全市场经济的国家，它在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市场，他都用这个办法来救市，我和他利用的办法都一样，你要批我，你把他驳倒了，我不值一驳，不驳自倒。当时情况是什么呢，我跟你说了，1990年12月1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业，开业之后这个股价开始往下跌，当然我声明了不是交易所开业的原因，而是它在这之前柜台交易连续涨了11个月，那个狂涨就孕育着它一定会要下跌，这是市场的规律，不是深交所开业能够左右得了的。可是深交所的命运不好了，一开业股市就往下掉，开业之初没有出生证，这个股市下跌按说，按照国际的惯例，交易所也不出面去对一个下降的股市采取什么措施，因为我知道你搞得不好就有你操纵股市之嫌，所以这件事我们是非常慎重的。一方面我和王建由于深交所开始的时候是王建主持的，整个深交所的班子，王建在1991年7月10日之后，我来主持工作，因为王建身体不好了，他就向后退了。这个时候我和王建我们在救市的观点上是一样的，如果把深交所比喻为一个只有十个月的小孩，从它1990年12月1日诞生到1991年9月底，它出生后的这10个月，就比喻这个小孩子拉了十个月的肚子，稍懂一点医学的都明白，不管大人小孩，拉肚子的时候就一定要找医生，就要想办法给他治泄，不能让他拉得脱了水，如果脱水了，救不活，这种危险是存在的。
所以我和王建就主张救市，特别是1991年7月10日，王建主持救市会议的时候突然发生心脏病，我们把我们的意见，当然也汇集了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写成了建议给了市委市政府，市委市政府是经过研究的，然后市政府主管的副市长（张鸿毅），我和王建，我们在中国银行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行长，他在1991年8月19日，21日、23日、25日，连续召开了政府四次的救市会议，参加会议的人，各专业银行，工、农、建、中，各股份制银行，发展银行、招商银行，还有各家的信托公司和深圳大型的国有企业。宗旨就是一个，让它们用他们自己的资金把发展银行的股票稳住下滑的局势，恢复老百姓的信心，可是这四次救市会议以后，没有一个出来愿意买，那个跌得很猛，跌得很快，大家都不知道底在哪里，我今天买了，明天就跌了，而且跌得很惨，我怎么去给股民交待，怎么去给上级交待。于是在那种危机的时候，李灏书记就给郑良玉市长就讲了，说看来你得亲自出面去开一次会了，你得讲几句话了。所以1991年9月5日，郑良玉市长就主持了第五次救市会议，对这件事是非常注重的。他在会上说各位，你们要学习一下，1987年香港股灾，大家都是抛股票，而唯独李嘉诚独具慧眼，他就选好股票，你们看，我买，后来股市反弹了，李嘉诚一举两得，既赚了大量的钱又是香港股市的救市的功臣，我今天给你们讲的这番话，假如说你们还都不买，我也没有什么办法。郑市长把这句话讲到这了，还是没有勇者跳出，股市还在下滑，整个股市上一片抛的声，这个时候我作为交易所的工作人员，我在电台，电视台，通过新闻媒体我做的工作是从正面跟大家讲这个股市的前途，而且我比喻了什么，你买的股票只要是好股票，就像你种了一棵好好的桃树，现在你看桃树已经结桃了，你却把这个树卖掉了，你卖掉了以后桃和树都是人家的了，我说千万不要卖股票，比喻是这样。因为这个时候已经孕育着暗暗要救市了，但是这个话不能明摆着讲。
可是还是抛，发展银行股票由年初的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下跌到1991年的9月初是13.75元了，这个当中的1991年4月3日，深圳证券交易所股价指数的（基日），4月4日开始发布的，4月3日开始发布到4月22日，这一天竟然发生深圳证券市场这一天交易所真实出现了零成交，4月22日，也就是说这一天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买卖的股票没有人敢买，并不是说这些股票得没有价值，只是大家觉得这个股市这个跌法，我买到手就跌，而且不知道底在哪里，不敢买。到了1991年9月5日，郑市长动员，深圳股价指数由基日，1991年4月3日的100点跌到1991年4月9日的45点，也就是55点这样，而市值也由年初的55个亿跌到35个亿，你说这个市场跌得惨不惨，危机严重不严重。如果继续下跌老百姓整个失去信心，我就说股票市弄得不好，都会引发很多问题的，如果死掰扯法律教条，就是不救，不救也可以，那死定了。你那个时候就像我刚才比喻的脱水，救活没有可能了，死而不能复生。7月10日，王建心脏病住了院，我那个时候就是一部自行车，深交所有一辆小车当时给王建治病，要跑着买药，我就是一辆自行车，我从深交所，深交所在国投证券大楼，由深交所骑到（琉璃谷），然后再回来，因为我每天要找王建沟通，这事是王建主持的，我让他知道整个情况，确实我也不是把所有事都过问他，心脏病，他是在和死神在搏斗。
但是做这件事确实是有策略的，市政府同意以后，我和市政府讲，这都有批文的。第一，这个就是深圳股市调节基金的名义出现，因为深圳当时确实当时有这个组织，钱从哪来的呢，就是从证券商的佣金当中抽头弄的这么一个股市调节基金，就是用于股市在不正常的时候来调节股市的，这个也是解决市场，解决问题的，这不是我叫你买，我叫你卖，我叫你涨，我叫你跌，这个不一样，这件事情，我们今天讲这个市场调节，只要你不是过多的，不是轻易的去使用那个手段，而是使用经济的手段，利用经济杠杆，比方说地域，汇率，你用资金来调节股市，这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我们和国外一样，这叫公开市场操作，当市场失灵的时候，你就要出现的，奥巴马今天这样做也是这个道理。所以今天谁再来说，我就那句话，你想把奥巴马批倒，我自倒。
腾讯财经：当时是用了两亿元的调节资金。
禹国刚：你说起来这个很简单，要钱，郑市长动员以后还是没人先出来，这个确实是非常严重的事情，大家都是胆小如鼠，那么多银行家，那么多信托公司，那么多深圳的国有企业，各个不敢拿钱，就在郑市长动员以后的这天晚上，我请我们深圳证券交易所监事会的监事长，也就是我们开业那一天他出席的董国梁，董总，跟他一块到了李灏书记的家里，晚上去的。一到他家我就说政府是不是要救市，我们弄不好改换个工作就完了，你们所谓市长市委书记，怎么跟民众交待。李灏也讲了很多，你现在就说你要多少钱，他马上就想到我要讲什么问题了，根本不罗嗦，非常果断，我说你看我们现在大家都在看电影《大决战》，林彪，罗荣桓，人民解放军有60万大军，那边他们也有60万大军，在辽沈战役上方能绝一死战，我们现在救股市，难为无米之炊，一分钱到今天为止没有，我刚问你了你要多少钱，我说不用多，两个亿，这是我和董总在事前商量了，董总就说李书记您点个头就是了，这件事钱不用政府出，我和老禹去找钱，李书记就马上说我同意，你们现在就去找鸿义，就是市长和副市长，我们就星夜兼程找到他们，他们都同意了，我们下面就可以去物色出钱的人了。
第一个找到的是深圳市国际信投公司这些人，谢强，谢总，因为他和我住在同一栋楼，我这个证券交易所是租用他的楼，我在他这个楼的15楼，他在这个楼的9楼，所以第二天，也就是9月6日，我准备要到他那，他正好派了秘书到了我的办公室，谢总想请你到我的办公室去一下，我说好，我心想可能就是这事，9月5日的会谢总参加了。到了谢总办公室以后，谢总把秘书也请到外面去，就是我们两个人秘密讲话，谢总就说老禹，大家都得出钱，股市这样不是办法，我说你说，你看这个股市能不能救得起来，他当然还是想这个事了，我说我也不是神仙，也不是算命先生，我也不敢说它一定救起来，但是我可以告诉你谢总，我认为有50%的可能可以救起来，就像这个天平，我只要在一边稍微加一点砝码，这天平就不平了，就压过来了，用四两拨千斤的办法，我认为有50%的可能，是可以救起来，如果这一点信心都没有，我是不和王建一块鼓吹什么怎么样来救市的。那好，你回答我第二个问题，你看我得出多少钱，我说谢总你心里明白，你现在信托公司的副局，这个钱要放出去才能生财的，才能增值的，有这个利差的，我说你放到那干吗，几个亿的钱在那，我说你拿一个亿出来，他说可以，你回答我第三个问题，我这个信托公司是发展银行的大股东，我买这个发展银行的股票，犯不犯法，他还有法制观念，1991年，19年前的事，我说这个你放心，谢总，现在没有这样的法律，也没有这样的法规，没有就是不犯法， 你刚才说这个事要用我们行话来说，叫回购公司的，国外是有法律法规，监管人，要经过一定的程序，不是随便可以买进卖出的。我说我们现在还没走到那一步，没有法律法规，买不犯法，那我就买了，我出一个亿，把这一个亿就落实了，后来再找第二个一个亿，因为需要两个亿，怎么找，找银行，最后还是就像当年发展银行，这时候投资管理公司再拿一个亿出来，两个亿的资金就准备好了。
当时我说不是调节基金的问题，而是我讲的股市基金的头是深圳市财政局的副局长，就让金局长来挑头，技术问题我可以给他提供，对不对，因为他不懂，但是前头挂帅的是金局长，我和王建都可以出主意，所以今天你把这个事摆在那去，所有这些都是有档案的，而且我们自身一分钱股票没有买，没有卖，所以这个事只有我的家人知道，别人是不知道的，我的小孩那时候也上中学，上大学，他就说了老爸，这风险多大啊，救起来也没有什么好处，救不起来，两个亿，各位，1991年，那时候的深圳市政府一年的财政也就是三、四十个亿，我两个亿不是小数字，放到今天二十个亿也不抵当时的两个亿，要是失败了，打了水漂了，泡了汤了，你怎么给人家市委市政府交待，我说你先不要讲这个事，这件事今天我也是身不由己，做也得做，不做也得做了。就在这种情况下，我去给王建汇报情况，也听他的意见，我们9月7日股市发展银行的股票价格是13.70元，当天我们就把它涨到14.90元，你不要看这1块多钱往上涨，那可是第一天就把几百万，把五千万块钱进去了，第一天就要把它撑住。
腾讯财经：为什么会选深发展呢？
禹国刚：这是我们当时救市的策略，叫稳住龙头，带动龙身龙尾摆动，虽然只有6支股票，发展银行的股票无论从规模也好，质量也好，它都可以称之为当时股市的龙头，大家看过耍龙的，只要龙头一摆，龙尾龙身跟着摆，解决这个道理，所以我们的策略就是这个办法。到了两个星期以后，9月7日入市了，两个星期以后，也就是到21日前后了，这个发展银行的股票稳在14.95元这个水平，基本上就没有跌了，这个时候我心里一点点有信心了，但是我对外还是不能讲的，因为还没有起来，只是说就像人在病愈的时候有点转机，能不能活还要看后续，可以这么来比喻。10月1日国庆放假，当时有一个松散的组织叫股市沙龙，这都是一些大户他们组织起来的，他们就去开会，很是松散的，不是定期非常有序的，他们坐在一块就聊起来了，我们都笨蛋，互相残杀，把股票价格压得那么低，那不知道谁买了多少便宜的股票，我们亏得太惨了，太狠了，国庆以后一复市杀回去，弄回来，这个话，我心想就是这个目的，就是这样，你们今天说出这样的话，正合我意，股市是大家出钱搞起来的，对不对，只有大家再来投资，这个股市方能够再跃起来，跃起来有什么不好呢，于投资者有利，于公司有利，于国家有利，与深圳特区也有利。所以在这个托市当中也不是那么刻意，有一些玩家知道托市，但是他不知道谁在托市，这是绝对绝密的，连交易所都没有谁知道。我的一个助总在电梯里面，他在电梯那个角，我在电梯这个角，他没看到我，他还跟别人讲话呢，股市还要救市，那能救得起来吗，我的助理，总经理助理，他也不知道谁在救，但是你从他这个话就能知道大家的心情，能救得起来吗。
13.85，13.95元都可以买得到，就是不卖，往上涨，并不是托市，实际上是想套我的钱，他把钱套出去以后，这个股市往下掉，你要明白这个道理。在救的当中有两天我就发现他们这样，于是第二天我就不救了，我又找媒体，我说你们要从正面引导，禁止操纵股市，操纵股市是违规的，要严格治理，所以当时特区报有一个叫余嘉元，他们就请了一个领导，救市也不是很顺利的。10月1日放假以后，股市真的起来了，股市起来为什么那么迅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前面讲的1991年6月28日，万科的涨跌停板取消了，几乎把所有的股票涨跌停板都取消了，就等于我为股市以后的反弹，所以当股市在10月国庆复市以后，反弹以后，发展银行股票一天就涨一块多，两块多，涨了没有两个星期，就由13.95元涨到了28块钱，又过了两个多月，发展银行的股票涨到了38块多钱，这就是救市前和救市后的情况，如果不救，我敢断言，股市可能发生难以预料的后果，那个后果谁也不愿意看到，那个后果可以说是非常惨重的。这就是说为什么要救，怎么样救，救的情况怎么样，大概就是这个情况。
腾讯财经：您当时作为当事人是不是压力特别大？
禹国刚：我可以这样说，压力肯定是大，两个亿的钱我自知它的份量，另外这不只是市委市政府是后台，然后让财政局副局长金局长来挂帅这么做，这个事的成败不光关乎到深圳的股份制证券市场，也关乎到全国的未来，可以这样说，所以我自知份量重，但是这个时候说真的，我顾不得去想那么多了，我心想我历来有功不要，有过不沾，有功不要是什么意思呢，我后面会给你讲到，救市救什么呢，并不是说我有多大本事，我有什么的，我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李灏书记，没有深圳证券交易所，能够救起来的可能，都是在非常危机的时候，李灏书记高瞻远瞩，敢于负责任，敢于用他的大智慧出一个高招，转为危机，深交所的开业也好，股市救起来也好，后面我会给你讲到怎么样挽救更大的危机，所以这些是深圳市委市政府，是李灏书记当时他们敢于负责任，他们决策的正确，我不过是在那具体操作了一下，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操作，我做了我该做的事情，所以压力是有，但是没有把我压垮，要压垮了那些事怎么去做，你光压力大，整天自己吃不好，睡不着的，不是办法，该吃照吃，该做照做，但是做事情要认真要细致，没有十足的把握，但是我要做一定会成功，而且我要尽量把它做好这就是我做事情的原则。
8.10风波带来的教训
腾讯财经：非常不容易，你刚才提到救市结束不久之后，1992年就发生了8.10风波，虽然这和二级市场没有多大的关系，您当时也是看到了很多现象，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吗？
禹国刚：可以，8.10这个事件发生是1992年，有的人把它叫8.10风波，有的人把它叫8.10事件，不管叫什么，反正事情已经过去，这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发展以及结果，我可以简要讲一下。事情要上溯到1991年，深圳发起新股，那些年头不管是深圳也好，上海也好，发行新股之前先由北京提前给你一个，每一个年度发行的额度，也就是说1991年深圳发行的新股额度是1个亿，1992年就是5个亿，深圳在1991年的股票发行的时候，可以说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利用电脑抽签的办法，一天发售新股到收场的时候，还没有30万股没卖掉，这是1991年，没卖掉，我们有关的人因为要到香港去开一个会，到香港开会，第二天早晨在酒店大堂看到港澳的报纸，大加称赞，深圳发行股票，用电脑抽签，公开公平公正，比我们香港发行股票当年做得还好，这是1991年。
可是到了1992年，发行5个亿，1991年也是5个亿，1992年这5个亿怎么发，说开了几十次会研究了不止十几个方案，可是到最后的时候好多人方方面面的，包括市民电话，一些劳模，都电话强烈要求沿用1991年电脑抽签的办法，这样给我们大家一个公开公平公正的机会，可是这种情况下，市政府就做出了决定，说实在的我不赞成电脑抽签，如果把二用抽签表倾向的比喻为诸葛亮二用空城计，司马懿一定进城，对吧，你第一年深圳发行新股票，不为太多人知道，最多深圳周边的一些城市人知道，所以你股票还没卖完，还剩下了。第二年就不是这个样了，股票在1991年那个效应在全国已经影响很大了，加上1992年你最后又决定了沿用这个抽签表，未公开公告之先，已先内部说好要沿用这个办法，那时候深圳证券交易所虽然只负责二级市场，但是一级市场搞不好，对二级市场也有影响，所以我们仍然也写了一个建议，一不再用二次抽签表，二就是利用深交所电话系统工作，今天也有这种方式，就这样做了。
今天你怎么看8.10呢，8.10并不是完全不可以杜绝，假使说当时不二用抽签表这个办法，形象的说不二用空城计，司马懿进不了城，如果不用我们说那个办法，就换用任何一个别的办法，比方说也有人提出用存款储蓄比例的办法，然后存款的金额比例，按照我们收到的整个的投资的数量，和我们要发行的5亿股份，我们经过一个精确的计算，我们弄出来一个合理的比例，可是1992年，第一是不该二用抽签，第二是在二用抽签表当时又犯了几个技术性的错误，而那几个技术性的错误又是致命的。其一，发行股票，股份企业它通过股票制的形式向社会筹集资金的一个凭证，是公司的凭证，企业的，你怎么可以把深圳发行1992年的新股用了4家政府机关的名义来发行这个公告呢，你可以去查，在1991年8月7日深圳的几个报道，中国人民银行深圳经济特区分行，深圳市公安局，深圳市工商局，深圳市行政关于深圳1992年新股发行的公告，你这就把市场风险要转嫁到成为政府风险，让政府来承担，不出所料，发行当中的舞弊的行为等等，导致了8.10事件的发生。
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事情当时的情况，公告上讲每一个人可以带10个身份证，一个身份证买一张表，就可以买十张表，第二个错误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管理条例，身份证是不可以借用的，你怎么在这样的公告上反而还写着让他去借十个身份证，或者是买十个身份证呢。第三，商业机遇，你怎么可以提前就跟他讲了十分之一的中签率，小学生都会算，一千块钱，因为你说一张表一百块钱，公告里都讲清楚了，小学生一算，一张表一百块钱，十张表一千块钱，我掏一千块钱买了十张表，其实一张一定是要中的，因为你告诉我十分之一的中签率，股票效应，1991年那个效应是大家又会算一个帐，我掏一千块钱，我有了这个认购新股的权利，当电脑抽签我抽上了，我去买某一家公司股票，当然这里面还有侥幸，股民给我的钱，可是这时候买新股都很便宜了，我买了新股的钱加上我买抽签表的钱，这个成本很合算，如果我家里有一万来块钱，不到两万块钱，可是我买假如说一下公司上市，这家公司上市以后，可能就是一上市的价格标的八万，九万，我一下子就赚了好几万块钱，何乐而不为，我干吗不打破头来挤一番。外地来了80万大军，深圳自身是40万大军，加起来是120万大军，分布在深圳经济特区的圈内圈外，300多的发售网点上，有的人提前30几个小时，40几个小时，有的人提前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不等，排队，因为你说8月10日这一天发售，深圳的8月，烈日炎炎，各个汗流浃背，过一阵狂风暴雨一阵，各个又变成落汤鸡，这个时候为了排队不至于被挤到外面去，不分男女老少，不分已婚未婚，大家都紧紧后面抱着前面的，一个发售点就几条人的长龙，怎么出现几条人的长龙呢，这个队排得好好的，谁在里面一哄，这个队就不存在了，把你哄到一边去了，排了半天也没用，于是一条新的队伍就出现了。
到了发售的时候，300多个发售网点，有的网点才发售了几十分钟，有的一个小时，有的两个小时，有的三个小时不到，就相继宣布表卖完了，500万张表，三百零几个网点，怎么这么快就卖掉了，排队几十个小时的人，后头抱着前头的，不分男女老少的，一会儿汗流浃背，一会儿落汤鸡，晚上还要受夜晚的折磨，这些辛劳就这样泡汤了，他们会怎么想呢，所以到了8月10日这一天的下午，先从深圳的深南路东门那一带，虽然说不发售了，但是网点上的人原来在哪个网点都还是不肯走，就这样我们没有股票了，先由东门那边就开始发声，不行，我们得要到市政府去，于是就喊着惩治腐败，我们要股票，从东门那边往这边走，沿路多少网点都是你说几千人，多少万人，说不清楚的，整个深南大道从东到西都是满满的，真的是一呼百应，长龙就形成了，东西夹击朝市政府大门那就去了，这时候快到黄昏了，这时候深圳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李灏，郑良玉等等，他们在陪人民银行总行的（陈浦发）行长吃饭呢，吃饭的时候，李灏书记就发现有人，就到郑良玉耳边说几句，再一会儿郑良玉市长出去了，他就意识到有什么事情了。
过了一阵也有人跟他报告，说出事了，出什么事，现在大兵压境，就在市政府门口，口号是惩治腐败，我们要股票。市政府大门里边也是严阵以待，高射水龙头，催泪瓦斯，那些都准备了，就担心一些人使坏，有人要冲进市政府，如果你冲进了市政府，这个后果不堪设想了，今天想想后怕，还好当时没有人使坏说咱们去冲铁丝网，朝香港那边冲，当时香港还没有回归，弄不好要闹起国界争端来，这个事越想越害怕。
腾讯财经：当时8.10的时候你在哪里？
禹国刚：这个时候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在8.10事件之间我在深圳开了一个大会，只要你是交易所一个员工就不许你到任何一个发售网点去交易。其二，不许任何人去买认购表。反过来说，假如我发现你是自己开户我请你走。所以交易所的员工很安分守己。这种非常危机的时候，已经紧张到什么程度？就是说，以后市长和副市长和人民银行的领导，还有这一个市政府的秘书长，深圳市某一个局的局长，就赶到了市政府。他们到了这个大门问你以后，准备进到这个大门里，时间已经不允许了。没有再给你几分钟的时间，外面不停喊着“后面”，随时也冲进来的危险？怎么办呢？现在要召集全体深圳的领导，来开会，也要会议室去了。就在那个武警战士的岗亭，就在那个房子里面开了一个记者会。大家经过一番讨论以后，深圳书记说“大家没有什么意见，93年有一个钱，再增加500万张认购表。”我今天的话给他描述就是寅吃卯粮。
腾讯财经：你从上街游行开始说？
禹国刚：从这个方向说，好，没问题。先由东门这儿开始，沿路就喊着口号“惩治腐败，我们要补票”目标很明确。从东到西各网点有很多人，几千几万，由东门到西门前进，两面夹击市政府的大门地多少人我有没有数，反正是喊着一个口号，有一些人在达到烧摩托，烧汽车、喊口号。当他们有的人跃跃欲试，要冲市政府的时候，市政府的里面的公关机关高压水龙头那是绝对厉害的，喇叭也喊着，“不能冲进市政府，否则是违法的。”可是逼退不了，这些人不走，这个时候李灏书记好，“找一张纸，去拟几条”。那个时候没有时间去写签发文件签发打印。
大致的意思我们一定要惩治腐败，绝不宽容，违规的要处罚不能冲进市政府。经过了我们的研究，我们决定再增发5亿股份。也就是说和白天卖的一样多。不要再讲了，他们都散了他们继续找排队的位置。很有自己的希望，退了兵这时候还要难为市政府和市委的领导。
到了晚上大约12点到1点的时候，罗干打电话，问李书记，李书记“请你接通李鹏总理，我可以直接向他汇报”，李书记就前前后后讲了兵已经退了，事件已经平息了。李鹏说“你在现场，你可以了解情况”。就等北京认可了。接着接着给江总书记，这件事就这样平息了事后确实处罚了很多人。
这里面有一些是处长，有一些是科长，有一些是公务员，也有一些其他单位的头，甚至普通的员工是采取教育的方式。总之是受到处罚的人不是很多，几十名受到严重的处分。由于8.10事件的发生，最后深圳市委市政府，李书记到了北京他是全国人大的常委，他调任江西省的副省长。我的顶头上司他仍然回到中银香港的管理处担任主任，兼任商业银行一个领导。所以整个这样一个过程。
腾讯财经：这个事件对现在的证券市场有什么警示意义呢？
禹国刚：我们来说说8.10事件的正面作用，催出了中国证监会的提前诞生。假如不是8.10，我敢说中国证监会的成立是93年以后的事情，不会是92年10月就成立了。到了93年11月就开始办公了。
所以，8.10事件给我们的警示是证券市场无小事，可能因为某一个对市场有影响的人物的一句话，一件事，造成不可想象的后果。8.10发生前谁想到它是那么的大一个事件？事件发生后美国纽约的几个主要的报纸，连续3天作为头版头条来报道。
8.10发生后一个月，也就是9月份美国证券委员会的主席他也到深圳里，他到深圳来，是我接待他。他说“深圳发生的情况，纽约的几大报纸是连续3天头版头条。”意思这个事件很大。也就是说过去我们发生这件事没有什么大惊小怪。正因为是这样，我们从采用从1933年制订了美国的《证券法》，1934年制订了美国的《证券交易法》。1978年我们从相应的修改了一些这两个法律的条款。
最新一次的美国金融风暴发生以后，到了今年7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新的《金融改革的法案》这个法案主要是针对金融衍生品，因为以前的那些法，债权，对于衍生品没有监管。这一次发生了以后，它彻底意识到，要改变对衍生品的监管。所以这件事对我们今天还有启示。中国的证券市场经过了20年的发展所取得的成绩是大家有目共睹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应该看到我们的证券市场法制的不健全，监管的力度这一个等等方面都需要改变。为什么？你比如说美国对于内幕交易，美国的内幕交易很简单。
比如说，美国证券委员会当掌握着某一个犯罪者的一些事实以后，要把他送过来，让他讲清楚。我们认为你你犯的内幕罪？具体的问题是什么？你要举证，我没有，假使你有足够的理由可以告到证监会，反之按照美国的法律是有罪的。我们的法不是这样，我说你有罪，我去找这些的罪行，证据，谈何容易。
如果跟你打官司，费用很贵。美国很简单，就这一条美国用政府的力量给你内幕交易的人给你大官话，打得叫你家破人亡，打得叫人倾家荡产，打得叫你不敢犯，打得你杀一儆百。为什么？美国《证券交易法》以及今年的新的金融交易法案，让大家都不敢。你有内幕交易肯定不公平，只是少数人发，大多数人不发财。美国的内幕交易很清楚。某一个公司今天中午12点发布的某一条信息，会影响到他的股价涨和跌。
在今天发表这条信息之前，任何影响到这个股价涨和跌的交易，你怎么会得到这一条消息？之后大家得到的信息是一样的。就这一条。如果我们现在说的这些变化，大家回顾2000年的B股交易，让开让国内的人买B股。还开会下面信息灵通都已经开始工作。我们一年不知道发生多少内幕交易，可以说内幕交易中国市场比比皆是。老鼠仓等等。我刚说了法制体制监管等等的原因我们的证券市场确实需要深入的进行技术。只有使一个市场真正的做到公开、公平、公正，我们市场才能有希望。如果不是这样，大部分人是亏钱的，这个市场是没有前途的 再说创业板，说到创业板，必然说到纳斯达克，纳斯达克是1977年创立，9年后，1988年在这个纳斯达克上市，到了2003年，它的股本扩张288个亿，但是它股本的扩张并没有稀释它的业绩，他非常丰厚的业绩跟它股本的膨胀是同比例，甚至是比例高一点发展的。支撑者它的股价。我们也要学学。
纳斯达克造就了美国的首富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富翁。但是比尔盖茨，把他那么多的资产绝大部分给了公益事业，这值得我们学习。我们的创业板是为了给我们中国这些具有新的经济增长点，具有高科技的，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能够通过资本市场的支持，使你尽快产业化，形成生产力，来增强我们的国力，能使我们的国家振兴中华民族实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起到积极的相应的作用。如果不是这样，只是造就了少部分人，市场这问题那问题，都多，大家知道全世界搞创业板只是只有纳斯达克只是它一家，很多都是败掉了。由不得它。
我刚说了只有把市场做到公开、公平、公正，使大家都有一个公平的机会。所以要说未来现在怎么看我们的市场？我们的市场应该怎么样来做？深入改革开放，进一步规划发展我们的证券市场，只有这样我们的市场才会不辜负全国人民的希望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中，作出意义。
证券市场的下一个十年
腾讯财经：你刚刚说了创业板，这两年我们的资本市场有很大的创新，比如说创业板和股指期货的诞生，证券市场下一个10年应该是怎么样？
禹国刚：各位都知道，不管是证券的现货也好期货也好，融资融券也好，这些都是资本。说到这儿我也讲，我们的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制止用到了银行。在金融的方面我把它形容为一条腿走。而只有当中国大陆也有了证券市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证所，构成了中国的资本市场。
这个时候说，中国的证券市场，法政了根本性变化，有一条腿走路变成了两条腿走路，由单一的间接金融变成了由间接金融和直接金融两条腿走路。这样的一个架构。正因为两条腿走路我们才走得快，走得稳，未来可以走得更好。也可以这样说，假使说中国大陆没有这两个证券市场，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这个过程当中，不会转得这么快，不会转得这么好。
举一个例子，当有了这两个市场以后，多少国企，特是大型的国企发行上市。航空母舰一发行，一次筹措就是几个亿十几亿的资金。你假如说没有这两个市场，你哪里有这么多来支持国家和支持企业来发展建设的资金。但是话也说回来，证券市场建设之初我们没有干预与钱。关于股价指数启用的方案，我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工作的时候，那是95年，我们就制定了一整套运作的办法，只是往上保，上面不敢批。直到我在证监会的一些弟兄们，我也看到当时证监会的一些准备的词，连股价指数的期货买卖，都写好了。这些的都弄好了。就是不敢批，那么95年不敢推，2000年不敢推，10年之后推出融资融券，对不对？也对，因为我们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当中，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走的慢一点，走的稳一点也好。
我们也知道，在这20年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当中，经历了多少次的狂涨，爆跌，大家从中学到不少东西。也有不少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不管狂涨也好，不管爆跌也好，不管大户也好，不管小户也好，他要成财怎么办呢？不是拉高股价，就是打压股价，我有没有违规，我也没有内幕等等。可是我跟着市场走，可是这个市场没有一个调节的时候。你到香港的时候，投资经验多一点的普通朋友，我买多少股票，我计算一下，我买多少比例的恒生指数，我当看好现货市场的期货的时候我做到买进，我同时相应比例的股指期货，东方不亮西方亮，我希望我期货上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我们都不是神仙，谁之买了以后是跌还是涨，万一跌了，恒生指数有保障，可以使我的损失减少一些。
建议我们的股指期货，你骂我也行，我不主张我们经验不够的投资者去玩股指期货。因为股指期货不光是有正面的功能，还有负面的功能。筹码一旦一赌，输了筹码就没有了。大陆的不管沪市也好，不管深市也好，你买的公司的股票，也不管今天涨也好，跌也好，总之你买的好股票，我比喻为黄金白银，黄金白银你把它掉到水里面还是什么地方，捞起来它都是黄金。
虽然股价在跌，一朝股票跌了以后，以后还能赚钱。当然你要买好股票，你自己去鉴定，我不跟你讲。有了这个股指期货以后，当然有很正面的作用，就是说不管大投资者，还是小投资者我有一个怎么样来避嫌一个工具。香港人就是怎么套涨。但是这个也要有丰富的经验，足够的资金，非常审慎的股市。如果你买了30万，一旦输了就是30没有了。我讲的是心里面的话，作为监管者来说，这些东西在资本市场历经了在使用一二百年的市场。我们可以多学一点人家成功的经验。你说现在世界的整个的证券市场，很少有证券交易所在使用。我知道大陆的沪所，还有台湾的它没有那个东西。干嘛用那个玩意？这个玩意股市比较平稳发展的时候，它拉四个涨停板，和四个跌停板，你不是10％，我就到9.9％到。你都很厉害。在股市狂涨的时候，我有10％的利润，相反股市下跌的时候，早卖掉一点，早损失。相反的要完善我们的法律法规，加强教育，和加强监管的力度这些工作要亟待解决的。只要做到公平、公开、公正、讲起来容易，你要做道这“三公”。
一条小虫可以毁到一条大船的故事，我是小学学语文时看到的。小事可以坏大事，小虫可以毁大虫。问题不是太严重的时候，你就要认真对待，认真解决，问题解决了，市场就好了。市场也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作为中国证券市场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我希望我们的市场能够健康的发展，越来越壮大，最后和纽约、法兰克福的证券交易所，平起平坐。
腾讯财经：世界级的。
禹国刚：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前提就是要规范发展，如果没有规范发展，你要实现这样一个宏伟目标，我可以说是不可能的。
腾讯财经：我记得你曾说过，“中国的证监会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
禹国刚：这个是很现实，这个不是我说的。我可以跟你简单的讲一讲。刚开始的时候是沪市和深市分别是属于上海市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分别管理的地方性的市场。到后来国家要把两个市场统一起来。之后，我们的《公司法》、《证券交易法》等等都出来了。中国证监会就正一个文件下来，把两个市场，彻底的规范。这个文件是1997年的7月2日国务院下达的。
上海市人民政府和深圳市人民政府，经国务院总理第150次会议研究决定，将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划归中国证监会管理。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一开始上海、深圳是自己管理自己的市场，92年到97年开始双层管理，技术上归证监会管理，行政上是属于地方管理。有了这两个文件后，由证监会直接管理，和当地脱节，当地不再管这个市场。不管行政上还是技术上，完全都由证监会管理。
这样把两个市场集中到它来管，这是全世界，我找了好多年的研究，我没有找到第二家。为什么？
我把证监会和交易所，比喻为猫和老鼠。证监会是猫，交易所是老鼠。比如说，证券市场发行之初，股票上交易所进行交易，后台的审核度和交易都是交易所的权力。证监会在做这些游戏也有相应的法法规，去监视它你有没有规范游戏规则？你如果违法，我会处罚你。他把两个交易所，收归它以后，把这两个权力也收归到它那里去了。如果股票要发行，要备案，上市的公司玩的这些游戏，证监会就是裁判，规则就是法律法规，它们看看你们玩游戏。你自己来审查，来审查股票的发行和上限吗？你把运动员做的事和你裁判员做的事情都你一个人来做。那你不是裁判员和运动员又是什么？你又当裁判员和又当运动员，你这矛很锐利，你这个盾也很坚固。
这样体制下发生的太平洋证券的上市，如果当时这两个还在上交所，深交所，上市，太平洋证券这样做，证监会肯定会处罚这两个交易所。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体制不改，这个市场不是按国际惯例来运作的。
腾讯财经：现在回过头来看的话，你是如何评价，老一代证券人的功和过呢？我知道你和王建老师被称为中国证券市场股市双雄。对这个你怎么看呢？
禹国刚：我告诉你这个名称是别人给的。从我们内心讲受之有愧。我看了一个小知识，历史故事。大家知道武则天，她万岁，这个万岁是别人喊的。武则天有一天请了一个高僧，给她讲佛经，因为她信佛。她也看了这个僧人这么的高寿，红光满面，她就问高僧“你今年多大年纪？”高僧回答“不记得了”。武则天明白了，万岁这么一喊，万岁未必就我身上。同理我们俩是双雄，我们的头脑很清醒，我们做的也是我们应该做得事情，我们也没有做得尽善尽美。我们两个人都尽了力。能够把四个现代化基于一个交易所，对不对？这个全世界是唯一。
深交所一代又一代到现在的宋经理，已经是第七代了。一代一代的接力棒，所以深交所的主板、创业板是全球唯一的比较全面的交易所。所以这一个市场，如果有一些进步是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不是我一个人做的事。
腾讯财经：谦虚了。
禹国刚：真是这样，你想想一个市场，讲到一个证券市场，十几个上市公司，十几个媒体，十几个证券公司，还有审计员、会计师，等等各方面的人。你怎么能说我们是双雄？我们只不过在我们的位置上尽力去把我们的事情做得好一些。那个帽子戴头上有点不好意思了。
证券市场20周年十问：
腾讯财经：谢谢你今天跟我们分享这些经历和一些见解。最后我们有一个速答环节，有十个问题，每一个问题，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回答？
禹国刚：可以。
腾讯财经：对于中国证券市场的成就你用一个词来形容？你会用哪个词？
禹国刚：一个词不好讲。
腾讯财经：或者两个词。
禹国刚：一个词不好讲，应该说“成绩显著，问题多多”。我用这八个字。
腾讯财经：第二个中国资本市场，最成功之处在哪里？
禹国刚：你指整个的中国证券市场？在证券方面必须分两段来说。我们是跳跃式发展，它可以实现，只是现在它舍不得，因为它好不容易，其实不要它完成可以。从这一意义上讲从这个硬件上我们两个交易所，从硬件上，从四个现代化的建设上，我们是跑到了世界证券市场的前面。在软件上，就是法律法规和法制，我们要走的路很长很长。硬件我们达到了。
腾讯财经：明白，你对中国证券市场这20年里最深刻的是一件事是什么？
禹国刚：印象最深刻的是8.10风波。
腾讯财经：你觉得这20年最成功的一件事是什么？你自己？
禹国刚：我这辈子和王建一块共同努力，和那么多的员工，把深圳证券交易所实现起来，实现了深圳证券交易所四个现代化，我们感到非常的容幸。
腾讯财经：最失败的一件事？这20年里面？如果有的话？
禹国刚：从我本人来讲，我不承认有什么失败，我没有大败，你说我有什么事样样好的，我不敢说但也没有做得最坏的事。
腾讯财经：行，在这20年里你认为最成功的一家上市公司是哪一家？为什么？
禹国刚：你不能能从上市公司的规模来看，还要从其他方面来看。我不想去为他们做广告，可以说中国有一批比较好的上市公司。这一批哪个好哪一个坏？虽然它有一个共同的标准，但是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不管你是上市公司当中的航空母舰也好，还是鱼雷快艇也好，必须要对你的投资者尽到你相应的信托责任。
也就是说，他们是你的投资者或者是你的股东，你拿什么来替他们负责任？就是拿你相应合理的汇报。如果不是这样，只是一批一批的增资扩股，一次一次圈钱我敢说，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如果说我可以用哪一个上市公司是比较好？我建议你可以用这个标语，哪一个上市公司信托责任履行的最好，最负责任，那就是最好的公司。
腾讯财经：中国证券市场20年你最敬佩的人是谁？
禹国刚：有，是李灏，没有他从某一个意义上来说，没有深圳证券交易所，没有李灏这个8.10事件难以平息。
腾讯财经：你觉得中国的证券市场最需要改革的地方是什么？
禹国刚：无论是法制还是体制，监管的力度，这三个是不不能开的。这是亟待技术和完善的。
腾讯财经：如果你为中国股市许一个愿望？
禹国刚：希望它能够规范发展，希望它是未来中国的纳斯达克。
腾讯财经：最后一个问题，请你评价一下您自己在中国证券市场所处的地位？
禹国刚：我是一个普通的小老百姓，真的。
腾讯财经：没有。
禹国刚：我做一点是贡献应该回报给国家的。因为我从大学6年，我6年都是全额的助学金。没有国家给我那个助学金我读不完大学，我自然应该效忠我们的国家我们的证券事业。所以我不敢说我有什么了不起，我不管是说从这个做人的道德水准也好，从人的良心良知也好，我都应该去做。能实现交易所，以及交易所能实现四个现代化，对我来说是多大的欣慰，我要珍惜这是大家共同的结晶。
腾讯财经：好的，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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