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初始定位非常正确 但后来走了很多弯路
腾讯财经：腾讯的网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资本市场20年特别节目的录制现场，今年我们请到的嘉宾是《第一财经日报》的总编辑秦朔。
腾讯财经：1990年，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诞生，当时您正是大学毕业，您所在的复旦大学也身处上海这样一个金融中心，您对这一新生事物有没有关注过？当时是怎样的感受和体验呢？
秦朔：1990年，我是刚刚从复旦大学毕业，1990年也是中国证券市场的元年，因为这一年的年底，上海和深圳的证券交易所都建立了。我当时在学校里学的是新闻系，应该说对于证券市场当时是一个新生事物，了解确实不多。但是有几个东西还是给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
秦朔：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个老师叫谢百三，他是厉以宁教授的研究生，当时就在复旦开讲座。他开讲座特别多，讲股份制、讲发行股票。我觉得在当时，中国最早证券市场开始的时候，还是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就是要通过企业的股份制、社会化的改造，最后公开上市，来改进企业公司的治理，让企业变成真正的对公众投资负责的一个企业。所以，我想这个在一开始证明它的定位还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后来反而走了很多的弯路。
秦朔：从最早证券市场作为企业推行股份化、社会化改造，最终通过公众市场的募集资金，并且接受公共的监督来优化它的治理结构，提高绩效，为公共投资提供回报。这样的话，是改造我们的企业，使企业充满微观活力的必由之路，这个证券市场也有其中之意。顺带的，主要的旋律当然也提供了财富增值的很好的空间和投资者参与的渠道。但是我们在后来很长的时间，没有把证券市场作为改进公司治理，优化公司的机制，从而为投资者创造价值——这方面强调的很少。
中国资本市场一度像赌场一样 偏离了正道
腾讯财经：您是1990年进入《南风窗》工作的，我查阅了当时的一些资料，包括1990年第4期的证券风潮中的《万国梦》，到1991年4月份的《上海证券交易所内幕》，作者都是一个叫做沈凌峰的人，请问您对他有印象吗？有博客说，他是当时《南风窗》第一个对证券市场进行报道的人。
秦朔：因为当时《南风窗》开风气之先，所以我们比较早的时候关注中国的新生证券市场。早期在《南风窗》上写作的作者比较多，因为我们是约稿的。像上海当时是《文汇报》的记者沈凌峰，他当时在《文汇报》也是跑证券，跑金融，所以他给我们写了不少稿子，包括上海的管金生，我们后来叫证券业教父，做万国，包括证券业猛人阚治东做申银。
秦朔：还有，我们深交所早期也有很多报道，包括对一些早期市场的设计者的。我觉得他们当时怀着一腔热血，希望把西方的交易所的制度引入中国，也是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所以早期《南风窗》登过很多这样的文章。当然这个过程里面也不是一帆风顺，比如说我还记得像后来810事件，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
腾讯财经：您对810事件有没有记忆，因为当时《南风窗》所在的广州是离深圳非常的近，那时候全国有70万人为了买新股去深圳进行排队，并且由于政府的舞弊发生了游行事件，最终是催生了证监会的诞生。
秦朔：我现在应该是往事还历历在目，虽然810前后那几天我不在深圳，但是我的一些同学、朋友都在深圳，而且有的时候是路经广州再去深圳。当时大家去找身份证，排队，最后以至于愤怒起来要去市政府进行抗议游行。我在1992年，大概是9、10月份的时候，《南风窗》还出版了一期增刊，增刊上面我当时写了另外一篇文章，写的是深圳的房地产纠纷。其实当时是两股潮流都很活跃，一股是股权认购证；另外一股是，因为当时的港资、外资进入珠三角市场，所以把当时的房地产外销也搞的很火，中间也出现了大量的纠纷。中国市场早期的不成熟性，它的大起大落、浮躁、单边的追逐以及它以权利讲买卖，这种特权进入以后，产生这样的问题，在810事件里面其实反映的比较突出。
证券市场在股改后逐步有了正确健康的方向
腾讯财经：我查阅到您关于证券市场的第一篇报道是1993年第十一期的《股海化人生》，当时是描述了广州股民的一些状况。您能介绍一下写作这篇报道的背景吗？
秦朔：我在1993年也开始从事证券市场的报道，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最早是在上海跟深圳，所以除了深圳跟上海以外，很多其他地方都慢走了一步。广州到了1992、1993年的时候，才开始有五家企业完成了股份制改造，并且IPO公开上市，像浪奇、广川国际、白云山等等。我们那时候也经常反问这些企业，特别是白云山当时厂长贝兆汉也是一个改变的先进典型。随着对他们的了解，广州人也开始搞炒股。
秦朔：以前的话，都说广州人开当开铺，搞个档口、搞个夜市像是广州人，深圳人炒股票炒的很厉害，在那个时候广州也开始了。所以，我当时观察到这样一些现象，开始写这些东西地。我觉得广州比深圳的确是慢了一步，但是它热起来的速度也非常快，因为当时的股票非常的少，所以一开始都会涨的很迅猛。
腾讯财经：当时是股票的第一次牛市。您在《南风窗》的八年，是带领《南风窗》实现了向一个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的转型，那么当时《南风窗》对于证券市场的报道有没有做过规划？
秦朔：我们当时《南风窗》是一个社会性、新闻性、综合性杂志，所以总体上来讲，对于经济和资本市场的报道不是特别多。
秦朔：但是市场上每一个重要的节点，比如说像上海二期国债事件、国泰君安，特别是君安证券后来的事件；像当年的保严之争，深圳的保安中国第一个股份制企业，保安来举牌上海的严中实业；还有在深圳像君万之争，君安证券提出万科要重组；还有像原野事件，原野事件是后来逃到澳大利亚去了的潘建东，是早期原野操纵市场；还有后来的庄稼吕梁；还有像当时也炒的非凡云天的医安科技等等。我们对于资本市场里面一些重要的热点事件也是做了很多的报道。
秦朔：所以我感觉整个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的证券市场应该是在2005年股权分制改革之前，从总体上来讲，它不太像是一个健康的证券市场。为什么呢？这个市场的实际定位，一些资金实际的用途以及在证券市场里对于广大投资者的回报等等，都是非常乱的。我觉得真正中国证券市场走向一个比较健康，方向比较明确的还的确是在股权分制改革以后，逐步逐步形成了，现在也不能说没有问题，问题很多，但是总体方向、架构、制度以及广大的市场参与者的预期，这个理性化程度是大大加强。
大起大落一直是市场的主要特点
腾讯财经：在您的生涯当中，对证券市场的报道中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什么时候？
秦朔：其实作为我本人，还是2004年11月15号，我们《第一财经日报》在上海创刊以后，它作为一个日报非常直接的，每日去追踪证券市场。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也脱胎换骨，从原来比较多的关注政经、产经的新闻从业人员，现在更多的是从证券市场金融，资本市场中来学习、研究。
秦朔：2004年开始到现在，这个六年多时间，我们《第一财经日报》是伴随整个中国资本市场的成长而得到发展。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感受比较明显、比较突出的，我觉得还是大起大落。一个是作为市场本身的大起大落是一个很大的特征，从2005年6月6号上证998点，到2007年10月16、17号冲到6124，再接着又转投资下开始，调整了一下，转投到2008年的11月又回到1664点。这种过山车式的波澜跌荡，让无数的人赚到了很多的钱。我自己在这个市场里面也见到了很多人，在2005-2007年这一轮的牛市里面，赚几十亿，甚至赚上百亿的都有。
秦朔：同时，也看到了许许多多的人在这里面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和教训。当时我家对面住的一个老太太，因为我在电视台主持节目，所以她都认识我了，我经常访问基金、证券。他就问我一个问题，60多万进去，现在剩了十来万，这个钱究竟是到了哪里去？她的女儿是做外贸生意的，有一部分钱是问女儿要的，女儿整天责怪他，所以老太太的脸都肿起来了。我曾经在我们报纸上写过一篇文章叫《阿婆的财产问题与我们的财富未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大起大落以及无数人的命运的跌宕起伏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腾讯财经：2004年您离开了自己无限眷恋的《南风窗》到上海创立了《第一财经日报》，实现了从政经向财经的转型，那当时是出于哪方面考虑？
秦朔：我觉得这个首先是有很好的机会，就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参与投资上海的《第一财经日报》，跟上海《第一财经》电视合作，然后又有《北京青年报》几家股东一起做这个报纸，我一开始作为《广州日报》的派出人员来参与，然后逐步越来越深化，这是一个大的机缘。上海文广集团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而广州日报也很愿意我去参与这样的事情。
秦朔：我本人最后能下定决心，因为我在广州呆了14年，可以说是对广东珠三角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非常有感情，然后离开那里到上海。对我来讲，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日报它是反映每日的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什么样的东西天天都在变化呢？那就是资本市场。我们可以看它，不仅是天天，几乎每一秒钟他都在变化。
秦朔：所以我当时说金融市场、证券市场它是一个快速市场。你一个人要想学更多的东西，要想更多的领悟，要想看更多的变化，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快速市场，经常都在变化。
秦朔：我以前在《南风窗》工作，《南风窗》的定位是一份有责任感的政经杂志，它更多的是在做我们一些社会，政经领域一些长期性的、体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热点、难点、敏感点，这个东西的变化非常慢。
秦朔：比如说，我们1980年看小平同志写的《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这一篇文章，我们看最近我们的报纸也在讲，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其实以我本人的见解来看，我认为我们现在所谈的这些问题，还没有超出30年前小平同志写的这篇文章。
秦朔：从另外一个角度告诉在我们什么？就是说在我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里面，有些领域的变革是非常缓慢的。如果从做新闻的角度讲，它是一个慢速的生产新闻的领域，你会看到非常缓慢，变化非常非常少。我们人的一生毕竟是有限的，我们究竟是让自己在一个快速的市场里面历练，还是在一个慢速的体系里面坚持。后来我觉得，我毕竟学新闻系，还是要做做News Paper，否认只是做杂志会感觉不太过瘾。所以我就觉得要从一个慢速的体系要进入一个比较快速的体系，就进入了财经领域，这也是一个原因。
中国财经媒体发展的四个阶段
腾讯财经：也可以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和变化促进了您的转型。那您如何评价中国的财经媒体在资本市场20年中所起到的作用和所在的地位。
秦朔：中国的财经媒体，前一段深圳证券交易所也请我去做了一个报告，讲《转型中的中国财经媒体》。我觉得中国的财经媒体应该是分成这么四个阶段：
秦朔：第一阶段，在80年代，主要是经济工作指导类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市场体系发展建立，一直到1992年我们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概是在那个阶段。那个阶段经济报道主要是在传统的这样一些媒体。因为有很多很优秀的报道，现代很多优秀的财经报道，当时像《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经济日报》这样的很多，除了很多有名的记者，他们应该算在第一波；
秦朔：第二阶段，应该是到了90年代以后了，90年代以后出现了两股潮流。第一股潮流是配合中国证券市场发育而出来的拥有信息披露权的七报一刊，尤其是三大证券报。除了三大证券报以外，在民间市场上还出现了很多直接荐股的，做股市直接投资指导的，各地都出现了很多。这是中国证券类报纸的发端。
秦朔：与此同时，北有《中商工商时报》，南有《粤港信息日报》，包括深圳的《投资导报》，这类的报纸开创了中国市场化的商业报纸的先导，我认为这是第二个阶段。1998年，第二个阶段里面《财经》杂志也诞生了；
秦朔：第三个阶段，我认为是中国入世，中国入世是市场化很大的一个新的启蒙运动。当时像中央电视台《对话》的创办，像《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中国经济观察报》等等这样的报纸的创办，带动了市场化意义上的商业报纸的发育；
秦朔：第四阶段，我认为是在2005-2007年，中国资本市场由底点到高点大的启蒙运动。这个启蒙运动以后，中国出现了以亿计的基民和股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了很多现象，比如说像《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的日报，包括由电视的财经媒体的崛起。又比如说，像互联网作用的发挥，包括《腾讯财经》、《新浪财经》，各种各样的财经，以及垂直的网站发育。又比如说像大量的以炒股软件为基本服务，像《东方财富网》、《大智慧》、《同花顺》、《操盘手》等等，这个也是非常非常的明显的。
秦朔：所以，我认为今天中国的财经媒体开始真正进入了全方位的、多媒体的、新闻与服务并重的，不仅有国有媒体，还有外资媒体，还有民营化背景的媒体和咨询服务供应的这个一个春秋战国的时代。
腾讯财经：但是在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报道中，也有很多人认为媒体是处于一个弱势的角度，特别是对于一些公司内幕信息的揭露，记者经常会受到危险，这个您怎么看待？
秦朔：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我在跟宣传部、新闻出版总署，一些调查组交流、汇报的时候，我就经常讲一句话，我说从财经媒体自身来看，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如何提出专业化？如何更加公正客观的理性、全面？要不断的去改进自身的工作。但是放到一个宏观的整个财经媒体所面临的新闻舆论环境和报道调查环境来看，我觉得矛盾的主要问题并不在媒体一方，而在媒体所处的整个的环境。那么这个环境有什么问题呢？从我个人六、七年的从业经验（每日都在接触的），我感觉有三个问题：
秦朔：第一，我们的市场监管者也好，我们的中介服务机构也好，我们的上市公司也好，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基本的理念，我们一个市场的健康发展需要真正保障媒体的知情权。所以他们大部分的行为、大部分的想法，尽可能不要让媒体知道。所以，我觉得在价值观上不适宜保护媒体的知情权和发扬媒体的监督权为指导思想，而是以限制他们的知情权和压抑他们的报道权。顶多也是哪些对我有用，我就用用你，哪些我觉得有问题的反而都要压抑，而这一点来讲跟国外的财经媒体比，真的是天差地别。
秦朔：我们来看美国的《华尔街日报》，当然现在是世界上最有名的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刚刚开始创办的第一个阶段，就刚刚有这张报纸的时候，它的理念是什么呢？只要发生了新闻，无论它是好的还是坏的，我们要做的是最及时的报道，这就是一个知情权的报道。
秦朔：那第二阶段，巴伦收购了《华尔街日报》以后，巴伦提出《华尔街日报》的使命是“揭开事实背后的真相”，所以我们看它这样的一个基本价值立场。那我们现在，尽管像第一财经，我们提出让市场因为我们的存在更有效，但在实际操作中，我感到还是受到的阻力非常多，得到的便利很少，我觉得是第一个问题。整个市场对于媒体的功能没有真正的建立起来；
秦朔：第二个问题是对于媒体的管理、对于媒体的沟通交流过程中，没有机制化的保证，而且很多的竞争也是不公平的。比如说，对于证券市场来讲，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一个信息披露，就是我们站在媒体立场，因为只有信息真实、准备、及时、透明的流动，消费者才能消除信息不对称的盲点来作出一个基于理性的判断和分析。但是我们国家现在的信息披露非常垄断，只有七报一刊。其实你说现在都是互联网年代了，放在互联网上不是也一样吗？像我们这样的报纸，也包括我们兄弟报，像《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类似这样的日报，它有广泛的社会影响力了，它难道就不可以去信息披露吗？
秦朔：所以说觉得这样一个信息披露环境，那就导致你比较依赖于这些信息披露的媒体，因为你日子比较好过，拿人钱财，不说替人消灾吧，至少不敢给人惹事添乱。像我们这一类的市场化财经媒体，做的还是非常辛苦。
秦朔：我这次到深交所跟他们讲，我们这些市场化的财经商业媒体，加起来的利润你们想想有多少？后来我说出来以后，他们大吃一惊，说没有想到我们的媒体做了这么多工作，现在的日子，其实完全是靠理想在支持。这方面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也是不太具备的；
秦朔：第三，这里面我认为还存在着利用特权，利用公权力来抑制新闻媒体的报道自由和公正报道的权利现象。也就是说，各种各样的打招呼、托关系、瞎指令、定规矩、威逼利诱，甚至有一些市场中的恶势力，对于记者采取各种各样的威胁。像我们北京的记者前一段在报告一个问题的时候，公司有人就打电话给她，报道一个官员腐败，她是女记者，说“你现在才二十几岁，你还有大把青春，你难道想断送你的青春吗？还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事情。”
秦朔：我觉得每一个新闻传媒媒体只要真正的坚持这样一种正义的立场，应该说都是一部血泪史。但是很多他也没办法去说，也没办法去讲。我想这些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们中国的财经媒体跟国外的财经媒体在发育的过程中，我们固然先天不足，因为我们的专业性，我们的队伍建设需要一个过程，这是我们应该努力解决的，但是更加后天不良。
秦朔：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天是什么呢？就是天道，天道就是整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资本市场毕竟是在扩大，中国的很多上市公司，很多的中介服务机构必定要知道，最后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正道才能光明。所以他们慢慢的开始走上一条真正的创造价值，这样一种健康的道路。这样的话，他们能够更加接受像我们这类的媒体。我觉得这样一种大的向上生长的力量，还是要大于很多的让我们非常苦恼的痛恨的向下沉沦的力量。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大环境没有的话，像我们《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的也是发展不起来的。
财经媒体应该对时代负责
腾讯财经：那您觉得像《第一财经日报》如何才能处理好监督义务和自己利润收益上的一个平衡点？
秦朔：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好两个关系：
第一个是内容生产跟经营的关系。我们《第一财经》立场是非常明确，非常好的，我们采编是绝对分离的。解放前的“老报人”，《大公报》创办人张季鸾提出“不私、不卖，不盲”。不私就是说没有私利，他当时说，我们这些人或不免诱于观点及情感，这上面可能会有偏差，但段不会诱于金钱，不会受金钱所左右，不卖。不私就没有私利。不盲就是不盲从、不盲听、不盲动。
秦朔：我想我们当年的“报人”都有这样的觉悟和理想，我们今天的“报人”更应该有这样一个起码的觉悟。如果说你就是为了要赚点钱，暴富一下，那就不要在做这个行业，既然选择了这个行业，基本的伦理基础，就是施之于道。媒体是“社会公器”，这个东西是必须坚持的，我想从我们这个角度没有任何的问题。
秦朔：而且我们跟有一些媒体还不同，因为我们商业类的报纸，我们相当部分的广告来源不是上市公司，我们又没有信息披露权，上市公司根本就不需要在上面投。我们大量的广告是来自于跨国公司的品牌，外资的机构，还有中国国内很多知名的汽车、互联网、地产等高端消费品。很多品牌也没有上市，或者在中国上市，根本不需要通过这个来影响股民，更多的是因为报纸的读者比较优质而投放，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的压力跟一些主要以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为收入的媒体相比，我们会更加的坦然一点；
秦朔：第二点是，怎么又做好监督，又能够很公正、很客观？我们报纸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是追求新闻、坚持专业、坚持正义、释放善意。我们即便是做舆论监督的报道，我们其实也给当事人留有很大的余地。说的通俗一点，我们掌握了十分，可能也就写到七、八分，而且不进行全真肯定的推断，我们往往还是比较的妥协也好、包容也好，不是说把一个事情过渡的拔高、加深，把它打死。所以这些年来讲，总体上我们的批评舆论监督报道也不少，但是总体上被批评的对象，每一次当然都有反弹，都要给你发律师函，都要找我们上级主管部门。但是最后的解决上来讲，大体都是比较平和的结束的。
腾讯财经：也有人把是否拥有上市公司的披露权作为一个财经媒体分类的标准，并且认为，如果没有信息披露权的话，媒体只能扮演一个散户代言人的角色。您觉得作为《第一财经日报》这样的没有披露权的媒体，如何扮演好这样的角色呢？
秦朔：我们报纸的编辑方针，权威主流专业负责，我们报纸的核心价值观对时代负责。
秦朔：其中对时代负责有四个组成部分：第一个让市场因为我们的存在更有效。主要解决信息公开透明流动的问题；第二个让商业因为我们存在更负责；第三个让社会因为我们的存在更公正；第四个让政策因为我们的存在更切实。
秦朔：所以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价值观以后，我们也不是说单纯的只是做一个散户的代言人，但是为散户代言，因为我们作为一个很主要的职能来加以体现。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对于中国来讲，散户体现实在是太弱势了，得到的信息非常少，再加上我们的散户本身也听一些各式各样的消息，所以他整体上来看很弱势。某种意义上，他们即是沉默了大多数，又是在很多人眼里等待屠宰的羔羊。
秦朔：我们如果说不为这些人说话，怎么行呢？而且这个市场“马太效应”越来越明显，一步错了，后面往往是越来越成为被剥夺的对象。所以我想这方面来讲，我们是要为散户说话。但是为什么不是全部光光为散户说话呢？因为我认为散户的命运的保障，更大程度上是要依靠于整个市场的健康发展，整个中国上市公司质量的提高和对投资者汇报的提高。你只是简单的发发牢骚，发发议论也解决不了全部的问题。我们更多的还是要从一个制度建设以及整个中国经济向前向上发展的角度，最终来解决这样问题。
秦朔：所以刚开始我们讨论的时候，我就讲中国证券市场走了一个很大的弯路。早期最早的证券市场的时候，是厉以宁老先生他们提出来要搞股份制，为什么要搞股份制？因为股份制可以激发企业的内在活力，企业的内在活力搞好了有什么好呢？因为他可以让所有的利益相关者，股东、广大的员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益。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个整个的过程里面，立足之源给忘记了，今天要拿企业去融资，去解决这个问题；明天要拿企业融资，解决那个问题；后天要增发，去解决那个问题，全部都是为了解决企业自身的很多问题。
秦朔：而对于广大的股民，股民其实是公众投资，就是你的股东，就是你的衣食父母。他把钱拿给你，是因为你能够比他挣，他放在别的地方更多的钱。所以我们长期以来漠视这个公共股东，特别是在过去那些年，重要的大股东利益简直成为一个常态密谋与密室，想的就是怎么样去圈更多的钱？所以我觉得如果是一个媒体，连为散户代言都不敢说这是自己的职能之一，我觉得这个媒体不说彻底堕落，但是开始已经走向堕落。
腾讯财经：的确像创业板这种仓募的现象是经常存在的。在2006年和富士康的诉讼案达成和解以后，您曾经写过一段文字，您当时是这么说的“如果仅凭一篇有瑕疵的报道就大获全胜，那么我从内心说服不了自己，这不是真正的胜利”。您觉得现在这个财经媒体这类报道方面所存在的瑕疵主要指哪方面？
秦朔：其实作为一个非常严格要求自己的媒体，我们是把任何的瑕疵看得很重。其实对富士康的那篇报道里面，我们所谓的瑕疵也只是在报道的最后一段，我们引用了一句顺口溜。因为当时有人说起来像公鸡，睡了像什么，就是用动物来表达他们的命运。如果你作为一个普遍现象来说的话，可能显得有点过了，所以我们说还是有点瑕疵，但是报道本身信源各方面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秦朔：今天说到财经媒体的瑕疵，我个人认为可能有这么两个方面：作为我们这一类的以及在市场上比较有领导性、有影响力的媒体，主要的问题我认为还是要更加的平衡理性，更少地受各种各样的既得利益、势力的干扰，要自己更有平常心，平其心，应天下之变；定其心，论天下之时。这样使得我们的报道能够更加的客观，然后在专业性上不断的追求。
秦朔：我们现在在专业性，包括财经知识和所报道领域的专业性，也包括新闻本身的专业性。比如说你采访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引用他的原话，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引用他的名称，这个其实在专业的新闻学上都是有很多的规定的，这是我们要克服的。当然在我们市场上也确实还存在着一些另外的瑕疵。
秦朔：另外的一些瑕疵恐怕就是一些恶的瑕疵。但讲到恶也不能说瑕疵了，那就是罪或过或错了。现在有某些个别的媒体充当了恶性竞争的工具和道具，打击竞争对手。特别是互联网兴起以后，大大降低了作恶的成本，个别人开一个小网站，专门收另外人的钱去打击某个竞争对手，这种事情已经非常多了。
秦朔：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这类的传统的以纸质媒体为主导的，有影响力的媒体应该更加的自律。前两天我在世博主持一个高峰论坛，碰见梁启中先生，他就讲香港很多的媒体是自由不自律。我觉得我们一方面要寻求更多的资源和公正独立报告的权利，但另外一方面我们自己的确要严格自律。一个没有自律的人，我认为去谈论自由是一种奢谈，因为你也不配去担当和享受这样的自由。
秦朔：另外，我觉得现在像腾讯，像你们这一类的互联网公司，特别是比较有影响力的领导型的互联网公司，我觉得也要带动一个行业更好的风气。现在很多道貌岸然、道听途说、黑白颠倒类似这样的在互联网上声音也是有的，所以也很希望你们以正视听，我们尽量让大家享受到信息充分自由，也同时能够让市场的净化，有一种市场声音的主流。
腾讯财经：在互联网环境的净化方面，我们应该也是以这样事件引以为鉴。最近看了您的一篇在《第一财经日报》上发表的是《美的的盛世危言，美的如何才能做到更美的》是对美的的终端营销暴力事件发表了自己的一个看法，也是对何享健先生提出了一个善意的提醒，但是美的的竞争对手格力的总裁却说，因为美的最近空调价格，股价也是一路上涨，他就说我不在乎这个股价，他说我不对投机者负责。您觉得作为一个上市公司应该如何看待它的股价问题？股价怎么影响公司的一个决策？
秦朔：因为我长期在广州工作，跟广东的企业了解相知比较深，感情也比较深。无论是格力的朱江洪董事长，董明珠总裁，还是美的何享健先生，还是像方洪波董事长都非常的熟悉。
秦朔：这几年美的发展的非常快。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的企业往往都是在发展特别快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我提出来跟他进行商榷。其实在两、三年以前，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与牛根生先生商榷《蒙牛如何基业常青》，这个商榷的第一个观点当时就提出蒙牛的奶源地可能存在问题，要高度重视。
腾讯财经：他都是跟经销商签定协议，都是几百个经销商。
秦朔：因为中国的奶源问题，就是中国的奶制品市场可以快速放量，但是安全奶源的供应保证非常非常困难，因为中国的奶源太分散了，所以它的防疫体系等等，如果你太快了要上量，要求更多奶源供应的时候，难免就会有为了快速的上量，要采取各种各样不好的手段，后来三聚氰氨就是很好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也是非常善意的提醒，当然听跟不听也是由他们自己来看待了。
秦朔：最近何总看到我的文章以后，也专门在美的内部大家来学习，也向我表示感谢。所以我觉得美的有这样一个理性的，自信的人力，这是它未来进一步发展的更好的方向。
秦朔：说到格力，我也去格力访问过，而且特别有意思，我当时去访问后回来做了电视节目，电视节目播出的当天，格力的股价就涨停了。当然这个总体上是因为2006、2007年市场本身就好。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大家对于格力的技术根基比较扎实，技术领先也是非常认可的。
秦朔：至于说董总最近一、两年确实经常有一些惊人的观点，比如说告广州市财政局在番禺的项目的医院这个招标过程中的问题，比如说跟国美和苏宁，她非常决绝。也包括到你刚才讲的这句话，我从来不对投机者负责等等。我觉得一方面反映出董总是一个非常正派的，而且也是一个非常决绝的，很坚定她自己想法的一个人。
秦朔：另外一方面我也愿意借助这个机会给他提两点建议：第一点建议，我觉得坚定自己的想法并不等于固执。因为在一个资本市场里面，你可以不对投机者负责，这是对的，但是不要把这个东西夸大为，我在任何决策的时候，我根本不考虑估值，我根本就不考虑市值管理，我就是考虑做我自己的企业。这个观点是可以的，但是这个观点基本上是家族企业，或者说你上市公司是把它私有化，变为自己来掌控，你就由着自己玩。我觉得你既然是一个上市公司，你的确需要有一个广义的利益相关者，尤其是投资者，有一个更明晰的诉求的问题，而不是说当市场对你有一定非议的时候，你就一句话，我就不对你们负责。对投机者不用去负责是对的，但是不要对那些不同意见都采取一种，好象这些不同意见都来自于投机者，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会闭塞自己的耳目。
秦朔：第二点，格力最近跟美的在终端发生冲突，是在湖北把美的一个促销员给打死了。我没有写什么文章，但是我听了以后也很难过，因为这个促销员是2009年才毕业的大学生。那我就在想，如果说我们毕业的大学生送到你知名的企业里面，最后是这样一个结局的话，企业是不是也要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反思。
秦朔：我觉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就是说恐怕董总在她的刚强、坚定、坚毅、不听外部声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也要柔性化一点，要更好地去建设性的来回应社会方方面面的诉求跟预期，多听一听，多想一想，话不要讲的那么的绝对。对于格力，对于他本人，我觉得没有什么坏处。虽然我有时候看他说的很多的话都是不留余地的，都像剑一样锋利的时候，我客观的讲，我也替他存一点点的担心。
中国股市最大的贡献者是千千万万的股民和基民
腾讯财经：通过对你的访谈，觉得您是一个坚持新闻理想、体现人文关怀，并且也是能够有理性思考的人。最后请您寄语中国资本市场已经走过的20年和它的未来。
秦朔：中国资本市场在走过的20年里面得到了非常大的发展，当然有党和国家以及各种各样的利益相关者，参与者的努力，但是我觉得最大的贡献者是我们千千万万的股民和基民。他们用自己的日积月累的钱，去垒起了中国资本市场的一个基座。
秦朔：而目前中国资本市场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很多的问题，新兴加转轨市场中存在的问题，我觉得某种意义上，这20年是一个欠债的20年。未来的20年我希望中国的资本市场在健康发展的时候，能够跟我们市场的参与者，尤其是我们的中小股东更多的回馈、更多的感恩，还更多的债。这样的话，当我们市场里面那些暴得大富的人，离开这个市场的时候，内心的负疚感会轻一点。我就是这样一个寄语。
腾讯财经：谢谢秦总，也谢谢各位网友的关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