腾讯财经：刘老师，感谢您参加我们股市20周年《亲历者说》说的访谈。在1990年的时候，也是冬天，深交所和上交所先后开业，也宣告了中国证券市场的开端，到今年正好是20周年。我查了查资料，在1990年冬天的时候，您当时应该是刚刚上大一。
刘洲伟：不是，我是88级的，1994年毕业，是以双学位毕业的。
腾讯财经：您当时在上学的时候对股市这个新生的事物有没有关注呢？
刘洲伟：没有。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满脑子，你知道像上个世纪像在80年代的末期的话，做一个学生，他整个关注的焦点是在别的事物上，那个年代是理想主义，但是后来我们看到我们的同学中有先知先觉的，他们后来就发了一笔小财，有一个同学收集了嘉兴很多的身份证，然后去到深圳排队，应该是在当时从我们学生来看是赚了天文数字的钱。而且后来这个同学，在资本市场上也做了一些事情。
腾讯财经：那您94年毕业之后，直接在《南方周末》，您当时是在“经济与人”这个版块做记者和编辑。随后在1999年的时候，您可能担任经济部的主任，并创办了“新经济”版块，当时这个“新经济”板块和之前的“经济与人”的版块主要的区别在于哪？
刘洲伟：因为“经济与人”是当时在1993年、1994年《南方周末》的执行主编游雁凌创办的那个版，当时《南方周末》整体上才只有8个版，他们创办的初衷就是经济作为一种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中的东西出现的。因为在此之前就是没有所谓的市场经济的概念。因为从建国到后来中国都是用的计划经济的东西。到了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商品经济，后来叫市场经济。逐渐的开始影响中国人的生活。所以，以前人们不用关注这些，你知道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建立在农业社会基础上的一个社会，一直以来，钱或者商人不是作为一个主流的阶层存在的。或者说是被压制的阶层，他是排在末位的。
但是这个时候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的在整个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开始起到很大作用的时候，《南方日报》当时应该是在改革开放的前沿，《南方周末》也是应运而生的一份报纸。他们后来就开始关注，原来没有经济这个东西，现在有了，他怎么样去影响人们的思想、生活方式等等，怎么去改变人们对这个事物的理解。它有一个舶来的概念，就是从无到有，有一个舶来的一个新的东西。这个新的东西存在了，而且以非常快的速度生长，就是市场经济这个东西。人们随着它各种生产关系也好，生活方式也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会有非常多的东西出来。所以当时创办这个版面的人有这么一个初衷。
我后来在1998年的时候，我担任这个“经济与人”的编辑担任了大概有1年多的时间，后来在1998年的时候创办了新经济版块，“新经济”版块的概念其实有两层含义，它不再是围绕着人们，或者是普通人的生活方式来作文章。不是日常生活中的，随着市场经济的进入引发的鸡零狗碎各种碎片式的东西来揭示。因为当时我记得“经济与人”是一种老是发现新的东西的那种东西来弄的，但是它不是一个系统性的东西。新经济版块当时的初衷就是有几个：一个是从国际的角度我们看到互联网经济作为一种新的生产力的代表，一种新的经济模式的代表在蓬勃发展。你当时也看到很多包括现在很牛的一帮人，比如说像现在门户的创办者也好，或者一些电子商务的创办者也好，他们很多是海归派，他们把这种东西带回到中国来。我们看到这种在国际上也被称为一种新经济，所谓的“新”，新在哪里呢？是因为它是一种由科技引发的，由互联网、科技引发的新的经济生态出现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觉得世界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而且它代表着一种大的、新的趋势。中国也势必引发了，因为已经越来越一体化了。这是一层含义，第二层含义是，自从有一个瓶子把一个一个精灵释放出来了，阿拉丁神灯的童话，就是你把这个市场经济释放出来以后，它可能在积攒了，那个时候改革开放已经攒了10几年了。因为已经接近20世纪的尾声了，它在推动中国的制度建设方面也基本上进入到一个比较崭新的阶段。
以前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公司治理，还有一些最新的，除了市场经济还有股份制，这种东西全都被引进来。它引进来新事物的同时也意味着一整套作为制度存在的东西也必然面临一个新的发展阶段。那么，OK，我们就结合这两方面的任务趋势，一方面是新制度的建设，一方面是新技术浪潮的大发展。
这两层意思，我们当时就非常有自觉意识的创办了这个“新经济”版块。“新经济”版块创办不久的时候，我也是《南方周末》经济部的创始人，我们把经济作为一个独立的部门从《南方周末》的新闻部门中给独立出来。这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事件，你知道《南方周末》一直是为弱势群体说话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是他们整个一套的理念。
但是，经济部的理念跟原来新闻部的理念都已经不太一样的。它更多的从制度的角度开始思考已经发生的事情，试图再通过观察制度的演进可能会引起的社会发展的局势，并帮助精英阶层寻找答案，寻找解决之道，这是它的一个理念，也是逐步发展成《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个基本的理念。
《南方周末》是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一堆问题，肯定是问题意识、问题主义非常多。但是像它的经济部，则是试图去寻找如何解决问题的答案，去发现人们在遇到社会矛盾和遇到一系列存在的社会问题的时候如何达成社会共识。
腾讯财经：有很多问题归根到底可能都是一个经济的问题。
刘洲伟：不只是经济的问题，但是一定是有经济的问题含在其中。比如说很简单，现在最热的一个是房地产的问题，房地产的问题到最后会变成一个基本的政治问题，或者说是社会问题。但是解决的方案肯定是要寻找市场经济和社会治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
腾讯财经：你当时在《南方周末》的经济报道可能还是偏制度和产业多一些，可能对资本市场的报道会相对少一些？
刘洲伟：也不少。我为了加强在有关资本市场起作用方面的报道的话，我当时找来了一些像李甬，网易的总编辑，还有一个是现在《财经》杂志的副主编，陈涛，他们几个在这方面的报道是很多的。
腾讯财经：我们知道您在《南方周末》的时候，可能写的比较著名的报道有VCD系列，可能就是对家电行业跟的比较深。然后你跟那些家电行业的比如说长虹的倪润峰、还有的张瑞敏，包括联想柳传志这些人都有一些比较深度的观察。这些人可能在当时90年代的时候会选择了不同的股权治理资本市场的一些运作，到最后可能结果也不一样，现在回过头去看，你觉得这些人的不同行为、不同的结局，你觉得从中获得哪些启发？
刘洲伟：这几个人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就是他们在自己的角色里都是干到了极致，像倪润峰，张瑞敏也好，他们的政治身份都是中央候补委员，这个在一个国有产权或者说是集体产权这么一个框架下，他们其实是已经做到了极致，但是他们也被这种制度框架所约束，他们也不可能获得更不一样的发展。比如说家电行业也是在全球范围内最早取得了压倒性胜利的，或者说取得一个比较大占有率的行业，而且中间很多有自主品牌。你发现现在有自主品牌的其实也就是家电有自主品牌。现在电视像长虹，反正一堆，白电也好，黑电也好，还有各种便携式的、轻便的电子装备，但是你发现而且他们整个那种品牌的美誉度也好，市场占有率也好，其实都跟国外的品牌不相上下的，他们甚至一度把洋品牌都赶出了市场。
但是，因为在很多产权制度上，就没有一个好的继承的话，他们其实就没有能够为中国的经济的做出更大的贡献，但是在一些小的这种家电的领域，比如说像步步高这种公司，它本身从创业开始就是一个在产权的制度设计上有很大的优胜制度，所以他们发展还是比较好的。到后来像一系列的公司也完成的这种产权制度改革，典型的是像美的，美的现在的市值也基本上是属于白电之王了，应该是上千亿的市值，这个也应该还是蛮了不起的成就。
腾讯财经：刘老师咱们再回到1998年、1999年的时候，在《南方周末》，您在2000年的时候离开了《南方周末》，创办了这份《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的一个财经媒体的整个格局是怎么样的？您是怎么看到这个新创一个报纸的机会的？
刘洲伟：我们当时是几个同事出来，在整个南方报业集团，当时的领导比较支持，沈灏我们几个人大概出来创办了《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基本的一个分析，有几点可以作为这种分析的基础框架：一个是在2000年底的时候，筹划这个报纸的时候，当时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而且可能性也非常大了。我们就有一个基本的预见，我们觉得在加入WTO以后中国的经济会有一波很强的走势，尤其是外向型的经济。因为当时其实前面已经有一阵通缩了，通缩的原因就是中国的很多产能过剩，产能过剩以后中国内在的这种需求起不来。就是说，中国人民是不怎么消费的，中国人民是喜欢攒钱。为什么喜欢攒钱呢？因为各种社保，我们说的是一个大社保的概念，包括医疗、住房、包括教育这方面，他需要人们自己去做储蓄，然后去为未来做保障，所以他们不消费，除了基本消费以外。所以那个时候大量的产能面临着一个突破，这个时候中国加入WTO以后，如果加入WTO，这个外向型的经济、外向型的企业会得到一个非常大的发展。这种发展会在整个产业链上推动经济往前走。
比如，如果有的盈余的话，政府本身税收也会有很大的增长，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分税制以后，中国的地方政府开始作为一个非常大的投资主体，他们会有越来越大的动作，这种投资主体你可以把它看成是硕大无比的公司，假设某一个城市的政府你可以把它看成是以这个城市命名的某个公司。他们这种以对土地的买卖，因为分税制的结果是在总的税收盘子里由原来的占比多变成了占比少。比如说以前它可能在总的税收里拿7成，现在可能分税以后只能拿3成，那他怎么办呢？就要进行城市运营，其实就是卖地。但是卖地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大家听说政府卖地大家都觉得是一个贬义词，但当时是他们把土地变成资本要素，变成一种要素跟资本同样重要的要素他们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不卖地的话，土地就不能作为一种基本的生产要素进入到创造价值这个环节中去。这在当时我觉得总体上是好的，但是发展到后来的话，变成纯粹的强制拆迁，这种过度就走向了一个反面了。但是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一波会引起整个房地产这种大的（发展）。因为房地产是支柱行业，这种房地产大的发展会引起各行业的发展，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我们看到中国也希望发展资本市场，资本市场最基本的作用就是把剩余的钱资本化，然后进一步配制到更好的企业中去，给那些更好的企业估价。但是后来因为资本市场经过这一系列，它的发展确实是属于一波三折，百转千回，它可能一时半会也无法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我们当时觉得这个资本市场必然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基于这三点，我们觉得中国是没有一张华尔街日报，而且当时市场上存量的报纸，我们觉得它无论从形态上还是从各方面的诉求上都是已经不适合那个时代了。
腾讯财经：在《21世纪经济报道》创办以后，可以说和之前存在的《中国经营报》，以及随后办的《经济观察报》形成了三架马车，到最后可能现在发展下来，那两款报纸继续保持在周报，但是《21世纪经济报道》已经变成了一周5刊了。您现在回过头来听觉得这个发展的路和他们相比起来有什么得失吗？
刘洲伟：报纸这种东西，尤其是以报道经济信息为经济观点的分析和事件分析为主的这种东西的话，它作为报纸的形态应该是一个过渡的产品。就是说周报应该是有过渡的产品，国外都是有周刊的，你一周下来如果希望得到一个比较深度的专题性的报道，封面故事也好，还有一些观点的分享的话，可能作为周刊是更合适的。但是如果作为报纸这种，由廉价的新闻纸作为一个载体的话，显然它是报道当天的新闻是更合适的。
所以，我们觉得你如果做报纸的话必然要做成日报，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腾讯财经：现在关于财经媒体可以说是精彩纷呈，有各种各样的杂志、报纸、有周报、有日报，你觉得对中国财经媒体有没有一个产能过剩的状态？
刘洲伟：中国总是产能过剩，他本身就是一个以制造，他本身整个创意经济或者说它的技术在它的整个GDP中产生的比例不是说特别高的。它还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而且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太不算是一个制造业的强国。
从报纸这个行业，因为你知道中国的报纸的业主还都是，怎么说呢，不能说业主这个词，他从所有产权安排上，还都是国有的。如果全部都是国有经济的话，过剩是必然的。国有经济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预算软约束，不以盈利为目的的，不以盈利为目的势必会铺摊的。比如说像《第一财经日报》这种，它是百分之百是国有的，它不会太在乎挣钱不挣钱，所以它铺摊的东西，就是以铺摊为主的这个东西。所以产能过剩是必然的，比如说这两年出现的很多也都基本上是一些杂志，像《国家财经周刊》、《每日经济新闻》这些，全部都是这种产品。这种产品的话他们可能不会特别在乎产品的重要性以及什么技术创新方面的东西。
腾讯财经：像《21世纪经济报道》现在发展10年了，从当初刚创办，有多少采编人员？现在有采编人员？
刘洲伟：当时严格意义上说，当时的创办人其实就4个人，现在是1000多人了。下面有一堆媒体部门，比如说福布斯中文版，环球企业家理财周报，21世纪商业评论。然后我们还有其他形态的产品，比如说我们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合作的经济之声的运营，这是一种广播形式的。然后我们现在也在尝试电视节目的制造，它实际上也是一个以财经和商业媒体为主的多媒体的公司的一种概念。
腾讯财经：谈到资本市场的报道，我们可能会提到胡舒立的《财经》杂志，《财经》杂志在资本市场的代表作，比如说《基金黑幕》和《银广夏陷阱》，这样的一些代表作。如果说《21世纪经济报道》现在创办10年了，如果让您找几篇您认为可以代表《21世纪经济报道》风格的、成就的资本市场报道您会选什么呢？
刘洲伟：因为我们日报每天都有几百篇稿子出来。
腾讯财经：或者说对某一个事件的报道，最让您觉得给劲的。
刘洲伟：首先我觉得其实《21世纪经济报道》它本身每天都产生大量的一手关于资本市场的新闻。它其实是等于每天在推动，它在整个业态跟杂志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们中间也还是有很多比较令人印象深刻的报道。我就不说现在的，我就说当时跟《财经》杂志同时的我们有关于当时的股市推倒重来的报道，就是2004年，2005年的时候，因为当时的股市已经非常泡沫化严重了，我们就率先做了一系列报道。当时北京的两个记者做股市的推倒重来论这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引起的反响是非常大的，在随后几年中股市进行了非常大的一个调整。
基本上到了2006年下半年，这已经连续三四年巨大的调整了。当时可以说这个报道一个是影响力，它本身对泡沫的释放，对未来整个股市的前瞻性的看法都还是不错的。
腾讯财经：有人把财经媒体进行一个分类，比如说《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这样的是有披露权的媒体，还有像咱们这个《21世纪经济报道》的市场化媒体，它是没有披露权的。您觉得把咱们这种没有披露权的媒体归为散户代言人，您觉得这种说法您是认同的吗？
刘洲伟：我觉得这种分类首先就是一种毫无根据的分类，或者是很愚蠢的分类。你可以这样分，有一类媒体叫强制性信息披露权，那个权是一种牌照，你不是随便一家媒体，不论你在市场上有多大影响都是无法拿到的。这个权是一种垄断权，这种垄断权意味着什么？它实际上是要靠这个生活。所以这类媒体就是被圈养的媒体，我们是市场化的媒体。什么叫市场化的媒体？就是说你必须勤勤劳劳的去打拼，然后你的产品，你的服务，你是要通过市场的交换获得你这个东西的。人家在你这个报纸上打个广告，人家是觉得你这个报纸有价值。所以这个就是叫市场化媒体，你必须通过自己辛勤的付出才得到了市场的承认的，创造了市场的价值的。我们是这个问题。
如果你非得要分类的话，那么就是一类是圈养，一类是自己生长的，等于是这么两类。所以我们开头是，当时创刊还有一个口号是“代表向上生长的力量”。
然后你说代表散户的利益？我觉得我们也不代表散户的利益，我觉得可能媒体最重要的责任，尤其是你大部分属性如果属于公共媒体的话，你应该推动公共价值的确立。
腾讯财经：但是目前一个比如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是不是散户的知情权得不到保障，有的时候给他们传递信息也算是一种实现了媒体的价值？
刘洲伟：他们可以买基金。我就说这个散户作为小流通股东，当然现在也没有流通不流通，都是全流通了。散户作为小股东或者微小股东的，他们的权益应该受到法律的保护，他们应该享有《证券法》、《公司法》等赋予他们的权利，他们应该享有这个权利。而且他们的权利不应因为他们本身的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也好，或者说你手里握的股票数量很小的、本身阶层比较低的劣势也好，不应该因为这些劣势而受到不公平的对待。这个我觉得就是一个公共价值，就是你要让大狗叫，你也允许小狗叫，是这样的。
我觉得公共媒体最重要的就是维护公共价值，在法制的轨道下去推动这种进步，而且你不应该充当任何一方的代言人，我觉得你要代表谁的话，首先是人家需要你代表吗？是谁赋予的？往往是自己赋予自己的，人家是被代表的。比如说某个媒体说它代表小股东，它显然是小股东被代表，他们之间没有信托关系，没有委托的关系。
腾讯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对上市公司的监督报道也是比较有名，可能经常挖一些负面的新闻出来，您觉得媒体的挖黑幕或者说监督的权利这么多年您觉得是上升了吗？因为你看2010年的时候发生了很多，比如说《经济观察报》的仇子明的事件这样的一些事情。包括我有同学在《21世纪经济报道》他也经常会受到一些威胁。您觉得这个媒体监督的权利到底是进步了没有？
刘洲伟：媒体一直在行使它监督的权利，但是我一直觉得这种监督和被监督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个社会关系是应该有法律来去界定它的。如果产生冲突的时候一定要由法律来去解决这种矛盾。
我觉得关键的问题不在于监督和被监督，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监督。关于如果监督，监督的权利被伤害的话应该怎么去做，我们的法律，我们的司法有没有赋予它这种公平的，以及监督主体权利的途径？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的媒体肯定是有监督权的，因为这么多年他们一直都在监督，你在行使你监督权的时候，首先你应该尽职尽责，事实报道准确无误，应该是你的调查要详尽，不偏不倚，你首先要做到这一点。然后你被监督的如果你觉得有问题，你可以通过正常的司法途径来去求得保护，比如说假设他被误伤了或者什么的。我觉得始终应该有司法或者法制的这种系统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你知道我现在还是在媒体。我来说话，比如说我来呼吁要保证媒体的监督权，我始终还是媒体人。企业听到这个观点他会觉得，你说保障你的监督权，我们如果假设被误伤了呢？所以一定要有第三方，我觉得最重要还是要回到法制的轨道上来。让法律说话。
腾讯财经：您刚才提到误伤的事情，我们在《第一财经》和秦总访谈的时候谈过到《第一财经》和富士康的一个诉讼。
刘洲伟：我们跟他（注：指富士康）也有，他们原来最早第一是想告我们的。我们不是没有报道的，但是他经过一番侦查以后发现我们报道他找不到任何可以诉讼我们的把柄，我们报道比他们篇数要多的。你可以查一下，同时间的，我们报道这个事情最出色的记者就是我们现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主编助理，深圳新闻中心的总监丘慧慧，她是关注富士康时间最长的。当时富士康的律师也找到他，我们的丘慧慧总监把她的所有材料全都列出来，说你觉得你这场官司能告赢吗？他们交换证据。
腾讯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有没有比如说做哪个报道做的不是很严谨，最终被抓住把柄过呢？
刘洲伟：那肯定是有啊，我们做了这么长时间，关键的问题就是说，一方面我们是通过自己的职业的教育，包括培养整套系统来尽可能的使我们做到严谨，不偏不倚，调查详尽、中立、准确无误，但是我觉得没有哪个媒体敢说自己不犯错误，死人才不犯错误。
腾讯财经：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一次错误有没有？
刘洲伟：印象深刻的倒没有，因为另外我们有法务系统来处理这件事情，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法务系统，一方面是保证记者的合法利益不受损害，另外一方面我们的法务系统跟我们的检查，就是我们有一个监察部是合在一起办公的。他也会给诉讼者机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说我们报道错误，我们是有报道错误的时候，但是好像我没有印象太深刻的，可能都是一些细微末节上的东西，后来都是和解了。我们也会承认错误，比如说有些东西可能把它的植物写错了，或者说把有些在一些细节问题上写错了，我们会登刊物。这个我觉得都是我们这个行业正常流程的一部分。
但是如果是涉及到大的诉讼的话，我包括从业者，我们希望能够让法制起作用，让法律起作用，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
腾讯财经：我们谈到记者有风险，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记者又有他一定的优势。
刘洲伟：记者有风险，入职需谨慎。
腾讯财经：他可以比一些普通的群众能够更早一点获得一些相关的信息，可能如果他炒股的话，他也许能提前获得信息去操作。
刘洲伟：这就叫内幕交易嘛，现在证监会严查的就是这个。
腾讯财经：您觉得像国内有没有说对记者炒股的现象有没有专门的规定？
刘洲伟：没有专门的规定。但是我想在《证券法》和内幕交易这块，有相关规定的应该是能够约束相关人，包括记者。应该是有相关的条法，关于内幕交易、内幕信息的相关条法，这个条法我想适用于所有的中国公民，其中也包括记者。
腾讯财经：除了这些国家的条法之外，《21世纪经济报道》在这方面对记者有没有什么样的要求？
刘洲伟：我们的要求其实是属于没有法律意义的要求，我们是要求希望记者不要炒股。但是，因为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法律，所以记者本身他作为一个个体的话，他也有投资的权利。就是作为个体投资的权益如果跟你作为一个职业本身所应该遵守的法律和遵守的职业的行为准则取得一个平衡的话，我们基本上还是希望他不要去炒跟自己相关的股。按照这方面这个行业通行的做法是你可以去买基金，你买的基金而且是要与你整个报道领域无关的，而且你持有和卖出的时间是要有足够长的一段时间的。等于有这么一些期待，你只能说是期待，因为它没有法律效力，没有法律效力你都无法约束这些东西。
腾讯财经：国外的话可能就把这个形成法律了。
刘洲伟：你指哪个国外？你是指美国、英国还是非洲什么的。
腾讯财经：比如说新加坡，我觉得新加坡好像是比较严格的。
刘洲伟：我不知道，这个我不太清楚。
腾讯财经：看刚才提到报道有一些瑕疵的问题，像我们网络媒体和报纸合作当中有一个我们使用你们的稿源，但是我们有义务在你们需要修改和撤稿的时候把这些报道撤下来。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觉得来自平面的撤稿好像多了。
刘洲伟：你们有没有一个数据统计。
腾讯财经：可能我是没有，但是大家会有一个感觉。
刘洲伟：所以我觉得中国人还是最好用数据说话。
腾讯财经：大家会担心说……
刘洲伟：比例是不是升高，你有没有一个基本的统计，还是一个感觉？
腾讯财经：如果是凭我个人的感觉的话，您觉得这种细微末节的错误增多了，还是说各个报社都会有一些商业性的考虑，比如说广告额的现象？
刘洲伟：首先因为我不是特别清楚所谓你们讲的撤稿的概念。你们难道有协议吗？
腾讯财经：应该是有协议的，我们是签了协议，我们用平媒的稿源，当平媒需要撤的时候我们要遵守。
刘洲伟：这个本身数据我也不是特别了解，所以没办法去评估这个事情，就是它是不是上升了。你知道原来门户的话，可能开始他连门户都没有，逐渐大了以后就是整体上信息量越来越大。所以有些东西可能是属于一种各种利益，我们纯粹是如果讲假如有这种事情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这种事情更少一点。
腾讯财经：刚才我们谈到商业利益，我知道在《21世纪经济报道》刚创办的时候有一个口号叫做新闻创造价值。我不知道在《21世纪经济报道》这边他是如何把商业和价值……
刘洲伟：我们新闻创造价值，创造的不是商业价值。就是我们的价值一直说是你具有一种公共价值，这个价值可不是价格，不是新闻创造价格，实现销售。不是这个概念，它还是希望我们通过新闻逐渐的维护一种公共的价值，对于接下来公共事物，包括各方面的关系我们会有一个新的价值。
腾讯财经：像一个媒体很好的体现了公众价值，他的商业价值也会上升。
刘洲伟：那不一定。这两者没有直接的相关关系，但是你大体上可以说，他如果是一个有公共价值的东西，一般来说他也会有比较好的商业收益的。但是我觉得两者不是直接相关的，世界上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比如说空气，他就没有商业价值，没有人在卖空气。
腾讯财经：像《21世纪经济报道》，作为商业化的报纸是比较成功的。现在《21世纪经济报道》的广告收入能有多少？多少是来自于上市公司呢？
刘洲伟：上市公司很少，比例比较好。今年《21世纪经济报道》应该增长还是蛮大的。今年估计有50%的增长，具体的数额可能要问我们的总经理。反正在财经日报，包括财经类媒体中，我不知道一财电视有多少收入，但是我想我们在财经类媒体的收入应该还是最高的。
腾讯财经：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广告来自于一些上市公司，这边我们也对上市公司进行一些监督报道，这个时候怎么去平衡？
刘洲伟：其实很简单，我们的广告部的也蛮辛苦的，但是他们经常会抱怨采编部门不给他机会。所以，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我给你举个例子，像在前年的时候我们报道UBS的一个事情，就是瑞银的一个事情，瑞银其实在此之前是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客户。它后来就停掉了了，就是我们报道的那个事情出来以后，他就停掉了了他的广告。两年之后他又恢复了，而且恢复到以前的数额了。
腾讯财经：你说这个报道是指的？
刘洲伟：你可以去查一下，有一篇报道还是蛮有名的。就是说，其实这种事情现在应该在国外的报纸也是蛮常见的。我记得好像说是纽约时报报道了GE的一个东西，是有个案例的，通用电器当时也是愤怒，撤了他当期的广告。但是后来也是跟我们这个事例很像，你如果报纸有价值的，你可能暂时会因为报道失去你的客户。但是你的价值是存在的，所以当事件平息以后，他还会继续投广告。但是我们唯一要保证的就是保证我们的调查是足够中立、客观、准确无误，足够有专业性的，这是我们关注的。我们可能关注的焦点在这。
腾讯财经：刚才也说到您对家电行业是比较了解的，最近有一件事情就是关于美的和格力的，比如说他们发生了一些矛盾冲突。他们可能理念也有些不一样。像美的现在的股价和营收都是超过了格力，我们看到格力的总裁董明珠说，她不在乎股价被美的超越，她觉得她不对投机者负责。您觉得一个上市公司他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股价？这个股价应该是怎么样影响公司的决策？您觉得哪才是一个良性的影响？
刘洲伟：首先，我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两家公司之间的恩怨，所以对他的具体事例我不予置评。但是我觉得股价，尤其上市公司的股价，就像巴菲特所说的，股价就像是一个称重的东西，长期来看它应该是一个会活跃到，就是价格跟价值之间，基本上就是价格是围绕价值上下波动的。它有时候可能会受到所有投资者或者说投机者的影响。投资、投机你完全是没办法区分的，在很多情况下。
所以说现在需要有一种叫价值投资者，巴菲特一派的，但是也有说趋势投资者一说。反正就是说只要这家公司它如果要在短期内可以被看好，它的前景被看好，它的股价会上升，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市场的基本的价值机制在这里。比如说我们上市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上市公司不就是把未来的净现金流贴现到现在了。等于是你如果作为一个投资者你买的是他未来的净现金流，实际上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你现在看到很多上市公司的老板，什么这个首富，那个首富，说他身家有多少，实际上不是说他现在有这么多钱，挣了这么多钱。他是他把未来挣的钱弄到这里头。很多股市的机制就是这样，所以说比如说像董明珠是一个职业经理人，职业经理人是干什么的？职业经理人是经营实体企业，所以他可以说她不用关心股价其实是对的。她要把企业经营好，实体企业要有源源不断的利润，这是对的。但是如果是她是公司的董事长，尤其是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她绝对不敢这么说。
腾讯财经：我们一直谈上市公司，《21世纪经济报道》也可以是说上市公司的一个监督者。
刘洲伟：我们不能说是监督者，就是市场参与者。就是这个市场需要有人开办市场，比如说咱们的交易所就是开办这个市场的，市场的制定规则的监管者是证监会，还有各个我们监管的政治机构，我们只能说是一个参与者，共同参与这个的小小的主体之一，千万不能说是监督者。 腾讯财经：报道者？
刘洲伟：是记录者，旁观者，有一点点小小的监督功能，同时也是一个学习者。 腾讯财经：我的问题就是《21世纪经济报道》有没有自己想过去作为一个资本市场的主角，成为一家上市公司呢？
刘洲伟：我要跟你区别一下，《21世纪经济报道》是一份报纸，它等于是南方日报报业集团的一份报纸。你看这个楼里有《南方周末》驻北京的，有《南方都市报》驻北京的，所以都在这个楼里。首先是《21世纪经济报道》这个报纸的身份在这里，你应该问的是它整体的运营公司是不是有这个上市的打算？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两者是分开的。 腾讯财经：因为我知道是复星是《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报纸投资方。
刘洲伟：复星是整体媒体运营公司的，多媒体运营公司的股东第一，它不是第一大股东，《南方日报》还是第一大股东。是这么一个概念，它跟报纸有关系其实只是一个经营关系，所以不能这么问。 腾讯财经：我的意思是《21世纪经济报道》有没有像比如说现在财新这样的媒体，以后可能独立上市？
刘洲伟：财新也不是这样，财新的叫新世纪的刊号，新世纪这份杂志是属于海南发展研究院的。它还有一个中国改革杂志是属于哪个单位的我不知道，它这两本杂志跟财新媒体的传媒公司不是一回事，你明白吗？那个等于是一个报纸，是这么一个主体，那个是一个运营公司的主体，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像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是有一个二十一世纪传媒股份有限公司那么一个概念。我们那个公司呢，如果谈到这个问题就得问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了。他的董事长也是我们《南方日报》的社长。你问他吧。或者问他的董事会秘书，但是实际上在中国的体制里他还是两分开的。
腾讯财经：那咱们再回到资本市场，你觉得像现在中国的股票，中国的股市您觉得最大的问题存在在哪？您觉得是不是内幕交易呢？
刘洲伟：内幕交易好像在很多市场里都有，我觉得现在应该一个最大的现象，不能说是问题，中国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就是它的上市是一个审批制，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备案制，就是你一个公司要上市的话是要经过审批的，在中国。这是它的一个中国特色，但是我不知道这种中国特色是符合当下的我们这个国情的还是怎么着，我这个东西很难去判断。
腾讯财经：您是觉得这种备案是一个长远比较的方向？
刘洲伟：我不知道这个长远是能有多长，永远有多远，就是在西方的一些成熟的股票市场里，基本上他不是审批制。比如说在美国纳斯达克，或者纽交所上市不是需要到美国证监会审批的。它只要有《证券法》，由法律界定完了以后，它只要达到那个东西以后，都可以经过保荐员都可以上的。但是我看到中国整个这套制度是逐渐的在完善，因为以前没有的制度他也在去补齐、发展。所以我希望它还是能够不断的获得良性的发展。
腾讯财经：刘老师我们最后一个速问速答环节，希望您用一句话甚至几个词来回答这些问题。
第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媒体人你如何看待中国资本市场这20年的成就？
刘洲伟：成就不小，挑战很大。
腾讯财经：如果让您用一个词来形容中国股市这20年，您会用什么词？
刘洲伟：大爆炸。
腾讯财经：您觉得财经媒体在资本市场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刘洲伟：我觉得无非是，就客观而言就两类，一类是可以作为牛虻存在的，牛虻的存在是使牛跑的更快，正好牛也是牛市。另一类我觉得是作为帮闲存在，这种帮闲经常会以理性的面目出现。
腾讯财经：您觉得就您个人来说，您这些年从中国资本市场中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刘洲伟：你是指什么收获？因为我不炒股，所以我没什么收获可言，但是看了资本市场感觉中国人的这种追求财富的，天生的禀赋是很大的，所以我觉得应该好好的利用这个禀赋。因为我知道现在一些国家，大多数人对财富的追求好像并没有中国人这么热烈。比如说一些拉美人，一些非洲的，包括一些佛教国家。我们应该要珍惜中国人的这种禀赋，让他往好的方向去。
腾讯财经：最后还有一个，请您说出对中国股市未来的一个寄予和期望。
刘洲伟：希望它真的能够起到配置资源的作用，希望它能够推动国家在产业方面的进步，你知道因为我们看到创业板了以后，其实像美国的纳斯达克在提升美国的科技实力和产业的发展方面是会起到一个非常大的作用。我们希望股市真是能够起到配置资源，起到推动国家进步的作用。
腾讯财经：好的。最后对腾讯财经说一句话。
刘洲伟：因为腾讯财经应该是有更多的读者，所以我们希望腾讯财经能够在推动中国股市往好的、良性发展方面成为一个大的牛虻。
腾讯财经：谢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