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权分置是创举不是毒瘤
腾讯财经：各位腾讯的网友大家好，这里是中国证券市场20周年亲历者说系列访谈。今天我们很高兴邀请到刘纪鹏教授，关于股市20周年的访谈。首先我们在20年里面不得不提的是股权分置改革，股权分置是中国的特色。这场改革之路曲折而又充满了争议，而您也见证了这场改革。首先我们看到股权分置的改革的推举曾经引来了很大的争议，请您先说说股改当时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进行的？为什么非改不可？
刘纪鹏：其实不仅股改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而且股权分置这样一个措施的设置初期，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议。有的人认为股权分置是个毒瘤，但实际上，我作为股权分置的始作俑者之一。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当时我们要想推进股份制的话，就面临很多政治上和技术上的压力。比如说政治上，说股份制是私有化，在技术上，我们如果设定的股份是全流通的话，那么流通以后的资金如何在中央、地区和企业、个人之间分配，都没有得到好的解决办法。
刘纪鹏：所以当时为了能够尽快推出股份制，我们采用了借鉴西方规范，同时又尊重中国国情，尽快推出股份制这项伟大改革措施的权宜之计。就是把股份设定为国家股、法人股、个人股、外资股，以及在上市中，我们先把存量部分不动，增量募集，于是就出现了流通股跟非流通股的设置。所以应该说，正是这样的制度性的安排，才使中国的股份制和资本市场在上个世纪90年代得以顺利推出。
刘纪鹏：所以说，如果人们探讨中国改革成功在哪的话，在所有制，特别是在和资本市场结合的股份制上，我们最初通过先股权分置，再去规范，这无疑是中国改革成功的重要的方法论。所以，在股改的初期，我们要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必须从股权分置设置的初期谈起。
刘纪鹏：以后我们随着和国际资本市场的接轨，以及中国改革时机的成熟，人们看到了股份制给中国的国有企业和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的巨大变化。在政治上的争论已经基本上被消除了，在技术上处理中央和地方财权、事权的划分上，在分税制上都找到了很有效的解决办法。所以我们股权分置它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它应该尽快地过渡到从分制状态到合一状态，从非流通到流通状态。那么整个的股权分置改革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大家都认为同股同权，股份需要全流通的背景下，如何让这部分非流通股能够进入到流通状态。而在当时的情况下，由于非流通股，像国家股、法人股在下面的流通价，转让价格只有2块钱。但是在2001年的时候，中国1000多家上市公司，流通股的股价平均是12块钱。如果两者并轨，非流通股的股价就会上升到六七块钱，而流通股的股价可能就会下跌到六七块钱。
刘纪鹏：所以用什么的方法，是用市价硬性并轨，所谓照搬照抄西方，不考虑照顾中小股民的利益，也不考虑历史的国情。它在历史上曾经在每一个股权分置状态下的非流通股不流通的上市的时候，招股书上都列出了非流通股暂不流通。你如果暂不流通，那么股民就会高价入市，你今天突然流通了，你就会给股民带来风险。而当时又没披露这个风险，所以这种情况下，是按市价去把它非流通股转成流通，还是按照对价，流通股股东跟非流通股东共享流通增值的收益，就成了决定股改何去何从的分水岭。
股改成功就是将股价拉起
腾讯财经：您刚才已经谈到了股权分置改革包括方法上面的问题，首先谈一下我们股改的目标是什么？如何来评判股权分制改革是否成功呢？
刘纪鹏：其实最初的股改的目标是让中国的资本市场规范化，这个规范并不是建立在否定当初股权分置的基础上，说它是毒瘤，因为当时你不这么设不行。所以我总是用一句开玩笑的话说，第二个馒头不能否定第一个馒头的作用。因此，它只表明当时股权分置的历史使命，已经顺利地、成功地完成了。所以股改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的股市从新兴尚未转轨，要逐步转轨到跟国际的市场对接，形成同股同权，股份全部流通。
刘纪鹏：这是一个股改最初的基本目标，但是由于当时1000家上市公司中，有2/3的都是非流通股。也就是总股本6000多亿当中，有4000多亿都是非流通股。如果一旦让它全部流通，对市场的冲击太大，而且股民当时感情上也不太容易接受。当时你们说不流通，现在说流通就流通了，股市持续地暴跌。
刘纪鹏：所以股改随后随着推进，这个目标大家进行了争论。你股改的目标，由于这场股改不同的思路在这争论，股价暴跌，并且大盘的指数从2230多点已经跌到了1500点以下，甚至在向1000点靠拢，持续了四年时间。所以股改到后期，特别是“国九条”颁布之后，大家认为股改成功的标志就是看，你能不能够让你的股市指数和中国的宏观经济，和良好向上的10%持续的GDP增长，和上市公司不断增长的良好业绩相匹配，那就一定能把股价能不能带起来。
刘纪鹏：因为股价跌到较低点位的时候，它到了一个死水位，发电发不出来，融资融不了了。所有的功能都丧失了，股民的盈利功能，资源的配置功能，融资功能、晴雨表功能全没有的。所以我当时有一篇文章就提出，股改的目标应该就是要把股价拉起来，让它符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从股改的初期到后期，伴随着股改不同的对价改革和市价减持的两种不同思路，中国的股市经历了巨大的起伏。
股份制之战面临分水岭
腾讯财经：正如您刚才说的，当时也有很多的争议，有很多的声音来反对股权分置改革。当时反对最强烈的有《三万言书》，甚至还有一些学者要求中国的股市要推倒出来，而您当时专门批驳这些声音，支持股改。既然股改正如您刚才说的如此重要，为什么还会遭到如此大的阻碍呢？
刘纪鹏：其实在中国改革还有在中国革命，中国的建设当中从来争议都是存在的。并且每到关键时刻，一定是伴随着巨大的争议。就中国的改革，从30年的角度来看，在上个世纪90年代所提出的股份制是一个重大的分水岭，也是一个关键之战。在这个改革的推进中，到底它按什么样的方法和路径来达到市场经济和建立股份制这样一个产权结构的彼岸。这里面是不同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特别是一些从海外刚刚回来，被中国的改革巨大成就吸引回到中国来的人，他们由于前期并没有经历中国改革在79年到91年，中国股份制推进这十二三年的经历。所以他们一下回到国内就会发现，怎么我们不在，你们搞出一个股权分制的股份制改革来。他并不了解当初那段背景，所以他在不了解这段历史背景，他就不能够全面地了解中国的国情，以及如何把国际规范跟中国国情有效地结合。因此他们提出的一些主张，还是按照美国标准提出的，但它并不适合中国。
刘纪鹏：中国的改革并没有从一下存量量化成私人股份制做起。而是庞大的公有股份暂时不动，先推进，回过头来再来解决存量股份的流通。我把它比作老树发新芽，不是要砍掉老树，而是要让新芽的比例不断提高，最后再把老树树干的部分激活，这是中国改革成功的要诀。
刘纪鹏：所以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大家对同样的股权分置改革就存在着巨大的争论，尽管目标是一样的，都需要过渡到全流通状态。但是如何过渡到这个状态，是休克疗法还是中医缓慢的疗法，是让带来剧烈的短痛、阵痛还是说需要一个漫长的抚慰式的医疗，让大家在不知不觉中过渡到规范化状态。我想主要是方法论和路径的之争，当然这个问题争论到最后，有些人就上纲上线，就出现了《三万言书》这样极端的主张，甚至有的人提出要把中国不规范的股市推倒重来，要建立一个干净的点位。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哪怕股市崩盘，又有什么，这就是当时很代表性的观点。
刘纪鹏：我们不希望中国股市崩盘，中国的改革就是在稳定中推进的。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地求得一种和谐，中国的改革也正是在这种和谐中获得了最大的成功。因此是用哪种方法来完成股改，来推进股改。所以第一产生这样的争论，现在回过头来看是正常的。第二，它也表明了一个道理，只要我们每次如果照搬照抄西方，不顾国情它就失败，股市就持续地下跌。哪怕你把减持停下来，大家看到你最终还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你正确的方法不建立，它仍然是在那。从2001年5月一直到我们完成对价股改，尊重国情的对价股改的推出就是2005年5月，长达四年的时间都是在股市暴跌、徘徊，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的不利的负面影响中发生的。
刘纪鹏：而只要我们尊重国情，你看一旦我们采用了对价的股改，中国的股市就焕发了新春。所以这20年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示，继续遵守中国渐变、稳定、逐步发展的成功改革经验。它不仅在历史上对中国的资本市场做出了重大贡献，而且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路径选择和渐变稳定，遵照国情的借鉴规范的改革思路，也必将对未来中国股市20年产生巨大的影响。
爱护资本市场如眼睛
腾讯财经：而您在当时支持股改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您当时为什么这样支持？您是做何考虑呢？
刘纪鹏：我觉得这里边是我感受最深的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是一个中国改革30年代的亲身经历者，也是一个中国资本市场20年的亲历亲为者。特别是股份制，我从自己读书，硕士论文、学士论文都是做的股份制改造和资本市场的论文。研究成果以及以后的实践工作，也都是跟建立设计中国的资本市场，提出法人股市场，搞企业股份制改造。伴随着我的这20年，所以这里面就有了很深厚的感情。这个感情我在文章里也表达了，每当我看到错误的理论引导着政策出台打压股市的时候，我都会很心疼地说，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我们的资本市场。所以在我的研究生涯中，一方面过去的20年和股份制资本市场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第二，在我的研究和实践总结出来的结论上看，我认为股份制是把中国改革，走向成功的重要的措施，也是今后中国崛起需要一个强大资本市场的基石。所以从这两点考虑，每次我看到当有不正确的认识，把股市比作赌场，只强调股市的泡沫，甚至说股市在中国早产，我都会义愤填膺，都会全力地维护这个市场。
刘纪鹏：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如果从一个战略的高度和资本市场大局的角度考虑，往往也就忘了徇个人私情。其实在跟我争论的很多人当中，有的是原来和我在一个单位里工作的同事，有的是我的老师。但是最后，为了股份制这样一个大原则问题，争论的可能现在都老死不相往来了。你对我的这个评价，其实包括你刚才谈到的，不管是《三万言书》的作者还是推倒重来的个别人，原来跟我都是朋友或者同事。有的我们至今也仍然是朋友，但是在资本市场发展的原则问题上，我从来都不会相让。所以在总结过去20年的经验、教训的时候，我确实可以毫不亏之地说，我跟这个市场的感情可能不是最深厚的人，也是最深厚的笔肩者之一。
股权分置方向之战
腾讯财经：在股改的方向上面也存在了很大的争议，包括您在您的书《路径选择》里面也有专门的章节是说股改的方向之战。当时对于方向上面的争论最大的是什么呢？
刘纪鹏：实际上在方向上争议的双方是一致的，中国股市需要从分置状态过渡到全流通状态。只不过在描述上出现了两个分歧：第一个分歧，中国股权分置的设立的提出不是毒瘤，也不是什么不规范。因为在当时，它是中国改革的一个创举，是把国际规范跟中国国情结合的一个典范。它的历史功绩是巨大的，如果我们今天总结中国改革成功在哪？除了建立了市场经济大方向之外，这就是在具体的方法跟路径上，我们能够避免掉前苏东国家的休克疗法，而是渐变、稳定，老树发新芽的模式。
刘纪鹏： 所以，对股权分置历史的评价，这是股权分置改革的第一个争论。我们认为它是创举，有的人认为是毒瘤。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典范，有的人认为是不规范。我们认为应该歌颂它的历史，然后向着未来的全流通前进。而有的人却认为它是一种不规范需要推倒重来，全面否定。
刘纪鹏：当然第二点，正是由于对历史史感的不能够认同，以及对亲身经历感知的差异，所以也导致了对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到底是按照市价硬性并轨不考虑几千万股民的利益，不考虑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和历史上曾经由于信息披露不充分所说的，非流通股暂不流通导致的股民高价入市，硬性并轨。还是要承认历史尊重国情，照顾中小股东的历史，按照对价改革把增值溢价的部分，蛋糕做大的部分，由流通股股东跟非流通股股东分享。并且从法律的角度看到，你当时说不流通，今天突然流通是有违当时的对价合约这样的一个规范理论。所以，我想股改革的分歧主要在这两点上。归纳起来对历史，它是创举还是毒瘤。对改革的思路，是按市价减持还是对价改革，这是两大分歧。
股改方法之争
腾讯财经：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股改方法上面的分歧，最终执行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是采用了非流通股向流通股送股的这样的单一模式。这个模式的局限是什么呢？对此您的评价是方向正确，方法有待考证。为什么会这样认为？
刘纪鹏：其实当股权分置改革的方向之战我们打胜之后，这就是用对价改革取代市价硬性减持。用保护中小股东这样的改革思路来取代不顾中小股民的利益硬性并轨，接下来留给支持对价改革人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我们如何来按照对价理论实施双项补偿。就是说，长期以来非流通股股东应该流动，但没有流动，今天要补偿给他流通。同样流通当中产生的巨大的议价增值，也要来补偿中小股民由于非流通股股东身价倍增，他们的流通股股票股价暴跌所带来的损失。
刘纪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价只是这样的一个基本理论。但是对价的方法是要采用千篇一律呢，还是叫做统一组织、分散决策，这是当时一个比较大的大家探讨的话题。最后从主流的模式来说，是采用了单一送股的股改模式。这种送股严格来说，从法律的角度并不充分。因为对价对的是非流通股一旦流通会给原来你承诺说不流通人家高价入市的股民以较高的损失，但是今天非流通股毕竟还没流动呢，你就让它送，你是送几股啊？
刘纪鹏：另外这种送本身也是过于短期行为，送完之后可能会在第二点上也产生问题。你今天送他，大家都会买这只股票。一接受完送股，大家都会抛这只股票。由于非流通股的流通怕它一出来有很大的压力，它没有当时流通，而是采用了“锁一爬二”。在一年以后流通5%，两年以后流通50%，三年以后才是100%。它是锁一爬二的，锁定一年，爬两年，最后再全流通。所以它就会出现，你当时非流通股向流通股送的时候，股价会涨。但是一旦送完了，以后等到大小非解禁的时候股价又会跌，这样就会暴涨、暴跌。
刘纪鹏：所以，对价理论有没有更好的方法呢，尽管对价的方向之战我们打赢了，我赞成。但是在方法上，我主张是多样化。其中我特别提到了用可流通，非流通股可流通预设一个底价？流通股当时我们提到的，要想获得对价的一个最好前提，就是非流通股要在一个能让流通股都解套的价格上再卖出。你不是说被套住了吗？那你套住的价格可能是10块。我们测算一下平均的成本，或者我们对价讨论非流通股流通的底价。如果今后非流通股只有超过10块钱，讨论的底价是10块，它才能流通。如果他大量地抛售，跌破10块钱了，就又自动锁定。而在10块钱以上，他如果非流通股卖的话，过去的流通股股民就已经都解套了。
刘纪鹏：所以用这样的方法，用股改来锁定预期，非流通股东你想要想摘到树上的桃子，你必须跳一下。你要想流通，必须把业绩干好，你要干上去，价格上去。但是一旦你大规模抛售，你的股价就下跌。一下跌，跌破10块钱就又不能动了。当时是想用这样的价格解决了你最初非流通股股东送股的时候，他们不愿意送。凭什么让我送啊，不规范。以后等他们解禁的时候，股民由于已经轮换了，又会产生暴跌这样的弊端。但是我的想法当时并没有被采纳，我有这样的提法。在股改的方向之战打胜之后，在方法之争当中，我认为当时单一送股的股改模式是不理想的。但是由于中国的改革，它没有可重复性。历史走过来了，就不可能再走回去。所以这个方法又没有可比性，都是单一送股。因此至今对股改成功了是和市价减持国家股长达四年的压抑相比是这样。
刘纪鹏：但是如果说，在股改的方法当中，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我们是不是单一送股的方式就是最好的方法，这一点是存在较大争议的。而从后来的事实看，也确实中国股市从6100跌到1600，直到今天还在面临大小非解禁的困惑，也确实印证了这一点。说明在股改的方法上严格说，其实我们可能是存在更好的股改方式。
国有资产如何保值增值
腾讯财经：当时在股改的时候，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问题也是股改的一个重大项目。当时是否也有国有资产流失的情况发生呢？
刘纪鹏：其实当时股改的方向之战当中，除了跟推倒重来，照搬西方的人坚持用市价减持做斗争之外，还有一个在推出对价改革之后，由于对价改革产生了非流通股向流通股股东送出股的做法。当时国资委的同志就不是很能理解，他们认为这种送股是国有资产流失。所以，我印象里当时证监会的同志委托我写了一篇文章叫《股权分置改革中的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这篇文章我详细地叙述了整个中国股份制，国有股折价做股的成本以及推进股份制以来，国有股的收益。另外也包含如果进入流通状态，国有股的巨大收益和他们今天向股民送股的成本收益分析。
刘纪鹏： 这篇文章写完之后，不仅证监会的同志把它印发到国资委等有关部门，而且中央领导同志也看了。对这篇文章特别是包括在送股的背景下，甚至送股的比例都有了定性和定量的分析，也得到较好的评价。应该说我在股改中，这篇文章，股改中《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以及《评三万言书》。一个是写给我的左派，不希望国有股送股导致流失的人。《评三万言书》则是从右的方面也对它的股权分置改革的历史、现状、方式对价理论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应该说在当时对领导决策和澄清理论，走出误区还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大小非是股改“堰塞湖”
腾讯财经：刚才我们还提到了大小非的问题，大小非的问题到了今天仍然会给股市经常带来不小的振动。您曾经也提出过，中国股市有三座堰塞湖。提到股改的“锁一爬二”导致大小非的堰塞湖，并且提到这是6100点的大起到1600点的大下落的原因之一。面对这几座存在的堰塞湖，如何化解你有何建言？
刘纪鹏：实际上现在来看，我当时是希望能够大非自锁，小非分离。把大的大非，因为小非分离是把小非分两种。小非有5%以上的，有5%以下的。大非自锁告诉它在一定的股价上它才能出售。小非分离又把小非分成两种，大的小非要信息披露。你买卖多少要提前告诉股民，不能说你都卖出去了，或者不知不觉地卖出来，会给股民造成损失。所以大的小非你要披露，超过1%以上你都要披露。
刘纪鹏：放飞小的小非，1%以下的随便他卖。但是在当时我的这些做法也没有被采纳，所以我也很郁闷，很失落。但是就今天来看，如果当时没有采用这样的方法，大小非的问题，解禁股的问题，实际上在今天虽然也都困惑着市场，但是它就是硬性并轨了。好在我们今天有央行的流动性，有这么多的钱在吸纳，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还是这句话。从今天我们也硬性实现了80%以上的股份全流通，全可流通。但是这样的做法实际上它只是单一的，我们没有一个用别的方法来印证它的不合理性。只是感觉到理论上、实践上，因为我们没有采用别的方法。
刘纪鹏：而在这个时期，股市具有不确定性，但是它是一个负面因素。比如说大小非的解禁，非流通股的流通，以及扩容的压力，创业板的超募都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又面临另外一个负面因素，就是商业银行的流通性过剩，它有很多的钱。如果进了消费领域就是通货膨胀，进了资产领域，正常的资产领域它就是资产泡沫，这是两个负面的因素。但是在这个时期，两个负面因素如果能把它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把流动性引入股市，可能就能够把面多缺水。央行是水多，缺少吸收水的面，就把它结合起来了。所以我说把流动性引入股市，既解决股市问题，也化解央行的老大难问题，可能就负负为正了。
刘纪鹏：所以今天大小非的问题虽然困惑，但是面对我们目前强大的流动性，可能这个问题还是能够解决的。只不过解决的成本过高，可能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我们没有采纳。
股改是迟到的成功
腾讯财经：您曾经把股权分置改革的时期分为几个阶段，您提出从2010年以后是后股权分置改革这样的时期。我们现在来看，这样的一个时期，回过头来看这场曲折和充满争议的改革，是否可以算上成功呢？是不是可以说它改革以后，就给中国的证券市场带来一些积极的变化？您认为还有哪些遗留性的问题存在？
刘纪鹏：我个人觉得纵断股改，如果放到过去的10年里来看，前5年我们基本上是股改的方向之战。最终我们走到了对价改革，尊重国情的正确方向上来，应该是成功的。但是这个成功只是迟到的成功，如果我们能够早一点就让对价理论占上风，摒弃错误的市价减持，中国的资本市场就会赢得了五年的快速发展时期，健康发展的时间。今天可能就不是这个样子了，还要好。但是如果看后5年，在巨大的股改走到正确的对价理论之后，股市焕发了青春，旧貌换新颜，开始走出了低迷的状态。
刘纪鹏：当然在走出低迷状态之后也有反复，这个反复是由我们谈的股改的方法有些不当造成的。所以这种不当可能也是我们迈向成功的最小代价损失，因为历史的选择在博弈当中不会选择最优的路径，这是经常发生的。而这种是不是最优，历史又不能够重复，我们不能比较，这也是我们的悲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回过头来综合评价10年来的股改，我认为基本上是成功的。只不过在成功中留有遗憾，而这种遗憾如果能够和我们今天央行的流动性汇合在一起，它可能这种遗憾就会从大到小逐步化简。
刘纪鹏：但如果说我们的货币政策没有推行积极的股市政策，股市这边孤立的，扩容压力过大，大小非解禁压力过大，股市继续低迷。央行那边，流动性又过大，两点没有找到一条人工的运河连接到一起的话，可能今天的股改遗留的大小非，非流通股解禁的问题，就仍然会困惑今后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
再提十教授事件
腾讯财经：在中国资本市场您总是以“战士”的形象来存在，为了股市的健康发展，多次地展开了论战。除了上面我们谈到一些争议，您还曾经联合吕随启、赵晓几位教授发起了“十教授建言”。而这个也在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比如说在“十教授”事件中，《财经杂志》的胡主编以及其他的多位学者也对您产生了质疑，他们问“十教授”背后代表了谁的利益？有一些言论说您是经营市场的老手。面对这场批判和争议，您是如何感想？您还将继续战斗下去吗？
刘纪鹏：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大家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中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论，有的时候甚至很激烈的争论。这种争论表面上看是学者之胜，但实际上学者的争论往往会对上引导决策之手，对下通过媒体引导着公众的舆论和买卖之手。所以不应该小看学者的论战和学者的之争。他们争论往往是就一个经济现象不同的方法、路径和目标进行的，跳出文人之外的理论博弈或者争论，直接影响着中国的改革股市向何处去。
刘纪鹏：如果“赌场论”占上风，那么股市就迎来4年的低迷，它就会打压这个市场。如果这个市场存在泡沫是正常的，应该利用泡沫干点事，我们就会大力发展这个市场，发展直接融资，为更多的企业去融资建项目服务。所以在这个历史的过程当中，一方面学者之争，在我经历的这几场论战中，不管是跟“推倒重来”、“千点论”还是跟政府该不该救市论，还是“三万言书”，还是“赌场论”。几次论战中我觉得都是关系到中国股市前途命运大的方向性的论战，在这方面是不能妥协。
刘纪鹏：但另一方面学者之争有的时候往往容易隐身到对个人的攻击。往往是谈你说话的背后是不是代表着什么利益，其实在这个社会当中，几乎没有什么人能够逃出利益圈之外。是不是股市里面买股票的人是利益集团，不买股票的人是不是利益集团？同样是利益集团。因为买股票的心态和不买股票的心态，他们都是站在各自的利益上发生的。有的希望涨，有的希望跌。同样由于股市里面有这么大量的国家股在内，国家股的股价买卖以什么价格进行准让，似乎也决定着国家的是全民的，全民的就不是股民的。那么卖高了股民占便宜，所以全民可能不希望和股民的利益不一样。
刘纪鹏：另外非股民可能又跟股民也有差异。在当面对同样一个国家股甚至国家的一项政策涉及到财政或者资产的蛋糕，如何在股民与非股之间切分的时候。所以不能说买股票就是利益集团，不买股票就不是利益集团，这是错的。因此在这个背景下，当大家都在一个巨大的利益环境里面进行探讨问题的时候，最好彼此双方都从正面去想象对方。而不是总把对方想得那么小人，那么叼恶。怀有个人目的而去放弃国家或者全民的利益，所以正常的学术争论对国家是有益的。但是如果涉及到怀疑对方说话的动机，以及对方是否是利益集团，我觉得这就失去了学术讨论正确的态度和作风，是不利于我们国家通过这种学术的争论，使我们的决策之手走上正确的方向。
3000点股市：应将流动性引入
腾讯财经：现在我们来看当今股市的环境，您怎么来看现在3000点的股市？股市如何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在目前中国复杂经济环境下，您提出以股市来解决流动性问题的观点尤为可贵。扩大内需提升股市的关系是怎么样的？
刘纪鹏：实际上现在中国的流动性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由于庞大的外汇储备进到中国来之后，我们必须相对应地印出等额的红票子（人民币）。外汇储备在去到美国，支援美国之后，红票子留在中国产生了流动性。所以化这个流动性，客观上已经产生了。货币的投放如此之大，这些货币它进入到资产领域是产生资产方。那么进入到消费领域，它产生通货膨胀，这是我们当前无法回避的两难选择。
刘纪鹏：但是从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的比较看，无论是从历史现状还是从国家的决策部门以及到百姓的感受上，都感觉到通货膨胀似乎更可怕。因为在通货膨胀当中，直接给消费者带来了这种损失，产生了社会的不稳定。但是流动性引入到股市，股市这个场所它又跟房地产市场不一样。流动性进入这个领域主要是炒家的事，上家、下家的关系。但是进入到股市，它却可以为我们的上市公司融资。往往在股市有泡沫的时候，点位较高的时候，也正是我们进行直接融资，为上市公司IPO融资增发配股的大好时机。
刘纪鹏：所以，如何利用股市这个泡沫，发展我们目前迫切急需的直接融资，就是把流动性引入到股市是最佳的选择。所以我提出要正视股市泡沫的本职特征，利用泡沫因势利导，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做贡献，这里面就是根据中国的国情提出的。
刘纪鹏：首先中国从中央到地方有无数的好项目，在城乡一体化，引入新经济，在解决人们社会保障消费当中很多新的产业要产生，我们需要钱的地方很多。
刘纪鹏：其次，就是我们现在有钱。热钱来我们也欢迎，而不是简单持排斥的态度。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够通过资本市场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提高直接融资的比例。直接融资的比例决定着就是融资模式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如果都是直接融资，投资人肯定关心他投资的项目不要赔掉。所以社会的短线产品就会得到补充，社会的空白就会得到弥补。所以这正是我们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转变的经济增长方式。
刘纪鹏：中国的今天既有庞大的内需项目，又有数量高起的资金来源，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时机，关键是要推进积极的股市政策。不要让人家总是拿政策说事，打压这个市场。就像这两天高盛出个报告，非得说可能我们要再加四次息，说我们印花税又要提高，制造一系列的这些主观推测的观点。而就今天中国来说，由于宏观面、微观面的经济形势都非常好，股市不应该停留在3000点这个点位上。
刘纪鹏：其实我早就提过4000点是基本点，在4000点以上我们才能够高融资，我们的市场才不必整天担心这种大落。所以，在4000点以上，我们的资本市场每年将会给经济建设直接融资10000亿以上。10000亿是什么概念，我们现在每年商业银行提供的7.5万亿，股市连7500亿也不到，5000亿也不到。所以重担都压在银行上，银行的风险太大，产生坏账会引发连锁性的国家信用风险。因此，只有通过股市大家共担风险。那么4000点以上，我们筹资到10000亿，中国历史上20年以来融资最高的年份是2007年6100点的时候，我们融资了将近8000亿。2010年又是这样一个流动性过剩的年份，我们到现在为止，到三季度为止，一共有404家企业融资。IPO融资增发配股，融了6626亿资金。所以今年有可能突破2007年的融资额超过8000亿。这样的话，2010年将成为我们20年历史当中直接融资额最高的年份。
刘纪鹏：我们希望这个预言能够实现，我也希望通过它的实现能看到直接融资在中国，通过资本市场的泡沫，通过资本市场的点位能够得到大发展。所以我想利用泡沫干点事，把流动性引入股市，我想这是当前我们比加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更有效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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