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我给大家推荐了几只票，如果你们拿得住的话，到现在至少20%的利润。”“牛市不言顶，这轮牛市至少要到6000点，所以在这之前，你们一定要坚定持股，不要随意换。”
6月中的一个周六，北四环一处环境昏暗的办公楼里，60多平方米的会议室被挤得水泄不通，过道和门口也被狂热的听众们占领。一位名叫David的年轻中国人正向台下的听众们“布道”。
在8月份之前，这样的场景每周六下午都要上演一次。但与一般的股票讲座不同的是，这里的听众全部是配资客，即利用一定的本金撬动数倍的杠杆资金杀入股市，进而获取成倍的收益。他们借钱的对象，正是在台上布道的David，以及其身后名为“中诚投资”的配资公司。
David及其信徒们并未等来6000点。相反的是，短短3个月内，沪指从最高的5176.80点，滑至低点2850.71点，跌去44.93%。
持续下跌的过程中，David的信徒不仅没有浮盈，本金也大多数亏空。
更大的危机则来自于监管。
生于灰色地带的场外配资，裹挟着配资客们的欲望和疯狂，将大盘推涨至5000点后又重重摔下，悬在上方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也随之落下。
在证监会发布19号文、重罚恒生电子以及海通证券等4家券商后，配资公司资金以及数据接口均被切断，在牛转熊之间苟延残喘的它们再也无力站起，轰然倒塌。
David组建的配资交流微信群，从最初的人声鼎沸变成荒芜，最终被解散。如同黄粱一梦，配资客们的财富烟消云散，中诚投资亦悄悄更名，并把主营业务变更为“贵金属交易”。
David的公司只是中国众多配资公司中的一例。这些生于灰色地带的场外配资公司，一方面面临着监管层的严厉监管；另一方面，围绕配资公司而建成的利益链条在市场与监管的双重挤压下，开始纷纷弃配资公司而去，加速了配资公司的“死亡”。
尽管配资公司按照监管层的计划如约在退出，但如何引导投资者合理使用杠杆工具，在监管时缓和对市场带来的冲击，这仍将是摆在监管层面前的重大课题。
监管与市场双重挤压
时间回到一年前，深陷7年熊市的A股，显露出抬头的迹象。国泰君安分析师任泽平吼出“党给我智慧给我胆，5000点不是梦”的口号。
资金开始涌入股市，场外配资开始活跃起来。“说白了场外配资就是借别人钱炒股，这种模式10年前就有了。”一位线下配资公司负责人对《棱镜》如此描述。
不过，与上一轮牛市不同，场外配资这一传统的商业模式搭载上先进的电子软件，开始释放出巨大的威力。其中的典型代表，当属恒生电子推出的HOMS系统。
HOMS系统是恒生电子开发出来的一种投资工具，可以将证券账户下的资金进行分仓管理，独立进行交易和结算，用户在网上进行账户托管。作为投资工具，该系统大量应用于券商、基金等金融机构，但场外配资平台亦可接入该系统，进行股票配资活动。
《棱镜》调查发现，场外配资资金中自有资金，只是场外配资江湖的配角。自有资金，来源包括：公司的注册资本金、同业拆借来的资金、P2P线上吸取来的资金，以及一些民间借贷资金。场外配资资金中，更庞大的体量集中在伞形信托上，再往上追溯，多是银行的理财资金。
通常的流程是：股票配资公司找到信托公司，由信托公司出面寻找银行方面的优先级，等待配资公司的劣后级进来后，就可以直接开展业务。
“就是资金的批发转零售”，总部位于上海的一位信托高管向《棱镜》解释。
鼎盛时期，这一组合撬动的资金规模超过万亿，巨量的资金将大盘推上高位。但当大盘下跌后，一些配资客触及平仓线，随后被强制平仓，平仓带来资金撤离，引起股指下跌，又进一步触及其他配资客的风险底线，由此带来的恐慌情绪蔓延到整个股市。
即便证监会急招各大券商进行救市，但杠杆资金的抽离引发交易量持续下滑，市场信心不足，短暂反弹之后，大盘继续下探。短短3个月内，沪指从最高的5176.80点，滑至低点2850.71点，跌去44.93%。
自大跌开始，证监会一改此前对待场外配资模糊的态度，对于配资开始围剿，措辞也一次比一次严厉。
7月12日，证监会发出19号文《关于清理整顿违法从事证券业务活动的意见》，要求派出机构和券商加强对于场外配资的清理整顿力度，对开立虚拟证券账户，借用他人证券账户、出借本人证券账户，代理客户买卖证券等行为进行清理。
19号文彻底缚住了配资公司的手脚。由于券商不再新增数据接口，因此配资公司无法发展新客户。随后，包括米牛网、寻钱网、金斧子等在内的多家线上配资平台，均发出公告停止配资业务。一些业务依然在运行的线上配资平台也纷纷收缩阵地，仅维持存量，不再新增客户。
证监会并未满足于这种状况。随后，研发出场外配资链条中三大神器的恒生电子、铭创以及同花顺被证监会重罚；海通证券、广发证券等4家券商也因为场外配资提供外部数据接口而被重罚。
利益链条迅速土崩瓦解
重罚带来的后果是，处于场外配资利益链条中的软件服务商以及券商退出，随之带来整个链条土崩瓦解。
在配资公司的操作模式中，鉴于银行资金来源稳定，数量巨大，配资平台与银行和信托签订三方协议。在签订三方协议后，银行的钱托管到信托，信托公司在券商处开户，随后接入场外配资公司，后者再以HOMS等系统进行分仓管理和操作。
上述上海的一位信托高管向《棱镜》解释，信托公司会将银行的资金以年化率8%左右放给配资公司，配资公司再以月息1.3%-2.5%不等的利率零售给配资客，赚取其中的息差。
在银行、信托、券商、软件服务商以及配资公司的参与下，场外配资成为完整的产业链条。在牛市的推动下，链条中的每一方均坐享其成：银行坐享固定收益，信托赚取资金差价，券商增加交易佣金，恒生电子赚取流量费，配资公司甚至都不需自己出钱，拉来信托解决完资金问题后，只需要打上广告，就有络绎不绝的配资客找上门来，坐享息差。
但在市场与监管双重压力之下，组合中的每个角色才察觉到，每位参与者都成了受害者。场外配资各方矛盾凸显，利益链条迅速土崩瓦解，昔日的合作伙伴们，陷入混战。
首先是配资公司与银行、信托之间的矛盾。
“三方在签订合同时，因为信托是中间方，因此特别强势，对于因监管出现的风险，基本全部由配资公司来承担。”北京一家线上配资公司负责人告诉《棱镜》，通常三方合约期限为一年，如若提前退出，配资公司需要为银行缴纳罚息，并为信托缴纳违约金。“算下来广告和人力成本，以及这次要缴纳的罚息跟违约金，这几个月基本没挣到钱。”
在存量配资清理完毕之后，这位负责人正通过信托向银行协商，“看看能不能少缴一点”。
在配资链条中处于强势地位的信托，并未能幸免于难。
自证监会对华泰、海通、广发以及方正证券作出处罚之后，为场外配资提供接口的各家券商，开始纷纷关闭这一接口。昔日合作伙伴的这一动作引来了信托公司的诸多不满。
中融信托首先出手。在其发给华泰证券的沟通函中，中融信托表示其接入的信托计划较多，规模较大，因此希望可以约见华泰证券领导进行面谈。
相对于中融信托，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语气强硬许多。在《棱镜》看到的沟通函中，外贸信托表示，国泰君安停止数据服务这一举动，将导致外贸信托正在使用该数据服务的多个信托计划出现问题，并可能引发投资者纠纷。因此，外贸信托要求国泰君安提供监管部门叫停相关业务的书面文件或其他依据。
此外，《棱镜》还获悉，云南信托亦在近日发表声明，表示“陆续接到部分证券经纪服务商限时清理存续信托产品的通知，对此，发表声明表示，公司发行证券类信托产品严格遵循证券账户实名制的要求，不存在第三方系统接入、使用违规分仓交易系统、违规设立分账户、子账户和虚拟账户的问题，是完全符合法律和监管部门规定的合法经营行为。”
信托与券商之间的矛盾，在证监会的表态以及银监会的斡旋之下，开始缓和。
《棱镜》从多家信托公司获悉，９月１６日，银监会召集信托公司开会，并商讨出目前单一信托计划暂缓清理、伞形信托继续清理的方案。随后证监会表态，要求各证监局应当督促证券公司按既定部署开展清理整顿工作，积极做好与客户沟通、协调，不要单方面解除合同、简单采取“一断了之”的方式。
围剿之后的反思
风声鹤唳、矛盾重重下，配资公司大限来临。
券商切断信托外部数据接口，不仅仅意味着场外配资将无法进入场内进行交易，更意味着场外配资最大的资金来源被限制。即便一些小的线下配资公司可以利用自有资金，采取人工盯盘的方式继续进行该项业务，但在目前市场巨幅震荡情况下，这一体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9月14日，证监会连夜发布消息，称截至9月11日，完成清理资金账户3255个，占全部涉嫌场外配资账户的60.85%；还有2094个账户尚未清理，持股市值约1876.27亿元。
这一数量还在不断减少。《棱镜》从多家线上配资公司了解到，与其合作的信托公司，均于近期下达了限期处置的通知，要求它们限期完成账户的清理工作。
《棱镜》拿到手的几份限期处置告知函中，均要求配资公司于9月18日下午3点之前完成系统清理，届时将关闭接入端口。其中一份告知函还建议9月17日前清理完毕，以防止情况有变，保护现有资产。
财猫网COO高耀华告诉《棱镜》，9月18日他们清理了最后一位配资客账户，至此，配资业务正式关停。
与财猫网相同，早期配资规模高达15亿元的PP money，存量基本清理完毕。相关人士告诉《棱镜》，其原有的股票配资团队转向新的私募基金业务。
随着9月30日大限的来临，大多数配资公司已经将存量清理完毕。鼎盛时期或已超过万亿规模的场外配资，在监管与市场的双重压力之下轰然倒下。但经历过去杠杆之痛后，如何引导投资者合理使用杠杆工具，同时在监管时缓和对市场带来的冲击，这仍将是摆在监管层面前的重大课题。
《棱镜》注意到，对于场外配资的围剿从４月开始，至６月开始达到高潮。市场将此过程描述为“暴力去杠杆”，连续的强平潮导致股市踩踏，大盘开始巨幅波动。而在４月份之前，证监会对于场外配资并未有太多着墨。
大量灰色杠杆资金集结，推动了大盘快速上涨。《棱镜》此前调查发现，场外配资资金多集中在中小板和创业板股票上,将一些讲故事、无内涵的小票炒至高位，市盈率甚至达到千倍以上。
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洪灏对《棱镜》表示，中小创很多企业完全靠讲故事来抬高股价，因此泡沫的破灭也是从这些股票开始。
“监管层如果早一点严打虚假市值管理公司，防止泡沫出现，早一点规范场外配资，市场不至于一下子调整幅度有这么大。”北京一家知名私募基金经理对《棱镜》说道。
除了监管政策需要一贯性和连续性，需要监管层反思的，还有监管之间的协调。
在配资链条中聚集着配资公司、券商、信托、银行以及恒生电子等软件服务商，证监会的监管权却只对券商有效，其他参与主体的监管权则在银监会或其他部门手中。
相对于证监会在４月之后对于清理配资的坚决态度，拥有信托监管权的银监会，却一直对此三缄其口。在金融业混业经营大趋势下，分业监管遇到尴尬。
中国法学会证券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曾筱清对《棱镜》表示，对于场外配资各参与方的监管，目前责任划分并不清楚。“相互之间的措施有可能相互抵消掉”，曾筱清说道，因此需要有金融监管的综合协调。
尽管2013年，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在曾筱清看来，这一机制尚需通过法律来明确下来。“按照当时国务院的批复文件表示，‘联席会议不刻制印章，不正式行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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