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近日，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发布《2017·径山报告》，CF40成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发表评论文章称，《径山报告》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清晰地表达了中国金融行业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钟伟认为，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以及中国从新常态到供给侧的转折，都需要我们意识到，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金融稳定之间并无本质冲突。不是关起门来更有利于金融稳定和发展，而是永远不要关上开放的大门。
中国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仍存，机遇有多大的时空？钟伟指出，这既取决于西方，也更取决于中国的坚持和主张。开放的机遇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中国创造的。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以下为观点全文
由国内在金融第一线工作多年的官员为主要作者群的《径山报告》于2017年9月问世，并在杭州发布。
《径山报告》为什么重要？因为它清晰地表达了中国金融行业的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尽管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金融业遭受了一些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强烈的刺激政策带来的“三期叠加”副作用，中国影子银行的膨胀及其收缩，中国股市的异常波动和重回正规，金融技术的长足发展和创新浪潮，企业杠杆率高企和银行业不良率的反弹，利率市场化的平稳推进和汇率改革的艰难前行等。坚持对外开放还是强化金融管制？《径山报告》给出清晰和坚定的声音。
开放中的中国金融体系才更稳健。回顾历史，中国加入WTO之际，许多人对中国能否维持金融稳定表示担忧。事实证明，中国承受住了东亚危机的考验，并在随后的1998－2005年期间，在坚持开放的背景下，对本国金融体系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金融体系从“背水一战，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的险境，走向了焕发活力，注重创新，重塑监管的康庄之路。这一转折在《径山报告》朱隽司长执笔的部分，有了清晰解读。由此看，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金融动荡，以及中国从新常态到供给侧的转折，都需要我们意识到，对外开放和金融改革、金融稳定之间并无本质冲突。不是关起门来更有利于金融稳定和发展，而是永远不要关上开放的大门。
开放的战略机遇期是否仍在？《径山报告》开篇就注重了这个问题，但似乎没有深刻切入。中国仍然处于改革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但其形式和内容都已发生了深刻变化，中国已从苏东剧变后的顺应式、参与式开放，转为在全球化有所退潮，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在西方有所抬头的尖峰时刻，提出包括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中国理念和主张的主动式、建设性对外开放新阶段。这是《径山报告》从报告的标题到首章开宗明义之处。中国开放的战略机遇期仍存，机遇有多大的时空？这既取决于西方，也更取决于中国的坚持和主张。开放的机遇很大程度上已不是别人给予的，而是中国创造的。
如何设计中国金融开放的路线图？这构成了《径山报告》的主体内容。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报告执笔人几乎清一色都是年龄在约50岁、拥有20年以上金融政策研究、制定和执行经验的官员，以及少量学者。他们就货币政策、金融机构和市场、利率和汇率、监管和创新提出的分报告，都既在严格的学术逻辑框架内，又源自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的实践、思考和前瞻。同样地，参与《径山报告》讨论的群体也很出色，这使得该报告并不是单纯的政策吹风或呼吁，而是包含大量如何在对外开放前提下深化对内改革的政策诉求，也未回避对过去五年来金融领域一些现象的反思。这使得《径山报告》能够衔接理论和操作，上得庙堂，接得地气。如果说要挑剔一些，也许报告可以增加由外资金融机构执笔的一些内容，中国金融体系给予了外资金融怎样的作为空间？外资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开放有什么感受和期待？这也许不应忽略。
如何平衡开放和创新，尤其是涌动的金融技术创新？事实上，新世纪以来，中国银行业通过建立核心业务系统和数据大集中，强有力地地重塑了中国银行业的核心竞争力，并给金融创新注入活力。随着金融技术在移动支付、财富管理和小额信贷领域的迅猛发展，技术似乎注定要重塑金融。可惜《径山报告》对此的讨论不多。但黄益平等多年来潜心于该领域，对中美金融技术有持续调研和比较，强化这部分内容，在机构监管和功能监管之外，注重行为监管；在资本监管和风险监管两大传统监管核心之外，注重技术监管的重要意义，似乎也并不令人意外。但将金融技术融入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仍殊为不易。
《径山报告》为什么重要？这个报告是中国在构建自身的金融稳定发展机制时，如何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的严肃思考。习近平同志指出，只要方向对了，就不怕路途遥远。在有深厚历史人文留存和现代创新实践的径山，该报告的问世，留给了金融从业人员，从理论到实践进行更深入持久思考的一份记录
本文来源于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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