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 十三届全国政协常委、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探索：我们对产业政策的理解在深入
原子智库：改革开放之后，一开始遇到的最大问题是贫富分化。
杨伟民：80年代初，国家提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全世界的经济布局，绝大多数在沿海200公里范围内。当初我们提出沿海开放战略，东部地区确实率先发展起来，但广大中西部地区没有发展。当初为什么地区经济差距那么大？因为我们在统计人口时只统计户籍人口。比如深圳的户籍人口就很少。真正在深圳创造GDP和从业的人口，比户籍人口多很多。2000年之前，只统计户籍人口创造的GDP，实际是不真实的。2000年统计口径改变以后，各地人均GDP的差距开始大幅度缩小。从国外情况看，日本东京的GDP总量很大，它集中的人口也最多，它的人均GDP和GDP最小的县，差距不是很大。美国加利福尼亚大概集中全美国17%左右的GDP，当时好像说加州是全世界第几？跟其他州相比，人均GDP差距其实也很小。
原子智库：谈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一个话题是产业政策。中国过去施行了产业政策，您如何评价，是成功还是失败？应该继续施行下去吗？
杨伟民：总体上说，产业政策在追赶型发展阶段，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不是决定性作用。80年代初期，我们很多产业是没有的。当时我们有一汽、二汽，但是那个轿车相当于没有，谈不上产业。后起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可以依据燕型理论。发达国家是头燕，我们是后面的燕子，跟着头燕飞，你搞汽车我也搞汽车，你搞乙烯我也搞乙烯，你搞高铁我也搞高铁。发展到现在，在绝大多数领域，只谈生产不考虑技术的话，已经跟发达国家没有太大差距。
产业政策需要转型，不能再去简单促进某一个产业尽快长大。应该要创造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不能让一个市场某一两家企业垄断，这是功能性的产业政策。我认为大多数发达国家基本上都是处于这样一种产业政策。我们也在不断的变化。
原子智库：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过程中，我们国家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变化？
杨伟民：改革开放40年中，我们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是在逐步深化的。任何国家采取的经济体制，本质上就是处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政府对市场、对企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实行什么样的体制。过去我们实行计划经济，一切都听从政府，也没有严格意义的企业。企业只是国家计划的代工厂、加工厂。改革开放，就是要改变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最开始叫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比过去计划经济进了一步，之后提出政府调节市场，市场调节企业。到1992年，提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是手段，市场经济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从那以后我们开始把改革方向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十四大确定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逐步在市场这个方向放权，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而政府的作用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实际上政府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这两只手都要用，都要发挥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表述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的发挥政府作用。
到十九大时，提出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两大重点。第一、完善产权制度，第二、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过去40多年来，市场经济首先是商品市场，商品市场包括服务市场，基础的是要素市场，资金、土地、人这三大要素到底能否真正按市场来配置，是下一步改革的重点。
人口问题：劳动力已经在逐年减少
原子智库：中国的人口出生率过低，这一直是个很受关注的问题？您怎么看？
杨伟民：去年出生人口当中，二胎比例超过一胎，这说明我们适龄妇女总量少了，生育意愿也不强，连第一个孩子都不生。现在人口增长的贡献率，一半以上是二孩的贡献。从根源上讲，是计划生育导致的适龄妇女大幅度减少。适龄妇女生育意愿不强，因为生育孩子的成本太高，今后会逐步做出一些调整，逐步实现自主、自愿生育，同时还要有配套政策调整。
原子智库：将来中国经济的转型，将如何应对这个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杨伟民：说到将来，也许你的下一代，也可能不用到你下一代，已经用不起保姆，因为这是一个人口变化的规律。我们过去实行了比较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所以人口问题变得非常复杂。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到现在减少接近4千多万。劳动力供给相对短缺，今年一季度招工难问题又开始凸显，说明我们是真正需要技术工人，包括普通工人，都是严重短缺的。这里面还有产业结构和人力资源培养结构的错位。这在任何国家也不能做到完美。2013年以后我们快速发展工业化。工业化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简单的劳动力，装配线上的工人。最近几年服务业增长的比较快，服务业超过50%，对大学生吸纳能力增强。服务业当中到底谁在进步，谁在吸引更多的人才。大概27%的毕业生，最后搞金融。搞科研的人员比例大大低于搞金融的比例，制造业的比例大概只有5%。过去清华毕业的学生基本都是做实业，当工程师，做科研、搞开发，现在都是搞金融，这是结构失衡的表现。
见证城市化：中国城市化质量还不高
原子智库：如何看待中国城市化发展，尤其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
杨伟民：北、上、广、深这四大城市条件不一样。北京最缺的是水，大气环境容量相对差一些，长三角最缺土地，珠三角同样缺土地，深圳最缺的是空间。深圳大概1900平方公里，55%是山地和水，剩下45%左右的基本开发殆尽。再开发就要填海，填海会造成生态破坏，如何处理好人和自然资源的关系，又非常复杂。
90年代初期的时候，中国成建制的城市数量很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足以承载大量农民工进城。当时把农民工叫做“盲流”，其实就是严格禁止农民工进城就业。到90年代中期以后，政策逐步放开，容许农民工流动。现在城市化速度很快，进来人口越来越多，常住人口城市化的比例已经是56%。
原子智库：城市化的速度非常快。
杨伟民：这里面还存在问题。户籍人口城市化比例大大低于常住人口城市化比例，也就是说，人进了城以后，还不能落户，不能享受和当地居民的公共服务，这是不公平、不平等的，即人的城市化质量不高。我做过一个研究，城市扩张太快，进城人口跟不上，人均占地面积提高，意味着城市人口密度下降，实际是城市效率不高的表现。中央在2013年专门召开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城镇化的目标是提高城镇化质量，而不是拔苗助长，提高城镇化速度，这就把城镇化拉到正常轨道上来。
原子智库：一线城市的聚集似乎是一个大问题，如何解决大城市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
杨伟民：北、上、广、深这样的城市因为在中心城区集中过多功能，人都到中心城区，这几个城市里面北京是最明显的，上海也是一样，通过大数据能看得出他们的活动范围，北京加班最多的人是在哪里？在CBD、在中关村，居住地却不是在城里。如果疏解一部分功能，比如雄安新区，集中承接北京的一部分功能，就能把人口疏散开。东京你看它很大，但是东京城区占地规模并不是很大，实际是分散在各地。我在日本留学，大学就离东京是很远。
房地产这个问题，因为涉及到人、地、钱这三个词。人的问题上要有进有退，居住平衡。地这个问题上要增、要加，全国城市住宅用地除了中小城市，三、四线城市以外，绝大多数大中城市的住宅用地比例，都是偏低的。钱的问题上，要讲要退，银行资金贷款过度流向抵押贷款和房地产，这是不健康的。我们的制造业占经济的30%，贷款流到制造业远远低于这个比例，不利于制造业发展。
金融风险：控制金融风险要多方发力
原子智库：如何看待今年经济工作不断强调的金融风险问题。已经有系统性风险吗？
杨伟民：金融系统要注意的，第一、是保持货币稳健中性的政策趋向，不要过宽也不要过于严，保持适度流动性，因为发货币是杠杆率的总源头；第二、要治理金融乱象，制止非法集资；第三、要控制一些非表内影子银行，所谓的创新产品；最后要关注一些金融集团。现在综合性金融集团有点过于庞大，它的资金使用是很混乱的。从安邦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来，资金使用确实存在很多漏洞，搞不好会出现系统性风险。还有其他一些非法集资，这些都要严格控制。总的来讲控制金融风险，要在实体经济、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和金融系统这四个方面共同发力。这四个方面的问题都不是短期形成，所以要打攻坚战，还要打持久战。
应对国际贸易压力：防止关起门的危险
原子智库：从今年开始，国际贸易环境似乎正在恶化，中国受到一定压力，内部的舆论反弹也很大。如何看待当前的国际贸易环境呢？
杨伟民：我觉得要防止两种倾向，第一、要防止关起门来搞研发，现在经济全球化的大势不可阻挡；第二、要防止民粹主义。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趋势，它是不可逆的。从长远问题来看，我觉得当前出现的小波折，是全球化进程中必然要出现的。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从长远战略的角度看，这是要认清的。有一点小波折，有一点小摩擦，我们也要积极应对。
我们过去在追赶，在高速增长阶段，全社会，包括地方政府、企业、居民，都有追赶型的快节奏心态，要快速的赶上来。我们也要检讨，产业基础够不够扎实，基础研究是否能跟上。尽管现在专利较大，质量还有待提高，能转化成现实成果的专利确实不够。我认为这需要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要所突破，真正变成创新发展。
要增加多种住房供应主体
原子智库：如何待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对于房地产你有什么样的政策建议呢？
杨伟民：一个城市健康不健康，看城市病存不存在，要看各类用地比例。这个说起来很复杂，我就非常简单的说一句，这是第一。
此外，要改变开发商作为商品住宅唯一供给者这样的垄断。农村集体组织在符合规划的条件下，可以在集体建设用地上盖一些住房，这就多了一个住房供应主体。中小城市可以搞合作建房，比如说一个企业取得土地使用权，有70年使用权，土地适合住宅建设，可以改成住宅用地。这个房子不是回到计划经济的分房，而是拿到市场上，这也是在增加供应主体，这是第二。
第三要在特大城市，人口比较集中的城市，建立一批机构化、专业化的住房租赁企业发展租赁住房。中国租赁住房的人员比例过低。1998年房改，改革方向是产权化或者私有化，把本来租的住房变成私人产权房。当时情况下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现在住房价格这么高，绝大多数年轻人除了你是富二代，根本不可能在一线城市购房。一人买房，全家齐上阵，七大姑八大姨给你凑首付，未来你要变成一个房奴，一个月大量房贷压着你喘不过气来。这是第三方面。
要改革住房公积金制度，建立真正为新市民和低收入者，提供金融支持的住宅金融机构，这个方向已经提了，现在具体怎么搞，再去研究；
第五、要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房地产税非常重要。日本大概有6千万套住宅，也就是两个人一套住宅，日本住宅很多都是一栋小楼一栋小楼。日本的空置率是13%，中国不论是全国的包括农村的还是城市的空置率都比日本要高，这是很不正常的。就是大量房子在少数人手里，他不卖也不租，就等着房子涨价，我们把这个底数已经摸清了，我认为这个数是非常准确的。把这个住宅拿出来，将会大大缓解现在房价上涨的压力。房地产税实际上非常重要，现在没有正式出台，我相信肯定会出台，只不过到底是哪一天。
理解发展：西部开发不是片面追求GDP增长
原子智库：想请问几个关于您个人的问题。改革开放初期，您最早为什么选择经济这个专业呢？您是如何走上经济管道这条路。可以和我们分享当时往事吗？
杨伟民：我那时根本不懂上经济学专业到底学什么。考大学时我已经是建筑工人，砌砖盖房子，当初选择这个专业就是觉得，不是要搞经济建设吗，不要搞阶级斗争吗，经济系跟现在国家大政方针符合，我的一个亲戚是大学毕业生，他是搞建筑的，他帮我参谋说：你选经济，所以我就报了经济。当时我报的是计划经济，最后分到政治经济专业，结下这样的缘。
毕业以后我先当老师，后来在人大工经系学习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我对产业政策这一门课很感兴趣。我觉得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应该用产业政策助推国家，尽快赶上发达国家。日本就是这么走过来的。后来正好有出国的机会，我就出国到日本一桥大学，在那里学习产业政策。回来以后国家计委成立产业政策司，专业对口，我留在产业政策司。先搞产业政策，然后搞区域问题，搞城市化问题，然后又搞规划，全面规划。后来又搞宏观经济、搞改革，什么都搞了。
原子智库：现在很多学者都认为，1980年代是改革的黄金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杨伟民：80年代确实是思想大解放的一时代，都在试错。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成功的，工业当中的承包制则是不成功。当时首刚也搞承包制，最后其实不成功。我觉得不能简单说80年代就是成功的。90年代小平提出市场经济后，就停止前面80年代的试错，所有试错都停止，开始回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上来，大家有了这样明确的目标，我们党、政府、地方政府、企业、社会，都凝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基本方向上来。大家不争论，按照这样的方向建设。在过程当中，也出现了1993年、1994年的过热，我觉得它是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小问题。
没有基础性的、宏观的框架，不会有后面的改革。还有一个，我觉得就是加入WTO，我觉得这是转折点。加入WTO以后，必须要按市场经济国家的规则办事，无论是社会主义还是加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规律都是一样，这种资源配置方式确实是最有效率。发展经济实际就是看最后有没有效率。只有效率高，经济才有竞争力。
原子智库：如何看待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经济理论的发展？
杨伟民：中国改革开放40年，随着经济发展，我们的经济理论也在不断进步。过去和现在主流的经济学的一些观点、思想、理论，基本上是照搬西方的，西方的一些理论主要是从西方国家发展历程当中总结出来的。还没有一个完整的、在发展中国家总结出来的一套经济理论。在这个过程当中，社科院经济研究所为经济研究做出大量贡献。20多年前，我就投过一个稿子，分析“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从那时到现在，地区经济发展上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都和这个理论深入研究有关系。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讲地区协调。第一就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第二是基础设施便捷化，第三是人民生活大体相当。我觉得这三个是衡量地区发展协调的基本标准。
我们其实也走过一些弯路，比如过去提出西部大开发，当时的初衷是为了缩小各地区，东部和西部包括各省之间，经济总量和人均GDP的差距。实际上这种认识是错误的。那时候没有考虑生态环境，像西藏、新疆海拔高，平均4000多公尺，在那些地方是不可以搞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开发的。青藏高原是世界的第三级，那些地方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好生态，而不是增加GDP。增加生态产品，清洁的水，清新的空气，其实也是很好的功能。
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一个空间单元内。如果仅仅考虑GDP，会造成生态破坏。在这4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的理论、政策、规划都是在不断的进步的。
原子智库：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同省市县会出现互相竞争的情况。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对于发展经济是好事。您认为地方竞争是好事吗？
杨伟民：这主要是张五常的观点，也有一些人支持，他说中国地方政府就是一个大公司。应该来说，这确实是我们过去经济发展较快的重要原因。我认为，这同时也是各种问题的原因。地方政府干了不应该干的事，虽然发展速度很快但是问题一堆，所有根源可能几乎都在这里头，中央政府定一个7%的速度，省级政府定了8%，层层加码，到市县就变成10%，完不成怎么办？要不然就造假，要不然有什么挖什么，有什么开什么，山河破碎，环境污染。
地方发展经济，还是要回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方向来，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地方政府可以做规划，引导企业到划定的区域来。过去地方政府干什么呢？区域随便挑，什么地方建都可以，破坏了生态，干了很多坏事，这就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错位。
调整需要一个过程。我相信会逐步实现，地方政府不再追求GDP，而是考核公共服务、社会治安、生态环境、市场监管，别出现假冒伪劣产品。不要考核GDP，考核投资，也不要考核财政收入，不应该这么干。过去为了快速发展，各级地方政府都调动起来，现在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还是要让市场的决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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