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08期

稳定汇率从何处入手?

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由各主要国家货币形成的世界汇率体系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晴雨表。汇率理论在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也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汇率定价问题成为经济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之一。《交易经济学》一书作者王振营以崭新的视角,通过解释交易经济学的汇率模型强调汇率形成过程中的网络效应以及交易主体相互作用下的波动性,为大家阐述有关汇率的密码。今天为大家带来第六篇——《稳定汇率从何处入手?》。

以下为观点全文:

从中长期来看,汇率的波动对经济系统健康运行不仅是有利的,也是难以避免的。汇率波动是一个国家经济交易网络在世界经济交易网络中自我调整的表现。交易网络的高度动态性,不同交易网络在结构演化、扩张速度等方面的差异最终都会通过汇率波动实现再平衡。

但是,在短期内汇率的急速变化,无论是升值还是贬值,对本国经济都是极其有害的。汇率过快的变化没有给交易主体以充足的时间对已经达成的协议作相应调整,极容易诱发危机。在交易经济学看来,交易网络上的危机十分容易爆发。一旦出现大量主体由于外部环境的急剧变化导致决策失误,引发海量资产负债表的破损,致使交易网络碎片化,危机便爆发了。

汇率对每一个经济体都是异常重要的宏观环境参数,涉及到大量国际贸易合同。不幸的是,汇率形成机制本身,包含了大幅波动的潜在可能,具有天然的不稳定性,要实现汇率基本稳定,需要实施包括促进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以及中央银行适度干预的多项综合措施。由于各国在汇率体制、资本账户管制制度等方面存在众多差异,在维持汇率稳定方面,就需要根据自身的特点设计政策方案。

对于资本完全可兑换、汇率完全自由浮动的情况,维持汇率稳定的关键在于市场预期管理。在跨境资金完全自由流动的情况下,汇率的关键决定因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经常账户的贸易收支状况,贸易所产生的现金流向是影响汇率波动方向的重要因素;另一个是资本账户下受资产收益预期影响所产生的资金流向。由于经常账户状况具有内生性特点,受到产业结构以及内外需求变化的影响,短期政策很难产生作用。因此,稳定汇率政策只能通过调节资本账户资金流量及流向进行干预。

在经济处于正常运行的情况下,通过调整政策参数,改变资产收益预期可以达到资本账户资金流调整的目的。不过具体的措施必须根据导致汇率不稳定的具体原因进行选择。通常情况下,汇率的大幅波动是由于黑天鹅事件的突发引起市场恐慌导致的。如果恐慌的程度足可以诱发市场的连锁反应,形成具有破坏性的交易环,这时就必须实施救助,同时将救助方案向市场公布,赢得市场的认可,以此稳定市场情绪。

如果汇率的剧烈波动是由于资产价格与货币政策形成了正反馈机制导致的,必须及时调整政策方向。譬如房价上涨与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之间形成相互强化的关系,就需要提高利率为房价上涨刹车。但这种情况必须十分谨慎,以免由于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金融危机。在采取调控政策之前,需要细致地判断市场状况,了解交易背后的资金链结构。如果交易不仅有较长的关联资金链,而且杠杆率也很高,交易者的资金成本已经达到承受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快速紧缩货币,否则就会导致大面积的资金链断裂,引发危机。正确的方法应当是,首先向市场释放货币政策信号,给市场充足的自我调整时间,让市场重新安排交易合同。经过一段时间的缓慢地调整后,才可以再温和地进行政策调整。

对于资本管制下的汇率波动,可以动用管制手段实现稳定汇率的目标。在汇率模型中,影响汇率的三个结构参数分别是市场时域结构所决定的敏感参数、由资本管制决定的渗透参数、以及由结售汇制度决定的传导因子。理论上讲,经常账户盈余的变化不可能引发汇率突然、大幅的波动,其理由是经常账户的变化涉及贸易国双方产业结构以及消费者偏好等方面,而这些方面均属于慢指标,呈现缓慢演化的特征。因此,汇率的突然、大幅波动主要来自资本账户下收益预期突然逆转。汇率模型告诉我们,干预市场敏感因子和渗透系数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降低市场的敏感因子的主要方法是利用无所不在的公众媒体,安抚公众恐慌的情绪。事实上,无论在多么发达的经济体内,大量的交易主体都是扮演跟随者角色,独立判断、独立决策的交易主体仅仅是一少部分。充分利用公众媒体对于交易主体的影响力,能够起到减缓市场恐慌的短期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只能是短期的,并且需要后续市场表现的印证,如果汇率并没有改变方向和节奏,继续大幅波动,刚刚被安抚的恐慌情绪将被再次唤醒,而政府想要通过媒体影响实现再次安抚,几乎不可能了。这时候公众对权威的信任已被快速消耗。为了避免这样的局面出现,中央银行必须在启动舆论攻势的同时,收紧资本账户的管制力度,加强跨境资金流动的审查,在效果上降低跨境资金流动的渗透系数,阻断市场预期改变与汇价波动之间的反馈环路。

通过市场安抚和市场管制双管齐下措施,汇率大幅波动的势头会很快平复下去,但这仅是暂时的。为了彻底消除汇率大幅调整的隐患,还必须从本国经济的基本面上寻找原因,这就回到了交易网络资产池收益预期改变的成因上,是问题的困难所在。

我国在2016年经历了汇率较大幅度的波动后,及时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进入到2017年后,市场恐慌情绪得到安抚。到了2017年第二季度,人民币汇率走势出现反转,到9月份连续多个交易日上涨,到9月中旬,人民币汇率已从2017年年初的6.99升值到6.5附近。综合多方情况判断,当前的人民币汇率已经进入到合理的平衡区间。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人民币与美元汇率会在目前水平6.6一带波动,这种格局不会发生大的改变。随着市场恐慌情绪逐渐消散,市场理性得到回归,可以考虑适当放松前期关于跨境资金的管制措施,更多地发挥市场自身的力量,从而为下一步的政策操作预留充足的空间。要维持好这个相对稳定的局面,需要从金融和实体经济两个层面做好如下的工作。

从金融层面来看,关键是处理好我国的调控周期与欧美的调控周期的关系。保持内外金融周期的基本协同步调,是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的重要基础。应当认识到,人民币汇率的决定因素已经从经常账户转向资本账户,而资本账户下的跨境资金流动对调控政策高度敏感。从总的情况来看,我国与美国及欧洲等主要经济体处于不同的金融周期相位上,美元已经进入到加息周期,这无疑会对我国宏观政策安排形成较大牵制,稍有不慎就会引起汇率的大幅波动。

在货币供应方面,美联储即将进行缩表操作,货币供应量与GDP的关系随之进行调整。美联储的这种政策动向必然对我国产生溢出效应。在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的背景下,我国同样需要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应当维持货币供应量和GDP比例与欧美经济体的同向调整,具体讲就是应当减少单位产出的货币投放量。

通过上述两个方面的举措,能够实现我国的交易网络货币环境的内外一致性。这是避免资本项大规模资金流动的关键。

实体经济是汇率的基础。为了保持人民币汇率的长期稳定,还必须打好实体经济的基础。为此,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首先,应当通过降费减税减轻企业的负担,增强企业的活力,增加企业技术创新的能力。企业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核心构成,企业强,则国家强。活力是企业创新的基础,为企业减负,就会给企业营造一种发展、提高的条件。

第二,自主创新与海外并购齐抓,双管齐下加快我国技术水平提升。一个国家的总体技术水平可以在经济发展中自发演进,但这是一个缓慢的过程。面对我国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的现实,缓慢的技术积累进步已经无法让我国经济保持曾经的国际竞争力了。技术水平与成本的匹配优势丧失是我国经济国际竞争力减退的关键,尽快扭转这种被动局面,同时采用鼓励自主创新与海外并购双管齐下的方法,是我国经济摆脱困难最可行、最有效,也是最快速的途径。一个国家的总体技术水平就像一张众多组件构成的拼图,缺少几个关键组件就无法构成完整的图形。用好我国现有的国际储备,通过并购海外拥有关键技术的企业,将我国技术短板迅速补上,对于提升我国经济的整体技术水平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奇效。当然,在这件事情上,要避免一窝蜂现象,要警惕打着海外并购转移资产的现象。要做到这些,就需要严格执行现有的外汇管理制度,加强购汇审查。

从长期来看,企业通过持续的研发投入,走自主创新的道路是提升技术平的根本途径。为了引导企业增加研发投入的积极性,必须推行具有激励效能的税收制度,让企业感到增加研发投资合算。此外,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打击各种知识侵权行为,同样是优化企业创新环境的重要一环。

第三,构建房地产健康稳定发展的长效机制。房地产对于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无论是欧美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房价低,还是房价高,房地产市场能否健康发展都是关系到经济繁荣与增长的大问题。面对今天的高房价,不能认为只要把房价打压下来,把房价泡沫刺破,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认为中国经济已经不需要房地产市场的拉动是过于简单的想法。事实上,即使到今天,房地产市场的繁荣仍对中国经济增长至关重要。房地产市场治理长效机制,不仅要做到控制房价疯狂上涨,也要避免房价断崖式下跌;不仅要打击房地产市场的投机性交易,还要鼓励和满足民众不断增长的改善居住条件、提高生活质量的愿望。

当前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不仅仅是相关制度和政策需要重新设计的问题,也有时间的问题。要彻底解决过去十多年来房地产积累下的问题,不存在完美方案。历史的问题必须通过耐心来解决。通过构建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长效机制,实现房价基本稳定的目标,在经过一段时间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居民收入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房价与收入、经济发展水平相脱离的问题自行解决。

汇率基本方程是汇率模型的核心,方程由三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对应资本账户的跨境资金流动。这一部分的基本构思是交易主体基于所掌握的信息,在管制约束以及流动性约束许可的范围内,通过跨境交易,实现投资预期收益的最大化。在第一项内部,又可拆分为两项,分别对应所考察交易网络流向对方的资金流,两项结构对称,均由交易主体对两个资产池的收益预期形成投资驱动,当外部资产池收益高于内部资产池收益,交易主体开始考虑跨境资产置换。内外资产池收益预期所形成的落差需要通过资产池产生作用,资产池规模最终成为影响到跨境资金流量大小的重要因素。在方程中,资产池规模A与内外资产池预期收益分布的积分相乘,得到交易网络可能产生资金外流的潜在规模。但是,由于受到管制约束以及每个交易主体面临的置换成本差异,跨境资产转换在交易群体中同样存在时间差,会呈现某种队列形式,这个队列所产生的跨境资金流量用响应系数衡量,与对应交易网络上资金外流潜在规模相乘,计算出资金实际流出量。

如果内外资产池预期收益落差是负值,即外部资产池收益低于内部资产池收益,交易主体不可能将持有的资产转换成为外部资产池的资产,也就不可能产生跨境资金流动。截断函数ereg+能够很好地描述这种关系。

经常账户的跨境资金流动有一定的被动性,是由商品贸易所决定的。经常账户收支差额决定了跨境资金在经常账户下的流量和流向。考虑到国际贸易的结算有一定时间的滞后,经常项选用前一期的收支差额作为主解释变量。与传导因子相乘后得到来自经常账户对外汇市场供求关系产生扰动的跨境资金流。

汇率基本方程右边放在大括号中的三项,覆盖了一个国家全部跨境资金流动情况,包括投资收益驱动和国际贸易驱动的全部资金流动。在此基础上,通过市场弹性系数调整,计算出跨境资金流动所能引起的汇率波动幅度。

汇率基本方程的最后一项是随机项,代表交易的随机性特征。每一个市场都存在噪声,这些噪声仅仅影响到实时价格,但不会改变市场的趋势性走向。由于随机性特点,随机项不存在内部结构,不存在行为规律,完全是系统运行的伴生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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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振营
《交易经济学》一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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