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营 《交易经济学》一书作者以下为观点全文：
2016年人民币汇率一改多年升值的走势,贬值压力突然增加。依照常规理论的观点，中国经济增长仍然达到6.7%，国际收支状态良好，贸易仍保持着长期的顺差优势，在2015年贸易顺差为5343亿美元基础上,2016年实现的全年贸易顺差仍然达到5097亿美元,在全球范围内依然处于贸易顺差第一大国的地位。国内通货膨胀率CPI处于低位，金融系统风险可控，银行资产不良率仅为1.9%,处于历史低位。这一切都不支持人民币汇率的突然转向。
从交易经济学的汇率模型来看，人民币汇率在2016年出现贬值有一定的必然性。导致人民币汇率突然转向的原因有以下几点。首先，经过十多年持续不断推进的外汇体制改革，无论从汇率形成机制上，还是跨境资金流动的便利上，与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就为人民币汇率较大幅度波动提供了潜在的可能性。从汇率模型来看，传导因子γ从2005年以前的0上升到2016年的0.5，虽然仅仅是小数点后的变化，但跨境资金对人民币汇率由此释放出的冲击动能却是成倍增加。
其次，人民币资产池与美元资产池的收益对比关系开始逆转。据相关基金网站上的资料显示，2014年，QFII的收益率达到45%，而QDII的收益率仅为0.6%，两者相差44个百分点，差距巨大。2015年，虽然QFII的收益率下降到1.8%，与2014年相比有较大落差，但与当年QDII的-5.8%的收益率相比，仍然有超过7个百分点的优势。到了2016年情况发生了变化，QFII的收益率仅为0.34%，而QDII的收益率达到了6.46%,两者的关系不仅颠倒过来，而且有6个百分点以上的落差。需要说明的是，由于监管部门的规定，QFII与QDII在投资范围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其收益率所反映的主要是资产池中流动性较高的资产收益情况，不能代表境内外资产池收益情况的全部。
长期以来，人民币都是处在升值预期状态下，人民币汇率走势出现转折，市场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容易出现市场恐慌。回顾2016年，市场确实笼罩在恐慌情绪之下，促使市场弹性系数α提高，进一步加剧资金外流和人民币贬值压力。
事实上，人民币与美元的资产收益关系在2017年并没有发生改变，人民币资产收益仍然弱于美元资产收益，两种资产收益率分别是7.55%和8.75%，人民币资产收益率低于美元资产收益率1个多百分点。从理论上讲，2017年，人民币汇率仍然处于弱势状态。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出现升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从2016年末接近7的水平一路升值，到9月初，外汇交易中心公布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已经突破6.5。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加强了跨境资金的审核管理，严格执行现有的外汇管理规章制度。强化外汇出境管控，从客观效果上起到了减小响应系数β的作用，消减了跨境资本交易活动对人民币汇率的冲击。
概括起来，2016年人民币汇率波动有两方面的成因：一方面是人民币资产与美元资产收益关系发生了变化，人民币资产由过去的相对高收益转变为相对低收益；另一方面，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放松资金跨境管制导致外汇市场的结构性改变。两个方面交互作用，相互强化，导致人民币贬值压力陡然增加。当前，我国外汇体制改革以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仍在进行当中，2016年的经历为以后的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一个重要的启示是，推进外汇体制和汇率体制改革，需要审视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选择内外形势比较稳定的时期作为改革窗口，尽量避免由于改革引起市场震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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