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063期

王石谈创业故事:万科为何最终选择房地产行业

王石是中国房地产业的先行者。从诞生到现在,万科从一家小贸易公司豹变转型,成为房地产业龙头,和掌门人王石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可以说,王石一手创办万科,并引领万科茁壮发展,塑造了独特的企业文化,最终确立业界霸主地位。万科成功有历史大背景的因素,同时王石作为优秀企业家所起的作用,也功不可没。王石和万科创业初期经历了什么呢?本期改革者说,由万科前董事长王石分享他的创业往事。

王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王石 万科集团创始人

计划经济最明显的感觉是单位管理

原子智库:改革开放以前,您记忆中的社会氛围是什么样?

王石:当时气氛是这样:文化大革命刚结束的几年,大家都觉得应该从政治斗争转到经济发展。我记得当时总理还是华国锋,提出要建多少个大庆,要建多少化工厂,就觉得烟囱滚滚的状态。当时城市的系统是计划经济,一切都是凭供应,粮食也是配给制,穿戴凭布票,此外还有肉票、油票等等。住房基本是单位福利分房。我小时候在这环境,从幼儿园、小学、中学,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就这样过来。

计划经济最明显的感觉是单位管理。我印象中很清楚,夫妇结婚往往不在一个城市,要想调到一块,非常非常难。再一个就是城乡二元管理。我当过兵,是从城市去的,认识很多农村兵。我们复员的时候城市兵回城市,而农村的回农村,农村兵想进入城里是几乎不可能的。那时候农村户口、城镇户口有天壤之别,整个管理体制就是计划经济。当时就觉得,中国人多嘛,所以各种供应都这么难。这是当时的情况。

原子智库:当时有没有一些私人经济?

王石:当时是有一些的,基本不在城市而在农村。农村它还是集体所有,而不叫私人经济,比如大队的榨油厂、拖拉机站、磨面粉的,叫集小企业,是集体所有的。我记得很清楚,我是1977年大学毕业后就分配到广州,在一个铁路部门做铁路沿线工程,其中就包括深圳。去深圳是要开边防通行证的。虽然在国内境内,没有边防通行证你上不了去深圳的火车。那时我有一位同事,他是广州人,很讲究吃,每次我去深圳边境旁边的农贸自由市场,他都委托我给他买三斤牛腩。他在广州是凭票买,是有钱买也买不到,但在自由市场花钱买就可以。我每次给他买回来,他都到广州火车站接我。你就能感觉到他那种发自内心的高兴,就是他又可以额外炖个牛腩煲汤,这就是当时的情况。

深圳建立特区后,是非常大的诱惑

原子智库:您从什么时候开始觉得,商业开始发展起来?

王石:我到深圳认识了当地一个村长。当时做工程不能回广州,周末都到这个村长家里渡假。那是很典型的渔民小村,挺穷的,至少可以收看香港的电视。我和这个村长建立了很好的关系,他过年过节就到广州去家里看我。

那时候施工地方是边境小镇,非常非常穷,我也去过沙头角,非常穷的一条街。那边是香港这边是深圳,深圳这边的商店空空如也,对面也不是特别丰盛,但显然比这边丰富,但是你不能过去。这个村长到广州看我,让我感到非常惊讶。之前他们带的都是一些河虾啊,当地的橙子,都是典型的农村土特产。这一次呢,带了两箱水果,一箱是加州的加州橙,还有一箱蛇果,也就是美国苹果。哪见过那个东西啊。两年之后,是更让我感到惊讶的。他太太一块来,一个农村妇女烫了一个狮子头,我就说怎么回事儿?他讲深圳建特区了。那时候已经是八零年,深圳建特区了,他们可以和香港进行小额边贸。他们组织鱼虾到香港卖,还把香港很多不用的旧轮胎,施工木材运过来,倒卖到计划经济需要的地方。我就很好奇,于是我就去了一趟深圳。到深圳一看,那里整个成了个大工地,呼噜呼噜的到处都是推土机、运土车,烟尘滚滚,整个深圳和两年前的印象完全不同。我就决定我要到深圳创业。因为我看到他们身上的变化。

原子智库:是受了刺激吗?

王石:确实受了刺激。本身我还是追求知识,喜欢阅读书籍,对西方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这些历史非常清楚,在讲比如像法国小说巴尔扎克、司汤达、梅里美这些人的小说,对社会的变迁还是很了解。当时国内有一个《参考消息》,《参考消息》引用外文了解外面情况。那时候我还没看过和去过,但是明显能感觉出来,我们内地人民和香港人的差别,一个是他们穿戴讲究,再一个是他们带来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卡式的录音机等等,很明显感到物质上的差别。人都有对丰盛生活的追求,更不要说当时港澳台的歌曲,邓丽君的歌曲这些。广州街道卖的都是走私过来的录音带、卡式放音机,当时已经在广州比较活跃,所以不是不可接受,而是向往。你感觉到很大的差距,所以建立特区后,是非常大的诱惑。

原子智库:深圳当时已经有很强的吸引力了吗?

王石:没有,我没有说很强,并且只是对我来讲。那时候很多人是不愿意去深圳。

原子智库:据你观察,当时深圳吸引的是什么人?

王石:深圳当时归属惠阳地区,从管理者讲是惠阳派干部;再一个深圳是广东经济特区,是省里派干部,省里派干部有几种构成,一种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很多下放三线的广东干部,比如派到韶关或其他的城市,他们要回来,却回不来,需要转各种关系到广州来。广州那边说,建立特区你去不去,他要比较,越北韶关还是到深圳。相当一批干部是这样。当然更高的领导层是直接派,组织管委会给你派到这。至于下面的创业公司,深圳的县城是宝安,城里各种公司第一把手都是当地人。我所在的贸易公司老总,本身他是宝安人,他工作在韶关,借这机会回老家,那时候并不是很踊跃。至少在广东来讲,很多广东人是不愿来。

原子智库:这些基本都是干部,深圳的一线建设者呢?

王石:深圳本身是边陲小镇,大型的工程基建,中央调基建工程兵来,有两个师整个都调到深圳。再一个很多施工合同,内地有专门做工程的国营体系,比如中建系统下面十几个局,中铁系统、中冶系统,大建筑公司非常非常活跃,一批就运到深圳。这里有的是工程,建一个新的特区,就会有很多政府工程。再一个深圳政府有意到西安、长沙、武汉,甚至到北京,上海,到内地各个大城市招聘。如果是大学毕业生,深圳非常非常欢迎你。当时东北响应比较积极,招聘来了一批干部。我和深圳政府打交道,处一级的干部和秘书很多都是东北的。

原子智库:你对深圳有兴趣以后,是希望做商业相关,还是纯粹觉得这个城市有机会?

王石:深圳给你的机会,只有这方面的机会,不可能做其他。我也不可能在这里做干部。做干部就是雇员,身不由己,至于你所在系统派不派你去,又是另外一回事。刚才讲的八零年的事情,我真正下定决心到深圳,已经到了八三年。我是八三年辞职,离开公务员系统只身到深圳。

什么赚钱做什么,多元化是必然

原子智库:谈谈万科早期的创业经历?

王石:万科是1983年成立,进入房地产前,我们做贸易出身,搞进出口贸易,后来又搞来料加工,自己搞工厂。比如说,我们和苏州手表厂合资制作手表,和香港一家苹果牌服装公司合资生产西装,和江门饮料厂合资建橙汁厂,又和一家美国公司合资生产精美礼品,和一家英国公司合资生产遥控系统。我们成立了广告公司、展览公司,业务很杂。今天这个赚钱就做这个,明天赚钱做那个,也就身不由己。刚开始只要有人民币,可以调剂外汇,这是八四年的事情。到八五年就不允许调,外汇再调就是倒外汇。没有美金了怎么进口呢?只有想办法在国内拿些出口东西,比如到大连组织海蜇皮出口,到山西组织生铁出口。我也不是搞贸易出身,也不是商业厅出来的,有什么赚钱做什么,多元化是必然的。

万科是1988年进入房地产,一直到1993年,我们已经成为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发B股,所谓B股就是在香港筹资,一家专门做上市的基金我和他谈,我说你要投中国,你投万科就行,我万科啥业务都有对不对。我很得意地这样说。这位基金经理的回答让我感到意外,他说你这个公司,我觉得没有投资价值。他这样一说就让我一愣,没有投资价值?他说我们就投两种公司,一种是行业前三名,你有手表,我们在深圳就投飞亚达,飞亚达是当时国内最大的手表品牌。他说投房地产,我们就投深山房,深山房是全国最大的房地产公司。你万科的行业哪个行业是前三名?第二,我们也不一定非得前三名才投,只要你增长非常非常快,将来可能取代前三名。这个第二点,万科的手表可以取代飞亚达吗?你的房地产可以取代深山房吗?国内发A股没有讲这个,在香港发B股给我上了一堂课。我觉得他讲的有道理。从1993年开始,我就决定考虑最后决定房地产。

原子智库:当时选择做房地产,你自己怎么考虑?

王石:为什么做房地产,我的逻辑很简单。第一看这个行业有没有发展前途。当时有发展前途的,不仅仅是房地产,但是有发展前途,我又想做的,我没这个权利。我特别想搞生产设备,因为万科是搞生产设备贸易起家的。这个过程中,上海一家工厂、北京两家工厂有贸易指标,他们组织组装,我们负责销售,我特别想做这个。但你连个进口指标都没有,没有工厂生产许可证,和日本工厂合资没有这个条件。我也想搞银行,可当时能给你搞金融吗?当时电冰箱、电视机在全国非常普遍,洗衣机已经很普及,1978年我们看到一台14寸彩色电视机,已经是不得了的事情,就是这么十年功夫,整个全国就普及了。我相信商品房也是一样,现在还都是计划经济,将来搞市场经济,市场一定非常非常大。第二,这个行业的门槛要很低。你只要拿一块地,就能进入行业,不像其他特许经营权要电子部批,还有什么管理办公室批一道一道的,这些都没有。

就两个原因:第一它很有发展前途。家电有发展前途,可是已经没有你王石的份,没你万科的份;第二,还没形成行业门槛。房地产就是这么选择的,就属于我们无能之辈。没有特技之长,又没有特许经营,只能这样子。

原子智库:当时转型有不习惯吗?

王石:习惯了多元化,在减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在增。还没减下去又开始增加新业务,路径依赖是有惯性的。第二点最难处理的是人,你要把业务卖掉的时候,员工还在努力,他还要自谋生活,你不是说卖掉就卖掉的。再一个你是上市公司,往往你一卖就很容易做坏账处理,可能会导致亏损。但是不管怎么说,我把握了几个原则,第一,最好卖的赶快卖,第二,难卖的就把好处送给管理团队,让团队自谋生路。实在不好卖的,我免费送给团队。很多人不理解,他说哪有把公司送出去的。还有一个原则:我把公司卖掉的时候,不愿意跟着买的公司去,这些人全留下来。

就这样,当时卖的还是蛮快。教训是什么呢?教训就是卖万佳,我们最后就剩下房地产和万佳了。万佳的零售做的非常好,正因为非常好,我就想他上了市,那我不是卖个好价吗,上市了我把控制权卖掉,市盈率我可以卖20倍。结果怎么都没想到,万佳没上市,华润也就是我的大股东,直接就开上市公司的市盈率价格。我很得意。后来发现,华润发现这笔交易不划算,他的怨气出在哪,还不是出我身上?那笔生意我很好像成功,但有时候做生意成功,要设身处地想对方。当时他是我的大股东,不是大股东也有这个问题,将来就是要更多考虑对方,从长远来看才是对大家都好。

万科为什么能够吸引人才

原子智库:外界对万科的团队评价非常高,你在离开时也非常自豪,说留下一个非常好的团队。万科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王石:刚开始我到深圳创业,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倒爷。一个倒买倒卖的商人,做了很多业务,将来做什么业务并不是很清楚。所以人员构成也比较杂,也不可能聚集行业的最精英人才。但是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我为什么去创业,我看重的就是大丈夫志在四方有一番作为,深圳给了我机会去闯荡。在之前我曾经当过兵,当过工人,上大学,之后当工程技术人员,也当过机关干部,做过很多事情。这些在计划经济的环境下,不是我的选择,不是按照我的意愿去发展,所以到了深圳创业后,我非常清楚,就是绝对不让年轻人再走自己的路,就是委曲求全,十年媳妇熬成婆。一定想着如何来充分发挥人的作用,如何来尊重他们。从某种角度来讲,我个人认为改革开放就是一次人性的大解放。

在万科我牢牢把握住两点:一点就按照现代企业的原则,比如说制度化、透明、不任人唯亲、五湖四海。第二个,我觉得中国实际最复杂的还是人际关系盘根错节,所以在万科创建的过程中,我把握一个原则:就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简单问题简单化,绝不允许简单问题复杂化。就把握这两点。我在自己身上也做到了极致,从创业到现在万科没有我的亲戚,血缘上没有我的亲戚,无论多疏远血缘上没有。第二没有我的大学同学,没有我的部队战友,没有我的儿时玩伴。你想年轻人到万科来,你给他创造这样一个公平的、发展的竞争这样一个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一步一步摸索,怎样建立现代化的企业制度。

原子智库:今年1月的时候,您做了一个演讲,提到自己人生经历的“至暗时刻”。作为企业管理者,应对危机时最需要的能力是什么?

王石:我当然希望所有的事都一帆风顺、一劳永逸。但是真要遇到事情,你必须得去面对处理。我印象最深刻的的还是到深圳第一年,那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你都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更不要说明年了。但是明天太阳照样出来,你总还得面对,你不能回避。那一年的那经历是非常宝贵的。因为之后再遇到怎么难的事,也不会怕。企业如何面对发展中的各种不确定性和困难呢?我觉得管理者应该是把你遇到的挑战,你遇到的问题把它当成常态,像我喜欢登山是一样的,登山实际上它过程当中你面临的就是不确定性,你面临根本无法把握的,你在对应之前,你的任何的准备,任何的储备,都很重要。你准备的时间越长,储备的时间越长,你对应的能力就越强。而不是说反正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你有时候你挡不住他。

另外在一个企业发展过程当中,我们要把握一条规律,就叫做的斐波那契数列,它是一个黄金分割率的这样一个数学公式,这个黄金分割率我们倒过来按增长来讲,比如说我们看到海螺它圈上这样一个螺旋的嘛,它越转越大,它实际上是一个数学上非常清楚的,它是符合斐波纳契序列。斐波纳契序列什么意思呢?就是它的增长最大额不超过35%,也就是说它的合理的增长,也就是最合理的增长可持续的就是30%。

原子智库:万科现在的规模非常大,不过资本市场对万科还有更高的期待。

王石:我讲我的体会,当万科它不是刚开始,刚开始数字非常小,数字非常小,可能两倍、三倍的翻它的意义不是很大,当企业到一定的规模的时候,增长性的规模来讲应该突然的增长会带来人力各方面资源,市场的变化带来非常非常多的问题,所以对万科的管理来讲,你只要这一年非常正常增长的时候就要往下压,这是万科现在管理模式。

所以我们觉得,万科的增长已经十年,我们衡量了一下,是符合斐波那契数列那套规律,如果说不符合,突然增长一下,市场一定会惩罚你,这个是就是万科的这样的一个体会。万科20周年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不到一百亿,我们给确定30年我们发展多少,我们确定一千亿,实际你知道一千亿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复合增长率25%。你不到一百亿,在这个基础上,每年增长25%,再25%,下来就是一千亿。当然我们增长率超过了25%。2014年的时候,我们两千亿,它是符合这个增长曲线的,到现在已经六千亿,而且还是稳定增长的状态,这是我做企业的体会。

32岁以后,我就走上了企业家之路

原子智库:从你个人感受和观察看,这几十年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有什么变化?

王石:当然有很大的改善,这是毫无疑问的。刚来深圳的时候很多人都担心我,你怎么当商人去了?我是想有一番作为,而且我也没有想到我要一辈子当商人。就是想两年后出国去。上市之后,我就出不去,一直在这样做下来。32岁以后,我就走上一条企业家之路。

从文化传统讲,中国是有优良商业传统的国家。虽然是小农社会,但是国家非常大,物资调配都是通过商人完成。政府在这么大的商业和物流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比如特许经营、盐铁专卖,一些人民生活的基本物质,都要有特许经营,才能进入这个行业。官商勾结是中国的传统,传统观念对商人的成见,也是一直没有改变的。

我是1982年到深圳创业,现在改革开放40年,现在80后、90后的创业,他们的观念和生活方式更符合现代社会。我很欣喜地看到,他们虽然创业时间比我短得多,他们的影响力、他们的社会责任、各方面的担当,已经是现代生意的标准。

原子智库: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在您看来中国改革开放40年走到今天,他背后最主要的是什么,或者说最主要的一个驱动力是什么?

王石:文革结束之后,强调以经济发展为重点。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才能得到提高,人们在会感到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最根本的一个逻辑理由吧。第二个我认为是全球化,全球化涉及到竞争,有意识形态的竞争,有文化的竞争,也有经济的竞争。经济是基础,你的经济维持不下去,各方面效率是非常低的。全球化带来国家和国家、民族和民族之间的竞争,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从人均200美元的GDP情况下发展到现在,最笨的动力还是竞争的动力。这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动力,所以国家的开放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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