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2236期

江小涓:《电商法》为何商家连带责任改成相关责任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做对了什么?还有什么没做?与过去相比,当今时代对改革又提出了怎样新的要求?在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看来,最最不一样的就是网络和数字技术带来了社会的高度联通,它使得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方式、边界、诉求和功能都迅速发生着变化。本文中,江小涓教授从公共服务、市场监管、自然垄断等方面详细地阐述了由此类变化带来的风险与机遇。她提醒,无论是政界、商界、学界都要充分认识到这个变化,在讲改革、讲政府、讲市场时一定要立足现在面向未来。

江小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娟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2018年度峰会暨全球私募股权高峰论坛于今日举行。本次会议主办方清华大学全球私募股权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江小涓教授发表题目为“高度联通时代的政府与市场”的演讲。

江小涓: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参与这场活动,我对私募股权一无所知,我非常犹豫这场活动我该不该来、应不应该来,有几方面原因还是希望参与一下。

我们私募股权研究院出资人张扬先生是我多年前的同事他让我来,这是一个。第二,在座可能有很多有钱的人,公管学院的发展需要支持的。我们学院的同事跟我讲,他们都是企业家对咱们不感兴趣,我说钱多和情怀是不冲突的,我们研究公共利益、研究公共事务、制定公共政策,我们做得好国家发展好大家日子都好过,你们也有钱挣。

专家就是专家,白院长不知道我讲什么,他只看到题目可能猜到主题,可能未来要让市场更多发挥作用,这就是一个专家最基本的判断。当然我来这最主要的原因我很想听听这个领域一般在干什么,一般我讲完就会走,但今天后半我会再听一段时间,是我一个学习的机会。言归正传进入今天的演讲。

我选的题目是“高度联通时代的政府与市场”。背景是这样,这个题目已经思考和研究了一年,去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学界不断在讨论,40年了我们做对了什么?还有什么没做?这是对的。

要往回看看,我们说过的,大家认同的还有什么没做。还要站在今日还要往后看,现在和40年前非常的不同,我们既要继往还要开来,我们往后看现在和40年前有什么不一样?对改革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

最最不一样的就是网络和数字技术带来了社会的高度联通,它使得政府和市场各自作用的方式,边界、诉求、功能都在迅速发生着变化。过去40年我们刚刚讲了变化非常迅速,最大的变化就是社会高度的联通,它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无论政界、商界、学界都要充分认识到这个变化。

我先举两个例子,这个变化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方方面面。这是去年8月份非常火的网上公众号,它的背景是现在大大小小250多个城市提出要搞智慧城市。智慧城市这件事情出来以后,最大的网络数据企业纷纷入局这是一个标题“巨头入局智慧城市争夺战开始了”,城市管理自古以来是政府最基本的职能。

但在现在第一个讲巨头入局企业进来了,第二个它叫争夺战,大家已经下意识知道了,企业入局做这件事情不是公益、不是责任,它把它作为商机来把握的。

这个信息出来的第一天,列了三组评论,第一天基本上是第一组评论。大家说很好,企业入局了,PPP开始了,公私合营了,企业开始有公共服务的责任了。

第二天的评论大概是中间这组,基本上是商业角度的评论,说我们大数据开发的前景很广阔,我们现在会有巨大平台,企业将来发展会更好。稍稍再缓了一天质疑的声音就出来了,说企业这样进入到政府的公共领域获得了巨大的数据,然后公众的行踪处处可觅的。这个我现场看过,确实点点滴滴,行踪如果想找到一个人干什么毫无问题,非常可觅。

另外私人数据叫“非许可使用”,我们允许政府按物联网、互联网各种监控我们因为是公共利益,现在由企业做我们不知道这些数据用途是什么,会出来疑问。这是政府和市场边界移动后带来很多要研讨的问题,这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是正好相反的,我们一直讲政府不要干预企业内部,特别不要管企业,特别数据和计算机信息类的企业是最容易引起争议的。

比较早的时候我们经常讲,我们的芯片、驱动、内存,很多电脑设备联网以后都是外国公司提供的,我们能放心吗?所以那些公司微软、苹果的都再三讲我们不会开后门的,不会把数据提供给任何需求的政府的。现在华为往外走,5G以后,最近好几个政府都以信息安全的问题拒绝甚至减缓华为的进入。

但是我们也有新的趋势,这是去年6月份阿里在美国对它的区块链进行注册,明确讲我为第三方管理员留了后门,我为政府公开管理留了后门。它不是政治姿态一定认识到现代社会企业内部运营需要公共管理深度介入的,这两个例子都非常具有典型意义。

今天讲两组问题,第一,两组边界在移动,公共服务、平台企业、自然垄断、政府干预,边界都在变化;第二,由于数字和网络技术出来以后,原本就不存在的问题现在边界非常模糊,我们挑了三点,一点一点跟大家介绍。

原有边界的移动,第一点就是公共服务

现在企业以前也提供大量的公共服务,但那时候它是公益或者慈善,现在进入了以后,它是完全作为一个可持续的商业模式来运作的。为什么原来的公共服务是需要政府来提供呢?因为服务业它是一个很低效率的产业,这是传统服务业的特点。

它的特点的来源是许多服务需要面对面同时同地,比如教育,上课多少年老师、学生同一处,医疗、保安、安保等等,高度人对人的服务没法利用大量的生产设备,所以制造业几十倍、上百倍提高时服务的效率是提不高的。

不同产业劳动产业报酬需要跨部门均等的收益,这样的话服务效率不提高工资飞速上升,会使很多服务变得很昂贵。如果政府不提供公共服务的话,有些基本的公共服务会有公民得不到,所以政府要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这是它的逻辑。

讲讲教育服务,在过去制造业速度提高很快的同时,各级各类教育师生比不但没有下降且往上走,一个老师教多少学生。从上世纪80年代之前100年,西方小学师生比平均一个教室45个学生没有变化,近些年小班制,平均一个班级36个学生,老师教学生,用劳动生产率是往下走,是没有上去的。

再举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比较有说服力,两个最实的例子,上个世纪80年代时,具体讲是1984年,这台很老的17寸球面只收4个台当时买1000元。这时雇一个保姆一年500元,简化为当时制造和服务的比重是2:1,是制造业为主的时代。

到去年,去年是双十一促销35寸彩色电视挂到网上是999元,那时雇保姆在北京一年五万元。同样得到服务和制造的比重变成298,好像我们变成服务业为主的经济,其实得到的东西没有大的变化,看的彩电一定比原来更好,保姆呢?她的知识更好了,她会用手机给孩子看东西,但她的服务,也许原来让人家干得太多了,服务意识可能没有太大提高。

总的来讲我们享受的东西,没觉得你享受到的服务更多、更好了,数字显示我们已经是服务经济了,举一个数据最能说明服务业人对人如何昂贵。

现在我们到高速联通的时代以后,情况完全发生了变化。现在是规模经济,到了网络空间服务提供的话,规模经济非常显著。我们讲现在经常要给老百姓提供一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让他有基本的文化的享受。原来一个乐曲,网络上去播放,它的受众是一个还是一亿个,提供的成本非常相同,边际成本非常低。

另外规模经济非常显著,一个网络平台形成之后,它可以同时提供无穷多的服务只要有需求。这样很多公共服务的性质就发生改变了,我们讲老师如果慕课非常有效率提升,教育劳动生产率是多倍、成倍提升。网络空间可以提供的服务,和在此之前的同类服务效率是完全不同的。

举一个最直接的例子,我本人是京剧迷,我经常网上看有没有便宜的京剧票,最近发现有一个票,叫政府低价。划道的地方,是政府作为公共服务补贴的项目,已经补贴了,但是它票价从100到800,还是贵了点,除非演员太想看,追我们心里想看的演员,还是觉得贵了点。

那边是音乐网络的服务,红色的部分,我们音乐产业中间网络产业已经占了大头。现在一场最有名的音乐会,国内同时2800万听众在听,国内国际免费播达到6亿听众,基本免费。很费钱很少的政府文化公共服务,完全可以通过市场更有效、更多元、更方便地提供。

这是范围经济的例子,现在几大视频网站上可以播放的体育节目,数字都是一万、两万、三万、四万、五万,这在以前不可想象,在任何城市选看的比赛同时一场、两场,互联网大平台出来以后可以选看的体育节目非常多。播一万多个节目,到底有多少节目是真正有人点的?

在那天的时候,最后一个被点到的,能达到1000观众的是印度职业足球超级联赛。我还开玩笑,那天我说居然有1000人在中国要看印度的足球比赛,我觉得很奇怪。结果当天晚上印度国家队和我们国家队踢成0:0。

学生给我发微信说老师不能再嘲笑印度的足球了,我的意思会有很多选项,只要有人,它是一个长尾,后面在最热门视频之外可以提供无穷多的想象,它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以前完全不能相比。

甚至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妈们跳的广场舞现在都是商机,以前广场舞非常头疼,行政主管部门给大妈们编广场舞,动作柔和点、可以跳得很好,它就是商机,广场舞加关注的人六千到八千万人在这个群体上用着。

我们有6家广场舞的网站都得到很好几轮的融资,他们的网站非常热闹,编了很多舞蹈,想学单人、双人、带伴奏、不带伴奏、少数民族的各种各样,如果你有创意可以编好上传上去,经审批你的舞变成别人看的舞,特别热闹。现在公共服务最主要对大众,有人数在网络时代是商机,政府花那么多钱很少的受众效果并不是很好。

这是公共体育服务,现在一千多家大型公共体育场馆用不起来,政府给一点补贴,低价对市民开放。大型体育场馆运动场地20%,剩下看台、包厢、配楼、接待场地、走廊都不是运动场地,开放好几年效果并不好。

现在有网络公司把场地整个租下来,联络了很多体育团体、体育的爱好者,无间歇地把他们运动时间排起来,场地按需分割,无需政府补贴,价格比政府补贴做得还好,通过网络把整个公共服务结合起来了。公共博物馆的服务也非常好。

总的来讲,现在公共服务由于有了互联网、有了人数以后,它变得可以非常廉价、低价的通过商业化的模式在提供,有的地方确实可以少操心、少花钱,边界在移动,这是第一个问题。

市场的监管,这是政府传统的行为

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监管在平台企业进入以后,带来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原来我们的市场是单个企业构成的市场,平台进来以后它有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数十万、数百万的商家和数千万甚至上亿的消费者在上边,它的产业链条延伸得是很广的,生态圈是非常宽泛的。

这里边每天碰到极多的问题,靠政府原来监管能力几乎没有能力很好地监管。政府顾不着,政府做不了企业又等不起怎么办呢?现在很多平台企业给自己平台内部局部的市场制定了规则和规矩,它承担了有形之手的责任。

例子很多,我们举一个例子,如知识产权保护。现在在互联网上极大量假货跨境流窜,监管起来数量之大是非常困难的,现在等着知识产权的监管部门那个数量完全是不匹配的,所以各个平台都在发掘自己知识产权监管的体系。

这是我随意点的,去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阿里模式非常赞赏,网上一旦有人说他模仿我、剽窃我,就摆到网上大家看,消费者看东西像不像,消费者说东西根本不一样这事就过去。

消费者说很像,会由专业评委一步一步走向更规范的监管。可能比较粗糙没有时间一二三四去做,但可以解决99%的问题,且非常迅速地解决掉。

阿里知识产权的快车道比较有效地解决了网络时代知识产权保护是很有效的探索,这只是我举了一个,大公司都有,腾讯在做少年儿童保护平台关于游戏的问题,几个大的网络都在尝试使自己的局部市场更有秩序和更符合多方的利益,这是监管的问题。

垄断的问题

我们知道,垄断是政府监管的一个最普遍而重要的责任,但是在网络时代监管的标准会出一些困难。我们讲垄断应该是两个标准的,它要有市场的控制力,就是它占的比重要很大,而且它应该由控制力而获得了不当的利益。

我们既有规模标准还有行为标准,现在毫无疑问平台大企业它有市场控制力,什么标准衡量它都有。但它是不是由于它的控制力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呢?我们觉得这个标准不能说它没有,但是按照原来的标准肯定是不适合的,它很多提供了大量的免费,或者比你不用平台时候价格更低的一些服务。

这样的话对垄断的定义在原来单边市场上现在双边、四边、N边市场上标准出现了问题,不是说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举一个例子,我们说它免费它就是没问题吗?

不见得,前两天我到公管以后,我想看一个很学术的问题,国外四五家最大的公管学院上什么课?用什么教材?搜不进去,一搜学院的名字就导到留学机构上去,说需要服务吗?我们可以做很好的简历等等。弄一晚上进不去。我要查最简单的问题不行,一会儿留学机构,一会儿广告,国外留学机构告诉我没问题,查这种东西太简单了。是不是免费是无责不需要受到监管?这肯定是问题。

政府干预,传统上我们讲政府最好让企业自己做,只要它守规矩,不要管理企业内部事务上,现在互联网时代是不适用的,因为网络空间实在范围太广,且上面是匿名系统,它又和传统比如媒体信息筛选不一样,匿名系统点对点,它没有筛选功能,这样不实的网络信息会对他人生产生活造成极其严重的干扰,谁碰上无处诉说,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网络现在不是一个企业的市场空间,它是一个公共设施,它是一个公共的空间。大家还是认可,需要政府在里边进行很好的监管,创造了新的社会、创造了新的空间,而且从中获利,是有责任允许大家共同来监管新的世界的。

在美国,他可以问脸谱,你把你的数据用什么方式卖给谁用。回到我们的世界里,你用这样的方式问一个企业一定被骂,欧洲对网络的监管非常严,包括对网络公司未成年人游戏事件要想办法把它管住,介入企业内部里去。

包括前面讲开始阿里为自己政府监管开了后门的区块链,企业表示认识到这件事情。这是我们大的企业家,他们非常认可互联网边界模糊,企业应该是有这个公共责任允许政府共同来监管,这一条基本上认可度是比较高的。

这是我们刚才举了几个例子,边界移动的领域,基本上把原来讲的政府和市场的边界,公共服务、市场监管、垄断还有企业的自主性都踩踏了,都涉及到了。还有些新的问题,企业边界模糊一些新的领域更需要研究、更需要思考,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举三个例子,一个PPP中数据资源的授权,这个问题非常热,好像大家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值得欢呼,但在数据行业中间,我们觉得还是要适当小心一点,不是说不能做。

现在政府积累了最巨量的公共资源,它是最典型的大数据,中间能分析出来的东西很多。现在全球有75个国家加入开放合作伙伴组织,就是政府的资源向商业开放。在一些发达国家开放中间都碰到了,什么数据可以用什么方式被PPP的方式使用?

争论很大,案例也很大,法律上涉及的问题也非常多。在我们中间刚才举了智慧城市的例子,这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也只能一件事一件事,一个领域一个领域慢慢理清。但是我们不太赞同讲政府的数据可以没有限制地直接和企业分享,后面它会带来一些问题。

特别现在我们有一些评估的问题,会把我们觉得业内比较靠谱的企业评其他一堆企业,这个问题它的公正性是有问题的,立场是有问题的。比如我本人工作中间我们碰到的例子,比如医保的异地报销,它是需要全国的联网系统的,原来政府的系统是不够的。

所有的大保险公司都来说我的系统非常好,你用我的系统,但有一条数据就不要再给别人用了。我想来想去给谁用?医疗数据最宝贵的数据既涉及个人隐私也涉及医药产业的发展,没有一个人最后承诺说可以用我的网络数据承诺比较公平的使用,最后没办法自己建了一个网,说那么多网不用,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在数据、个人隐私、生命安全健康问题上监管得狠点也比没有监管好。

这也是案例,现在政府和企业合作,什么数据可以随便使用?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案例,他们家的孩子到国外上学去,孩子到了晚上他收到一个微信。

说你可以看看优步,点开看看他的行程,发现他晚上10点多时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他觉得很奇怪。他原来知道没有这个安排,然后就问到哪儿,他说看校友。他们两个很奇怪,美国打优步没有提供任何信息,为什么信息传回家人?

问师姐们为什么,可能国内签证时填紧急联系人,出去打车信息打到美国的优步上。我允许我的信息填给美国政府,相信它是公共责任管理者在做,我不知情把我的信息给家人使用,这会带来很严重的家庭问题。允许不允许数据未经允许这样的使用?我举一个例子。

数据产业发展和个人隐私的保护,这中间两者的关系是不一样的。作为每个个人,他希望数据不要被滥用,不是不能被使用,但数据产业发展抓取大数据的含义就是广泛抓取和分析,这两者往任何一方偏一下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

所以现在是强调隐私保护还是强调数据利用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现在欧洲数据安全条例出现以后,表明欧洲的监管当局对个人隐私要看重一些,所以那里的监管是非常严格的。但现在的讨论就是,把隐私权是不是要延伸到知情权?很多人讲这句话并不太明白要求知情权是什么含义。每次上一个新的APP它都要求你同意、同意、同意,你点。

但数据使用是不断创新的,可能今天我们同意它的用途,明天它一定会发展出新的用途。五年以前个人地理位置允许被使用,点赞同之后,一定想不到今天你的地理位置和各种信息的分发是多么密切的关系。如果知情权回到原来线下数据知情权的话,这个企业是处处违规没有办法做。但是不是个人数据拥有者不需要知道你怎么用我的数据,好像也不对,这个问题还是带来很多的困惑和讨论。

上个月人大通过《电子商务法》,27条在四审反复在改,因为它是公开的。最早是平台企业中间的,你的企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要承担补充责任,这是比较轻的责任。

前提是你对商户审查比较轻的,营业执照是没有过期的,资质审查是合规的,然后他卖消费者这时要负什么责任?是这个意思,最早讲补充责任,在这个过程中间,滴滴女孩子出问题以后,平台反映比较慢,所以公众非常愤怒。在讨论的中间,就把补充责任改成了连带责任。

连带责任是非常重的责任,比如开网上商城,网上一个商户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假如影响他的生命安全的话,和网下开一个百货店,里面某一个摊主伤害了来买东西人的生命等同看待,这两种案例是同样的。所以它叫连带责任。

后来事情稍微缓了缓后,特别是专家平台的人认为连带责任太重了,就是我和你同罪。怎么修改的?叫相关责任,相关责任叫什么责任谁也不知道,需要法律进一步解释。有很多新的问题出现,是需要一个一个研究的,不是讲大道理能解决得了的。

收入分配的差距,网络时代以前是分层次的,大家各自有各自的收入,市场也是分割的。互联网以后会成长起来非常巨型的企业,这些企业可能赢者通吃的现象非常严重,特别是明星效应。

我是小小的体育迷,1961年我们才有的卫星电视,职业体育比赛才可以全球转播。贝利最遗憾的他在1961年开始停止踢球了,那么大明星最高年薪15万美元,不是他踢得不好,是看到他踢球的人太少,C罗年薪2000万欧以上还在往上涨,昨天晚上中国队踢了一场好球。

今天上午三个给球星估价的网站已经开始涨价,吴磊一个球值20万欧。在这样的时代每个人都愿意看最好的比赛,你会在家里看最好的比赛,很少到现场看赛事了。

虽然有非常明显收入差距的问题出现,这个问题跟我们此前研究这个问题的思路不太一样,这跟我们以前讲的资本剥削、劳动、或官商勾结的寻租等不是一个问题解决,对它的问题的解决是什么样的状况下把控是一个问题,大家认为社会公平是大家公共的理念,政府应该更好地尽到社会责任,我们要很好地研究这些问题。

总结一下,现在这个时代我们讲改革、讲政府、讲市场一定要立足现在面向未来。想一想社会将来的发展变化和我们过去40年是多么不一样,立足点起点一定要立足现在来看。

第二,中国人口基数非常大,实验场地很大,政府行动能力也很强,而且网络渗透度最广泛在全球,我们有很多实践可以总结提升。不光促进我们治理体系比较快的现代化,应该也能为全球治理体系能够做一定的贡献。

下面是我们再一次跟大家讲一讲,我们公管学院研究公共利益,新的利益的权衡方式、优先性,总而言之我们是研究公共利益,研究公共政策处理公共事务的,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公管学院的研究,多多支持公管学院的发展。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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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小涓
江小涓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投资研究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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