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302期

林毅夫团队回应质疑全文:产业缺位是东北体制固化的根本原因

8月21日,林毅夫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团队发布《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研究报告》(征求意见稿)。报告发布后,引发诸多讨论和争议。8月31日,北大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吉林课题研究执行负责人付才辉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回应核心质疑。付才辉认为,报告确实不是从体制论出发,而是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东北经济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他从多个方面分析他对吉林GDP增长率回“8”冲“10”有信心的几大原因。全文大约一万一千字。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付才辉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付才辉

制度与产业发展重度相关

《21世纪》:目前外界对报告的质疑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关于发展轻工业的产业政策质疑,二是认为报告只谈了产业政策,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制度的问题,包括政府环境、经商环境等。您已经回应了第一个问题,第二问题怎么看。

付才辉:我也浏览了一下目前各方对《吉林报告》争议的焦点,我觉得主要是集中在“发展的结构论”与“改革的体制论”上。第一个问题我已经回复得很多了,如果是从发展的结构论出发的,争论的焦点是东北要不要再补轻工业短板,反对者大都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赶超思维,认为轻工业太低端。如果是从改革的体制论出发,争论的焦点是我们没有以体制改革作为分析的出发点。与他们的理论观点或个人看法不同,因此遭到反对。

我们报告确实不是从体制论出发,而是从由禀赋结构决定的产业结构出发。我认为体制不是第一位的,因为体制是内生的而且是需要在发展中解决的,不是解决了体制问题产业发展就会自发产生,也不是只发展不需要解决体制问题。诚如大家所言,东北确实存在很多值得诟病的体制机制问题,但这些问题全国也都存在,并非东北独有!不论是计划经济时代东北的体制还是现阶段东北的体制其实都是内生于其经济基础的,要破局还得从产业基础出发,要一方面要与时俱进地深化改革,一方面在全局的改革还在深化过程中,可以针对特定产业及特定地区如工业园,实行一站式服务来改善营商环境,使具有潜在优势的产业迅速发展成吉林的竞争优势。我在报告中开门见山地特地引用吉林大学赵儒默教授的观点和我们一致:东北经济困境在经济基础上缘于“产业缺位”,在上层建筑方面是 “体制固化”的束缚所致,“产业缺位”不仅直接造成东北经济的脆弱,而且也是“体制固化”形成的根本原因。

制度究竟是不是第一位的,不同的理论有不同的看法。我们在报告开篇第一节在介绍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渊源时开门见山地交待了这一理论问题。正如林毅夫教授所言,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要有三个来源:中国的实践经验,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首先,新的理论来自于新的现象,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成绩是人类经济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用现有的理论难以解释,是理论创新的金矿。其次,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的基本原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因此上层建筑的各种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应该不完全一样。但是,这一点认识在西方主流理论里是基本没有的,其理论经常把西方的制度和条件作为暗含的前提。

本来上世纪60年代道格拉斯·诺斯刚提出新制度经济学时,还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的这点思想认识认为制度是内生的,也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同时认为制度是对经济绩效是有影响的,也就是上层建筑会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但是,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诺斯本人及其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家则只强调制度对经济运行的影响,制度是内生的这一重要理论视角则被忽略了,并且把西方现行的制度作为各国都应该采用的制度。例如,阿西莫格鲁在《为什么国家会失败》一书中,认为其它发展中国家经济不能发展好就是因为没有西方发达国家的制度安排。现代经济学中的宏观、金融、财政等等领域的理论也直接把发达国家的相关经济制度作为暗含的前提,在运用于发展中国家时,通常认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只有量的差异没有质的不同。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

中国经济学家在研究中国经济现象和问题时应该以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作为指导才能更好地把握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转型中国家许多经济现象和问题的本质,提出来的理论才能够比较好地实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目标。而且,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条件和我国较为相似,和总结于发达国家现象的理论相比,总结于我国社会经济现象的理论也会对世界上其他发展中国家有较大的参考借鉴价值。对此,林毅夫做了一些尝试,在非洲的一些国家进行试点,证明用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理论作为指导,可以在推动工业化,创造出口,增加就业上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第三,中国经济学家提出来的理论要有国际的影响,除了语言的问题外,研究方法和表述的方式需要采用现代国际经济学界通用的范式才可,其他国家的学者才能看得懂,也才能够接受,如果是用纯粹的马克思主义的语言和范式,其他国家的经济学者没有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训练,不能沟通交流也就难有国际的影响。

因此,《吉林报告》所运用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正是基于上述三个来源,当然就不会认为制度是第一位的了。作为制度环境一部分的营商环境是内生于发展战略的。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前提是有效的市场,有为政府的作用则在于克服软硬基础设施完善的协调和先行者外部性的补偿,这样营商环境必然会好。反之,如果是赶超,企业没有自生能力,其生存靠政府扭曲要素价格或给予市场垄断来保护补贴,营商环境就会差。在存在过去的赶超战略遗留下来的许多缺乏自生能力需要保护补贴才能生存的企业时,为了维持社会稳定或是国防安全而采用渐进改革时,政府也可以用工业园、经济特区等在总体营商环境不好的情况下创造局部良好的有利发展的环境,到了资本积累、要素禀赋结构提升,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了自生能力时再深化改革,取消各种扭曲。其实这种务实渐进的改革方式是我国在总体营商环境不佳的状况经济取得稳定和快速发展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在吉林省就有不少地方通过这种改革方式破茧重生,比如我走访过的通化市,大家可能知道许多人把当年的通钢事件作为改革的反面例子。通化曾是闻名东北的“钢铁城”。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以通钢为代表的冶金业“一柱擎天”,长期占全市工业总量的三分之一,对钢铁产业的过度依赖非常严重,折让通化吃尽苦头。20世纪90年代中期,通化瞄准当地盛产人参、天麻、贝母、五味子等多种中药材的优势,确定实施“医药城”发展战略,大胆探索“以药补钢”的发展新路。通化市政府成立了医药行业办公室、医药产业发展推进组,相继出台了“招商引资”和“小巨人”企业优惠政策。在发展初期,通化医药品种单一、科技含量低,企业盈利能力低,产业拉动作用小。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一方面积极提升本地研发实力,另一方面鼓励企业走出去,通过市场配置资源,借助域外力量研发创新。按照“不求所有、但求所用”的原则,通化先后与中国农大、北京林大、中国药科大学等“十四校三所一院”签订科技战略合作协议,并组织专家科技“巡诊”,破解企业技术瓶颈。目前东宝等企业与高校院所达成50多项科技成果转化协议。同时,当地还依托重点企业和园区,吸引科研专家团队创业,并积极克服地域局限,在全国各地建立研发基地。目前,全市医药企业拥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41个、国家级技术中心3个,近年先后自主研发了22种国家一、二类新药,为当地医药产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科技支撑。20多年来,通化医药健康产业年均增速28%,最近5年年均增速也保持在21%以上,一个千亿级别的医药城开始在中国赫赫有名。而今,通化冶金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1.1%,那个被拿来做改革反面教材的通钢事件而今早已在当地烟消云散。我去年冬天调研通化的时候,很多山东的药企在通化大手笔的投资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如步长药业集团。打破了大家认为由于营商环境差导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2016年通化市全年实际引进外省资金930.9亿元,比上年增长12.1%。

五大产业集群可推动吉林经济增速反弹

《21世纪》:报告中提到,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吉林省的经济增长完全有潜力回“8”冲“10”。这在严峻的东北经济形势下,是否太过于乐观?

付才辉: 作为林老师的学生,我也套用林老师的话,我不是乐观,我是客观。尽管近期吉林省以及其所在的东北地区确实经济增长势头不及全国,但放眼近二十年来吉林省相对于全国兄弟省市的发展水平与速度而言经济发展的长期趋势依然向好。吉林省1996年人均GDP5178元位列全国第13位,2015年人均GDP51086元位列第12位,近20年间增加了近10倍,位次提升1位。因此,可以看到相对于全国所有兄弟省市而言,至少吉林省并没有如舆论所“唱衰东北”的那样“衰退”。吉林省近20年来的相对发展速度超过17个省份,低于13个省份;发展速度最快的内蒙古超过吉林省的62%,发展速度最慢的上海市低于吉林省的49%。吉林省的相对发展速度处于中等偏上。更重要的是,目前吉林省有较大的后发优势增长空间: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只有天津市的47.32%,只有北京市的47.97%,只有上海市的49.22%,只有江苏省的58.06%,只有浙江省的65.8%,只有内蒙古的71.85%,只有福建省的75.16%,只有广东省的75.68%,只有辽宁省的78.17%,只有山东省的79.61%。再放眼全球,虽然吉林省目前的经济体量已经与新西兰这样的发达经济体旗鼓相当,但是其目前的人均收入水平去至于非洲加蓬相差无几。这意味着吉林省与世界和国内的前沿距离还很长,整体上产业升级与技术进步的后发优势还很大。

只要吉林省能够充分发挥其比较优势利用好后发优势就完全能够实现其经济增长潜力。例如与吉林省处于同等发展阶段的湖北省与重庆市就实现了高增长:2015年吉林省的人均GDP与湖北省和重庆市相当,分别为100.85%和97.64%,但2016年湖北省的GDP增长率为8.1%,重庆市的GDP增长率为10.7%,吉林省只有6.9%,低于湖北省1.2个百分点,低于重庆市3.6个百分点。这说明即便是以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湖北省和重庆市为参照系,吉林省目前完全可能挖掘出1.2—3.6个百分点的新增长点。因此,吉林省的经济增长完全有潜力回“8”冲“10”。所以,我们对吉林省未来的增长潜力充满了信心。

然而,经济增长的潜力不等于经济增长的现实,需要持续不断地发挥比较优势充分利用后发优势进行转型升级挖掘潜力将其变成现实。然而,遗憾的是,吉林省经济发展面临的根本性问题与东北地区一样,即发展战略尚未根本上从违背比较优势型发展战略转型到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战略,这妨碍了对其经济增长潜力的充分挖掘!为何处于相同发展阶段的湖北省与重庆市的经济增长能保八过十?通过对比,可以给我们很多启发。整体上看,吉林省的宏观经济结构转型情况不亚于湖北省与重庆市,甚至一定程度上优于重庆。这是因为重庆市的经济增长对房地产建筑业有较强的依赖性,建筑业在第二产业中的比重近20年增加了9.62个百分点,而吉林省和湖北省只分别增加了0.52个百分点和1.81个百分点,如表3.1所示。然而,近20年来与湖北省和重庆市的比较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吉林省工业的内部结构明显存在“断层缺位”:以纺织服装、家电与消费电子为核心的轻工业产品产量几乎一片空白。例如,2015年家用电冰箱产量、房间空调器产量、家用洗衣机产量的产量重庆市分别为179.8万台、701.01万台、281.3万台,湖北省省分别为286.2万台、1213万台,移动通信手持机产量、微型电子计算机产量重庆市分别为17605.1万台、6180.8万台,湖北省分别为5475.7万台、1121.5万台。以汽车与石化为重点的重工业三省也旗鼓相当,吉林省重工业目前也不占绝对优势,但轻工业严重落后。事实上,湖北省与重庆近年来快速的经济增长得益于把握住了消费电子信息产业转移的机会,例如重庆黄奇帆市长积极有为地打造电子信息产业集群的经典案例。因此,对比可以看到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短”板非常凸出:以纺织服装、家电与消费电子为龙头的轻工业集群和相应商业网络严重缺失。吉林省这样大的区域经济,轻工业的严重缺失有几个严重的并发症:就业岗位少,劳动力流失严重;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目稀薄,难以激活民营经济的活力;出口严重不足,出口拉到增长的马车被击碎。

吉林省2016年末有2700万人口、其中16-59岁的适龄劳动人口占68.65%、农村人口占比44.03%,吉林省2014年乡村劳动者757.95万人、第一产业就业人数533.6万人,分别占全部从业人员数1447.17万的52.37%、36.87%。根据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目前制造业就业人口占就业总人口比重,浙江是40.27%、天津是28.19%、而吉林省只有区区5.73%。说明吉林省目前的制造业结构对就业的吸纳能力非常弱,劳动力密集型轻工业正好可以补上这个短板,是破除目前东北劳动力外流的根本之策。

轻纺业尤其是需要民营企业去大发展的,吉林的民企数量并不多,我认为这是事实。但是,那些认为吉林目前由于存在体制机制问题而不太适合发展轻纺业进而不适于民营企业的发展的观点,我觉得是本末倒置,恰恰需要大力发展轻工业来培育壮大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量,尤其是民营企业的数量。针对吉林省各大产业集群中企业数目较少,很多产业还是国企尤其是央企“一柱擎天”在唱“二人转”,需要提高产业集群的企业密度的问题,我们在报告中专门有章节阐述将打造五大产业集群的企业培育平台作为主要政策推手之一。对于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以及以新能源、新材料与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来讲都不是基础设施类的天然垄断行业,对于吉林省的体量而言其产业集群中的企业数目应该不再少数。然而,事实则是吉林省各大产业集群中企业数目较少,产业集群的企业密度不浓。

例如,吉林省2015年法人单位数目只有广东省12.98%、江苏省的11.69%、浙江省的13.47%、上海市的40.43%、山东省的14.28%、福建省的27.29%、北京市的25.74%、天津市的56.63%。制造业法人单位数目相对而言就更少了,吉林省只有广东省7.11%、江苏省的5.99%、浙江省的6.15%、上海市的31.52%、山东省的11.03%、福建省的19.61%、北京市的76.18%、天津市的48.07%。农、林、牧、渔业法人单位数目也相对较少,吉林省只有广东省57.66%、江苏省的48.15%、浙江省的33.27%、山东省的31.05%、福建省的51.86%。农业和制造业产业集群企业数目的缺失,也直接导致了物流、信息、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不足,进而其产业集群企业数目的缺失。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法人单位数数目也相对较少,吉林省只有广东省13.24%、江苏省的11.49%、浙江省的20.55%、上海市的29.09%、山东省的13.75%、福建省的29.57%、北京市的31.47%、天津市的29.84%。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法人单位数目,吉林省只有广东省8.42%、江苏省的7.77%、浙江省的8.82%、上海市的20.26%、山东省的12.55%、福建省的18.98%、北京市的6.7%、天津市的25.53%。金融业法人单位数,吉林省只有广东省15.96%、江苏省的22.06%、浙江省的19.04%、上海市的67.49%、山东省的21.92%、福建省的34.39%、北京市的29.78%、天津市的36.13%。

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轻工业目前是吉林省民营企业最容易进入的行业,资金与技术的进入门槛是最低,而且市场风险也是相对较低的。例如,我们在走访辽源袜业园时,很多应届毕业的大学生在少量的资金支持下就可以创业,效果非常好。吉林省通过大力补轻工业的短板对民营企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而且空间非常大。例如,2015年吉林省的主要轻工业法人单位数,纺织业有209个,纺织服装、服饰业有414个,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有106个,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有1738个,家具制造业有407个,造纸和纸制品业有351个,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有940个,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有261个,化学纤维制造业有32个,橡胶和塑料制品业有1020个。与此相对比,浙江省纺织业产业集群企业数目的体量是吉林省的165倍,浙江省纺织服装和服饰业的产业集群企业数目的体量是吉林省的79倍,浙江省皮革、毛皮、羽毛及其制品和制鞋业产业集群企业数目的体量是吉林省的192倍,浙江省木材加工和木、竹、藤、棕、草制品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的体量是吉林省的4倍,浙江省家具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17倍,浙江省造纸和纸制品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33倍,浙江省印刷和记录媒介复制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12倍,浙江省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是吉林省的86倍,浙江省化学纤维制造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的体量是吉林省的56倍,浙江省橡胶和塑料制品业产业集群的企业数目的体量是吉林省的33倍。

这些轻纺产业体系得到提升之后,不但就业可以很好解决、人才不会大量外流,而且也可以迅速重大民营企业数量。只有在民营企业非常发达的地方,才能激活民间商业氛围,在一个少数大型国企主导的地方别指望商业氛围和营商环境有多好。由于历史上的赶超战略以及过去东北振兴战略的侧重问题所导致的轻工业集群和相应商业网络的缺失是今后解决东北经济发展问题的关键。东北的轻纺产业集群以及农业加工产业和与之配套的轻工业所构成的基层社会和最基础层次的工商业是一切发展的基础。很多流行的思潮总觉得东北由于体制机制以及文化观念问题搞啥都没戏,在去搞轻纺这种短板更容易遭到批评和担忧,或者将轻纺工业做不起来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体制机制问题。如果包括吉林省在内的东北继续被这些不需要抓住机会补轻工业短板夯实制造业基础的观点所忽悠,那么才是真正耽误了长远的发展。

违背比较优势的产业结构在国际上也是没有竞争力的,因此出口程度必然较低,例如吉林省近几年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出口率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以2015年的数据做比较,经营单位所在地出口总额吉林省排在倒数第五位,只比宁夏、青海、西藏这些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高一点点,吉林省只有广东省的0.72%、江苏省的1.36%、浙江省的1.67%、上海市的2.35%、山东省的3.21%、福建省的4.09%、重庆市的8.36%、北京市的8.44%、 天津市的9.02%、辽宁省的9.10%、河南省的10.71%、江西省的13.93%、四川省的13.94%、河北省的14.01%、安徽省的14.30%、湖北省的15.79%、广西壮族自治区的16.52%、湖南省的24.11%、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26.37%、云南省的27.77%、陕西省的31.20%、贵州省的46.38%、山西省的54.79%、黑龙江省的57.42%、甘肃省的79.39%、内蒙古自治区的81.66%——让人惊讶!这就惊人地将吉林省“出口”这驾经济增长的马车击得粉碎。吉林省如果能够从广东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以能带来的出口139.4%的增长;如果能够从江苏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以能带来的出口73.4%的增长;如果能够从浙江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以能带来的出口59.89%的增长;如果能够从上海市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以能带来的出口42.46%的增长;如果能够从山东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以能带来的出口31.2%的增长;如果能够从福建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以能带来的出口24.42%的增长;如果能够从北京市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以能带来的出口11.85%的增长;如果能够从福建省省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以能带来的出口24.42%的增长;如果能够从天津市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则可以能带来的出口11.09%的增长。总计起来,吉林省如果能够从上述八个目标省市承接转移1%的出口产能,那么就可以使得出口增长393.71%。

事实上,吉林省近年来在东北三省中之所以经济形势相对表现是最好的,主要就是得益于包括食品、医药以及纺织等轻工业的快速发展。吉林省的轻工业占工业的比重由2003年的最低点19.88%持续上升到2015年的32.32%,提升了近13个百分点。吉林省委书记巴音朝鲁书记告诉我们,他很高兴吉林省的农产品加工业的产值最近超过一汽的产值了。据我们在报告中估算,《吉林省率先实现农业现代化总体规划(2016—2025年)》以一般发达地区农产品加工业与农业比3.5为目标,计划在2025年达到该水平,这个目标一点也不算高了。如果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值,据我们测算,即便吉林省农业以目前的3.8%增速增长,那么其(农产品加工业)食品行业未来十年都将以25%的增速爆炸性增长;如果农业的增速再提高两个百分点,那么到2025年农产品加工食品行业的增加值将接近1万亿。我们不能说汽车工业对吉林省不重要不需要继续转型升级,这只是说明产业结构开始逐步步入良性结构,唯有如此才能继续加速发展。

除了补轻工业的短板挖潜经济增长的潜力之外,吉林省还必须淋漓尽致地扬长!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长”是由其自然资源禀赋、劳动力及其长期沉淀的技术与人力资本基础所决定。首先,受益于东北平原的自然禀赋条件,吉林省在耕地与动植物资源禀赋方面有得天独厚的比较优势,造就了其农牧业及其农产品加工业以及以中药为主体的医药行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首当其冲的长板产业。因此,大农业和大健康产业是吉林省首选的两个具有比较优势和发展潜力的主导产业,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战略以及健康中国战略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次,受益于吉林省历史遗产积累的重化工业基础形成的技术与人力资本禀赋,造就了其汽车产业、石化能源及其装备制造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支柱性的工业长板产业。因此,吉林省在中国实现制造业强国战略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再次,得益于吉林省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较高的人力资本与科技实力,造就了其健康、文旅与创意以及研发产业成为吉林省产业结构中支柱性的(消费性和生产性)服务业长板产业。因此,吉林省在中国开展世界旅游目的地建设以及开展研发创意与双创方面具有重要地位。因此,基于吉林省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我们认为可以叠加出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谱系来统领吉林省未来的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大农业产业集群、大健康产业集群、现代轻纺产业集群、现代装备产业集群、“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的融合型产业集群”。这将成为未来培育吉林省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挖掘不同程度的经济增长潜力将直接决定了未来吉林省经济发展的状况。

吉林省2016年实现GDP14886.23亿元,增速6.9%,以此为基期估算:如果一直保持该增速,要等将近20年后到2034年GDP才能接近5万亿(49475亿元),而则差不多是江苏省2011年的经济体量(49110.27亿元)以及浙江省2016年的经济体量(46485亿元);如果经济增速2016年基础上提高0.5个百分点,即年均增速7.4%的话,GDP达到5万亿会提前一年在2033年实现(50102亿元);如果经济增速再提高0.5个百分点,即年均增速7.9%的话,GDP达到5万亿又会提前一年在2032年实现(50249亿元);如表3.15所示,如果经济增速在7.9的基础上每提高1个百分点,GDP达到5万亿又会提前一年。如果吉林省经济增长以后年均增速能达到13.9%的话,10年后的2025年GDP即可达到5万亿(50531亿元)。如果告诉人们今后十多年内东北经济年均增长要超过两位数,绝大多数人肯定会表示惊讶和怀疑。然而,吉林省今后即便是保持年均9.9%的增速,也要到2032年才能达到山东省2016年的经济体量(67008.2亿元);今后即便是保持年均10.9%的增速,也要到2031年才能达到江苏省2015年的经济体量(70116.38亿元);今后即便是保持年均12.9%的增速,也要到2030年才能达到广东省2016年的经济体量(79512.05亿元)。如果这样看待问题的话,吉林省今后十多年即便是保持两位数的增速,也不见得是什么奇迹。再退一步看,正如我们在通过对比分析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的湖北省和重庆市所看到现实案例,吉林省的经济增长潜力重回“8”冲“10”完全能够实现。吉林省如果按照我们前面所分析的,恶补轻纺产业集群的短板,按照不同类型的产业狠抓因势利导,通过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联合发力,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一手培育本地企业一手抓招商引资,填满这五大万亿量级的产业集群,那么吉林省经济增长重回两位数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吉林省振兴发展,我是信心十足!

打破“投资不过山海关”刻板印象

《21世纪》:报告提到吉林的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有五大产业集群。但除了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资本 投资支持之外,对外来资本尤其是外资的吸引力不足,您认为改变这些的关键是什么。报告中也提到“投资不过山海关”的问题,经过密集调研,如果是您做旅游健康投资,会投资东北吗?在什么情况下会投资?

付才辉:关于“投资不过山海关”问题的认识,我认为是一个如何解释卢卡斯之谜的问题。主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资本短缺,资本的回报率高,资本应该从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但诺奖得主卢卡斯发现,在现实中资本却从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此现象新结构经济学的解释是,如果一个发展中国家采取了违反比较优势的战略,不仅有权有势的富人从各种价格扭曲和行政干预中寻租获得的财富的缺乏合法性,而且,国内投资的资本回报率会低,资本就会外逃到发达国家。反之,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资本的回报率高,富人以企业家才能从市场竞争中获得的财富有合法性,资本不仅不会外逃,而且还会有资本流入。因此,我认为发展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使得投资回报率高才是吸引外来投资的根本。对于一个地区来讲,本质是的规律也是一样的。吸引投资最根本的一点便是所投资的产业符合当地的比较优势,投资回报率要高。

我去年冬天调研通化的时候,很多山东的药企在通化大手笔的投资令我印象十分深刻,如步长药业集团。打破了大家认为由于营商环境差导致投资不过山海关的刻板印象,2016年通化市全年实际引进外省资金930.9亿元,比上年增长12.1%。通化市就是吉林省通过向潜在比较优势产业集群转型获得成功的典型案例。上面我已经详细概述通化的医药产业的崛起,通化冶金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降至1.1%。我想吉林省其他各个地市州如果充分发挥当地的比较优势,政府更加积极有为地加以引导,解决产业发展中的瓶颈,获得成功并非难事。

对于吉林省的大健康产业来讲,发展潜力也是非常大的。基于生态环境、健康食品、医药产业三大主要优势,吉林省拥有大健康产业的潜在比较优势,可以叠加一个覆盖食品健康——叠加农业和食品、体育健康——叠加包括冰雪运动在内的体育产业、医药健康——叠加医药行业尤其是中药在保健健康养生方面比化药生药等更具天生的比较优势、身心健康——叠加旅游业与休息度假以及康养、精神健康——叠加文化创意产业等内容在内的大健康产业。全国很难有省市全部具备这些发展大健康所需要的禀赋条件,吉林省得天独厚。在研究报告中,我还提出吉林省应该结合大健康产业比较优势与长白山名片打造长白山大健康产业走廊,在该走廊上围绕特色产业支撑规划实施一批长白山大健康产业走廊的主题小镇,比如打造矿泉水小镇、打造人参小镇、打造绿色食品小镇、打造健康装备小镇、打造医药双创小镇、打造养生旅游小镇、文创观光小镇、打造冰雪运动小镇等等。

文章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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