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金融千人会联合创始人蔡凯龙 以下为观点全文
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的屈炳祥教授：
您好！
近日友人给我推送来一篇由您发表于“经济学家圈”微信公众号上的题为：“武大教授怼厦大经济学掌门洪永淼：中国经济学不能被奴化与被殖民化”的文章。根据文末链接，我也顺便读了您所针对的，厦大经济学院院长洪永淼教授发表的“中国经济学将会如何演变？”一文。
围绕中国经济学发展之路进行学术讨论，本来是正常不过。真理越辩越明嘛，作为晚辈，我本应洗耳恭听，非常期待能从中领略到发人深思的观点。
可是通篇读后，我忍不住提笔给您写这封信，因为我又惊又喜。
惊的是：21世纪已经快走完第二个10年了，学术界居然残存此类文革遗风。您刻意歪曲洪教授文章的原意， 把单纯学术探讨论直接上纲上线到意识形态之争。笔者震惊之余不免要问：您是否刚从“文革”时代穿越过来？
喜的是：武大的形象幸好没有毁于一旦。武汉大学是一所闻名遐迩的百年名校，本人对其印象极佳。可我不免心生纳闷，武大怎么会有您这样的“教授”。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一探究竟，这不查犹可，一查竟让我大跌眼镜，原来您是一个冒牌货，跟武大没有关系。
敬老爱幼是传统美德，但是对老人家“假摔”三缄其口，那就是纵容不良社会风气。 因为您的身份造假和对现代经济学的诋毁，作为既是厦大经济学子又是财经评论员的我，实在无法视而不见，因此写这封信跟您商榷。 毕竟事实就是事实，并不会因为您年纪大资历深而有任何改变。
“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查无此人
为了验证您是不是“穿越”过来的，我上了武汉大学的官网，包括武大经济与管理学院和马克思主义学院，通过认真仔细的搜索，我大失所望，您似乎是一个“隐身人”，就连退休教授的名单上，也找不到您的任何蛛丝马迹。而且，更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武大经济和管理学院列出来的43个官方正式研究机构名单里，居然没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网上也百度不到这个机构的任何资料。
您的隐形身份再次激发了我的好奇心，于是我上学术期刊网去检索您发表的文章，终于有了一些意外的发现。在您的文章署名单位中，除了武汉大学市场经济研究中心、中共湖北省委党校和武汉市老干部局，还有令人混淆的“三胞胎”单位：中国管理科学院武汉分院、中国管理学院武汉分院、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武汉分院。
我不禁要问：您是何方神圣？为何要冒充武汉大学教授怼洪永淼教授？居心何在？
您不是客观地摆事实讲道理，而是一上阵就使用具有煽动性的语言，毫不忌讳地进行攻击谩骂，称对方“信口开河，言不由衷，不可相信”，并且“偏见比无知离真理更远”。诸如此类的用语，文中比比皆是。请问这还是理性的学术论争吗？
洪教授在文章中阐述市场经济基本原理是没有国界之分，中国可以根据国情，以实用主义的态度“洋为中用”。可是您却毫不犹豫地把洪教授的观点歪曲成“中国经济学只能走西方经济学之路，以西方经济学作引领……成为西方经济学的被殖民者。” 直接扣上“西方经济学家的附庸”“西方经济学家的应声虫”等高帽子。
在这样是非不分的基础上，您开始制造恐怖气氛，“感到不寒而栗，大有被奴化与被殖民化的感觉”，甚至“毛骨悚然，好像马上要被扔进地狱一样”。这样的文字，放在恐怖小说里倒是非常引人入胜的，却看不出您是一位严肃讨论的学者。
黑猫白猫
再退一步，姑且不去计较您的讨论方式，就您提出的中国经济学发展方向，可以从尊文后面的留言栏里大多数人的评论看出，您的观点实在很奇葩，稍有一点理性的人，都不敢恭维。
首先，您对中国经济学的认定有失偏颇，以偏概全。
您提出：“经济学是一门具有鲜明阶级性和意识形态特征的社会科学”；中国经济学“首先有一个‘姓资姓社’的问题”；您认为中国经济该姓“社”，因而中国经济学应属于“劳动的政治经济学或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经济学就其研究对象而言，可以大致分为研究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两大领域。研究生产关系涉及到所有制和意识形态，因此带有阶级属性，可以以姓“资”和姓“社”来分。 可是研究生产力涉及如何配置稀缺资源，这是跨越所有制和意识形态的。不管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都需要最优化地配置稀缺资源，最大限度地解放生产力。 事实胜于雄辩，我们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正是因为借鉴了很多西方的现代经济学理论。
关于姓“资”和姓“社”的争论，其实早已成为历史公案了。1992年，当时改革发展受到姓“资”和姓“社”问题的困扰而停滞不前，邓小平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南方谈话”中，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著名论断，从理论上澄清姓“资”姓“社”、姓“公”姓“私”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正名。邓小平同志用“不管黑猫白猫，能抓到老鼠的就是好猫”这样生动的比喻，鲜明地阐述了他的思想，有力地回击了对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质疑，开启了改革新时代，为今后改革辉煌30年，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邓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如今，全中国都在分享邓小平同志跨时代远见所带来的改革成果，您却老调重弹，把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引入学术之争。按照您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主导的政治经济学以及相关的逻辑，那么，经济特区岂不是成了“和平演变”的温床？股份制改革试点不就是私有化潜行？企业承包难道不是在瓦解公有制经济？自然，引进外资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甘愿作外国资产阶级的附庸了！
这事实上是全盘否定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的重要成就，这岂不是逆历史潮流，开历史倒车？
其次，您对现代经济学的诋毁毫无事实依据。
您说“那种西方经济学（包括现代经济学在内）是科学、乃至唯一科学的说法，只不过是西方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用以欺骗公众、愚弄公众的一种手法。就其本质而言，它是一种伪科学与反科学的东西” 。您甚至断言现代经济学是“庸俗经济学的极点，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欺骗世界人民的手段，使它越来越不得人心” 。
您对西方经济学带有固执的偏见，甚至不惜颠倒黑白，污蔑其为“伪科学”和“反科学”，这种挥舞大棒打压一切的勇气，令人叹为观止！
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大学的经济学科，都把现代经济学理论作为核心必修课程，难道他们都在传播“伪科学”和“反科学”？难道您觉得教育部负责学科设置的人都不辨是非吗？ 中国目前经济金融界，多少优秀人才接受过现代经济学理论的训练，目前在监管、商界和学术界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您敢断言他们“欺骗公众，愚弄公众”？ 自1969年以来，迄今共颁出48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给那些对现代经济学有过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难道这些在你眼里都成了“西方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欺骗世界人民的手段”？
您为了凸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资本论》的重要性，其迫切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您竟置铁铮铮的事实于不顾，全力诋毁现代经济学，以此来达到您党同伐异的目的。
当今中国正以更加自信和开放的心态融入世界，在结合中国实际国情的基础上，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益成份，为我所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您本应持客观理性的态度，去评价现代经济学这门学科，但您却视之为异类，欲除之而后快，我真怀疑您这样做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
事实上，国家领导人在《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的一篇论文中，评价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其他现代经济学理论时候说过:“既不能对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观点不管其是否适用，都照搬照抄、生吞活剥，也不能过分强调市场经济的共性而忽视其制度属性上的根本区别，更不能抱残守缺，只认某一种理论为‘正宗’，对其他正确的理论观点视而不见或视为异端”。
您为何不能与时俱进，实事求是看待现代经济学？
最后，您的结论不仅错误而且有害。
基于对中国经济学的误解和对现代经济学的偏见，您得出“所谓现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学，就其根本性质来说是相互排斥与根本对立的，二者风马牛不相及”，进而提出“中国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尤其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我们的基本理论遵循和方法论指导”。
您不仅彻底割裂了中国经济学与现代经济学的关系，而且试图用不合时宜的理论来指导我国目前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在混淆视听且。因为这是关系到中国经济学未来何去何从的大是大非问题：中国的经济学向何处去？借鉴一切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兼容并包还是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这个答案不言而喻。
对于那些自认为越左越革命的人，邓小平同志早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 。”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您的文章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作结。 如果您仔细考证下，这句话原文“Go your own way； let others talk！”出自著名意大利诗人但丁的史诗《神曲》。在这部长达14000余行的史诗中，但丁坚决反对中世纪的蒙昧顽固，僵化和封闭，表达了执着地追求真理的思想。
这样的句子出现您的笔下，随便一想，都会令人莞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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