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所2017年8月组织的调查，迄今仍有56%的企业认同融资难融资贵现象的存在。至于为何中国金融业长期存在这一“顽症”，社会上的专家学者都已给出了不同的答案，有的指中小企业的业绩易于波动，有的说许多企业缺乏合适的抵押品，还有的将融资贵的部分责任推到影子银行附加的通道费上。这些评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都没有点到中国金融业的症结所在。依笔者长期从事银行实务和金融监管的实践看，近十年来金融业之所以解决不了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关键就在于金融管理和宏观决策部门还没有认真解决好如下四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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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 柴青山
中国反洗钱中心前副主任
原子智库特约研究员
囯企占用信贷过多对其他企业产生了挤出效应
第一，国企尤其是带有融资平台性质的地方国企的负债比率过高，占用的信贷资源过多，其显著的挤出效应直接导致其他所有制的企业能分享到的信贷蛋糕偏小。截至2017年11月底，我国国有企业的资产负债率为60.8%，总信贷余额为100.1万亿元，占社会融资总余额的比例为58%，远远高于国有企业对GDP及就业37%左右的贡献率。与此相反，民营企业对GDP、就业的贡献率分别达到51%和70%，但在社会融资中的占比估计只有33%左右，与其经济规模和对全社会的贡献明显不匹配。国有企业的贷款加权平均利率只有5.26%，比民营企业的6.79%整整低了153个基点。我们常说中国的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过高，其负债与GDP之比高达165%，远高于G20国家的93%和新兴国家的104%；其实，杠杆率高的主要就是国有企业，尤其是成为政府投资工具的国有企业或政府融资平台性质的地方国企。
国企的资产负债率偏高、总负债规模超过100万亿元只是表象，其背后的实质反映了过去十余年财政纪律和银行监管纪律松弛导致的对地方政府显性及隐性债务管理的明显失控，以及地方政府过于依赖投资、过于追求经济发展速度而非质量所导致的经济发展方式的局限性。对其他所有制的企业而言，在国有企业占有了过多的信贷资源之后，他们自然就会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更有甚者，有些国有企业甚至利用可轻易获得的低利率贷款资金，通过自身此前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以15%以上的高利率转贷给在银行求贷无门的民营企业。
传统银行之落后导致对中小企业服务严重不足
第二，传统银行的改革不到位、不彻底，导致银行服务长尾客户的能力较差，风险管理流于形式、且过于依赖“砖头”抵押和银政合作，对中小企业贷款的风险定价能力也不高。迄今中国银行业改革已经取得了比较大的成就，但主要集中在充实资本金(包括国家注入外汇资金）、完善公司治理机制、部门架构重置及争取上市等“宏观”层面上；但在产品创新、客户体验、流程优化、风险控制、风险定价及大数据应用等“微观”层面的进展却措施有限或效果不彰。现在的多数国有银行“官僚”习气仍在，内部管理人员层层叠叠，以安排干部的出路为主；对客户特点及其需求的分析重视不足，对大数据的应用比较落后，对长尾客户基本放弃了应有的服务；业务流程不够顺畅，对非面对面服务和客户体验重视不够。
体现在信贷上，就是风险识别和控制的手段有限，对客户身份、行为、业务前景、财务状况、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交易的数据分析明显不足；发放贷款要么依赖企业的土地、房屋及股权做抵押，有点像香港所俗称的“砖头银行”，要么广签银政合作协议、过于依赖地方政府的承诺函及其土地储备，相信国有企业有政府信用作支撑、今后不会破产的“神话”。最后造成的实际效果自然就是给国有企业的授信规模越堆越多、国企的杠杆率越来越高，而缺乏硬抵押的中小企业则不得不陷入融资难融资贵的困局；大量的小微企业甚至与低收入人士一样，在信贷方面成为银行弃之如草芥的长尾客户。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就是中国互联网金融勃起速度远超过欧美的主要原因之一。现如今，一行三会正在忙于整顿互联网金融，打击高利贷和现金贷行为。从粗放之后必须规范、宽容之后自应收紧的角度看，这些措施都是比较有益的、必要的；但如果我们的正规军～众多的商业银行也能够服务好中小微企业和个人长尾客户，并根据客户的风险来为其贷款进行合理定价，即使贷款利率上浮到17～25%，那也比利率动不动就高达几十厘甚至上百厘要好得多啊!从客户角度看，这样做解决了其贷不到款及高利贷的难题；从银行角度看，丰厚的利息收入又足以完全覆盖客户的风险；基本上属于双赢的格局。可惜的是，迄今为止很少有银行敢这么做，但对“助贷”于外面的高利率贷款机构却乐此不疲。
融资性担保体系存在的问题比较突出
第三，我国的融资性担保体系比较落后，担保公司的实力较弱，难以取得银行的信任，明显助长了社会上存在的贷款难贷款贵现象。我国自上世纪90年代初就陆续成立了融资性担保公司，在此基础上银监会在2010年出台了《融资性担保公司管理暂行办法》，对融资性担保行为进行了规范。过去二十多年来，担保行业已经有了较大发展，但仍然无法满足广大中小企业对贷款担保的需求。究其原因主要在于大多数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本金都比较少，金融人才普遍不足，风险识别及控制能力较弱，难以取得商业银行的信任，也难以与大多数银行建立长期的业务往来关系。
笔者曾经专门考察过贵州一些地市的融资性担保公司现状，发现绝大多数融资性担保公司的资本金都在2亿元以下，专业人才缺乏，工农中建交几乎都不愿意与他们建立业务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融资性担保公司的业务难免增长乏力，担保倍数普遍都达不到3倍左右的盈亏平衡点，目前全国平均数也只有约2.3倍。除此之外，安全合规的资金应用渠道的不足，以及“偿一赔百”即收取3%的担保费却要承担100%责任的机制设置，也使融资性担保公司普遍处于盈利不足、风险较大、后继乏力的困难境地，更遑论协助中小企业解决贷款难问题了。
存款与货币市场的恶性循环制造了高利率困境
第四，利率市场化、存款脱媒现象以及超高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导致银行资金紧张、存款成本大幅上升，并直接传导到贷款额度及贷款利率上。这几年银行的贷款额度比较紧张，除了给国有企业堆砌的贷款过多外，与互联网金融机构抢占存贷款和理财业务、与央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太高(目前还有15%左右）、与主管部门实施隐性的贷款规模控制，都有比较密切的关系。自2015年8月人民币中间价改革以来，中国一度出现了人民币贬值、资金大量外逃、金融市场急剧动荡的不良局面，外汇占款随九千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萎缩和每年四千多亿美元的国际收支顺差的被耗尽而大量减少，但相应地央行降准的次数和释放的资金规模却很有限。
相反，央行主要靠加大公开市场操作来对冲外汇占款的减少，这就导致央行对其他存款性公司的债权(即中期借贷工具、常备借贷便利及补充抵押贷款等贷款业务）大幅增加，而商业银行可自主应用的资金规模却明显受压，不得不更加依赖央行的各种中短期贷款工具。如此置换、如此扭曲的结果，一方面使央行自己获得了大量的利差收入，填补了2005年渐进升值以来产生的汇兑损失;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无法自主应用的资金规模却非常大，公开市场的利率趋升并一直处于较高的位置，传导到银行信贷上就是融资难与融资贵现象进一步加剧。
说到融资贵问题，除了银行依赖公开市场操作的程度加深外，货币市场一直处于紧平衡及高利率的状态， 刺激货币市场基金尤其是互联网企业的货币基金急剧、持续膨胀，导致基金回存银行后整体的资金成本大幅上升，显然也是存贷款利率上行的重要原因之一。自2016年10月至2017年底，十年期国债孳息从2.6%上升130多个BP至4%以上；如此高的货币市场利率，一方面加剧了存款搬家，定活期存款被大量转换成高成本的来自货币基金的同业存款，另一方面使存款失血较多的银行陷入资金紧张的状态，对紧平衡的货币市场更加依赖，从而进一步维持了市场利率比较高和货币基金膨胀的格局。
与此同时，货币市场上流动性紧张，也会传导给信用债收益率，导致发债成本上升，银行来自同业的资金成本也明显上升。另外，从2012年6月开始，到2015年10月基本完成的利率市场化改革，无疑也是整体存贷款利率和市场利率上行的肇因之一。需要关注的是， 2018年开年伊始，商业银行就已出现了额度紧张的局面，贷款的资金成本也进一步上升。对应一年期贷款的银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已攀升至5.1%，这意味着银行必须将贷款利率定在6.5%才能覆盖成本和风险，提高到8.5%以上才能获取合理的利润。显然这么高的贷款利率已经超出了多数制造型企业所能承受的范围，对实体经济的稳定和发展是不利的。
多管齐下才能大大缓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要切实解决多年形成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首先，必须严格财政纪律，厉行政企分开，从严从紧约束并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改变政府的经济发展方式和考核机制，从根本上去除全社会信贷持续、快速膨胀的根源。第二，必须坚决限制国企的资产负债率，逐步降低其杠杆率，控制其投资和负债的规模。第三，应当成立由政府、银行、担保公司和企业共同参股的省级再担保机构，设立担保公司被纳入再担保体系的准入条件，以此来整合和规范融资性担保行业，并建立起由担保公司和银行共担责任的利益与风险分担机制。第四，有必要重启中国银行业的改革工作，从业务流程和客户体验优化、服务长尾客户、大数据分析、金融科技应用、风险定价、风险识别和管理、对风险和收益的平衡考核等微观层面入手，依靠专业人士和广大中下层干部，全面改革银行业的运行和管理体系。最后，在货币政策上必须逐步较大幅度地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同时适当提升存贷款的基准利率，使其接近商业银行真实的贷款利率水平，进而引导货币市场利率下行，引导成本较低的资金回流商业银行，最终达到大大缓解融资贵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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