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宇：即便美国不加入“一带一路”，也会认同这一倡议_腾讯财经

陈玉宇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

以下为观点全文

问：十九大之后，特朗普是接待的第一个外国元首，这在向国际社会传递出什么信号？

陈玉宇：这次峰会发生在刚刚召开完的十九大之后，中国进入到一个新阶段新时期，也提出了中国三个阶段的目标。短期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最后把中国变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国对于未来一个13亿人口经济体的发展战略很明确，在政治上召开了一个成功的会议，确立了中国未来三十多年的发展路径，新的中国领导班子也很强有力。在这时候接待美国元首，透露出来的信号,显然是中国在完成自己所确定的这三步走的目标的同时，非常热切地希望跟世界有一个更加深入地社会经济、贸易、文化的合作。这样的合作其中一个关键对象就是美国，最近十年来，全球化所带来的后果，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全球化极大地促成了过去四十年全球的繁荣。

全球化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国际贸易在不同国家之间有了快速增长，增长速度快于GDP的增长速度。第二，各国之间的投资便利化有了巨大的推进，中国吸引了很多外资，2016年中国吸引外资达1390亿美元，居全球第三位。中国也鼓励自己的企业到世界其他地方进行投资。美国也是如此，2016年美国吸引外资达3850亿美元，居世界第一。美国资本的开放程度远高于中国，虽然在贸易开放度上中国已经很开放了，中国出口、进口占GDP的比重比美国要高很多，中国在贸易开放度上已经走的很深入，但是中国在资本的开放度及领域上还有一些保留。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去投资，也面临着一些现实中的困难和政策上的约束，这些都是有待进一步开放的地方。美国在资本市场的开放方面比中国要走的更深入，美国每年流入流出的资金量远大于中国。第三，全球化带来的各国民间的交流、技术和知识的扩散、文化和多样化，所有这一切都造福了全世界大部分的人口，包括亚洲社会，尤其是中国、印度、印尼、泰国等都充分受益于全球化，生活水准有了巨大的提高。

但是全球化的确造成了很多卷入全球化的国家内部的问题，比如美国在这样的全球化当中，在美国的产业急剧变化过程中，有些群体的生活水准、收入水平在过去的二十年或者是三十年上升的很慢，甚至有些中低收入的人群他们的收入没有上升，还下降了。美国传统行业有许多就业者需要被重新配置到美国的新兴行业里，这对美国经济是一个挑战。其他很多国家都面临这样的挑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其实也面临着挑战，但是中国政府相当成功地化解了它。比如说中国加入WTO后，面对全球产品的竞争，中国迅速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企业改组，这些举措都是中国政府卓有成效地应对全球化挑战的体现。整个90年代，中国累计有将近5000万的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一部分提前退休、一部分被再配置到其他更有前途的行业中、更有竞争里的行业中去。但是综合而言，中国人仍然感觉自己受益于全球化，克服了这些困难之后，中国为2.7亿本来是在农业里面的人创造了非农业领域的工作岗位。2.7亿相当于全美国的人口，我们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为2.7亿在传统农业领域工作的人创造了非农领域的工作岗位，这是了不起的成就，这得感谢全球化。当前，全球化受到了质疑，是因为推动全球化的很多发达国家内部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遇到了一些挑战，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美国也是应对这种挑战提出了美国优先的概念。中国在过去全球化的经验当中遇到过挑战并成功克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将继续它未来三十年的一个既定的、拥有明确的战略目标经济发展战略。这时候来跟世界上的经济领袖、跟美国的领袖特朗普进行国事会谈，对于如何管理、控制、克服全球化对于全球化的参与国所带来的挑战，将会起到积极作用，两国的合作一定会更加深入和紧密，更加能够推动一个既有利于美国，又有利于中国，而且还要有利于更多国家的全球化。这就是我认为的意义。

这个意义很大，世界该往哪儿走，世界的全球化应该往哪儿走，这曾经是发达国家主导的。现在中国在全球化当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变得更加强大，中国应在“全球化下一步该怎么走”的问题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特朗普来访华，我相信美国的领袖也期待着能够跟中国的领袖就全球化面临着和产生的这些问题进行讨论，如何应对好、解决好，从而实现中美两国的繁荣乃至整个世界的繁荣。

问：第三次会面与前面两次会面有什么不同之处？

陈玉宇：这次会面在政策、贸易等方面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前面两次访问更多是互相沟通、理解、交流，取得互信和共识。

美国方面，特朗普百日计划已经过了。在第一年，他也需要实现对美国选民的很多承诺、实现他的政策主张，在美国优先和重振美国经济的方方面面改革也需要来自中国的合作。在贸易方面，两国的领袖、人民都认为应该促进两国的自由贸易。但是大家得管理和处理好自由贸易所带来的一些结果，比如中美贸易当中的贸易赤字问题一直是美方极度关注的。2016年中国大约从美国进口一千多亿，向美国出口额四千多亿，跟美国有三千多亿美元的贸易顺差。有一些对中国批评比较激烈的声音，认为中国通过操纵汇率、中国在实施一种过时的谋求单方面好处的重商主义。这是他们批评我们的，操纵汇率，想在自由贸易中得便宜。特朗普总统也批评说，我们需要不仅仅是自由贸易，还需要公平的贸易。虽然不一定是有道理的，但是这些看法都表明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表明了大家对问题严重性的关切。中美如何改善贸易关系，解决贸易当中存在的问题则需要做大量艰苦的工作。

关于中美之间的贸易，中国并不认为所谓的重商主义故意操纵汇率形成了对美国贸易的顺差。为什么对日本是逆差，对中国台湾省是逆差？是因为新一轮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两个国家之间交换商品，美国生产这个商品有这个优势，中国生产那个商品有优势。新的全球化下，是很多跨国公司将他们不同的生产环节选择在世界上不同的地区生产，有的生产环节的选择是为了接近消费市场，有的生产环节的选择是为了利用这个地区大量的便宜的、有技能的劳动力，有的生产环境的选择是为了利用这个地方便宜的工程师和研发能力。

因此，中国其实是在比较靠后端的产业链，中国利用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做了这个事情。我们的产品最终卖向了美国，表现为跟美国的顺差、表现跟接纳其他生产环节的地区的逆差。

事实上，美国的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有所下降。确实，对于美国的贸易顺差曾经比较高，某些年份，比如说2006年、2007年的中国的贸易顺差曾经占到GDP的4个点或者是5个点，那是高了。最近七八年以来，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占GDP比重有所下降。未来可以降到GDP的1%到2%，这是一个非常合理也非常低的水平。我们接受了国际社会的压力和批评，中国做了结构性改革，在鼓励出口的同时也大量的增加进口，中国的经济也接受国际社会的建议，从投资型、利用国外的需求更多的转向利用国内的需求、挖掘国内的需求、挖掘国内的基础建设投资的需求，挖掘国内的消费转型升级的需求，我们为更多的转向中国国内需求生产，而不是为国际社会生产，这时候就使得中国的贸易顺差迅速下降了。但是对于美国的顺差没有下降那么多，这仍然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也说明那些批评中国是操纵汇率、重商主义的说法是没有道理的，在经济学上没有道理。

为了使中美这样两个对世界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国家，能够都保持繁荣，中美两国领袖一定会针对两国的客观表现下所产生的逆差，取得许多深入的互相了解。所谓中美之间的首要问题是要能够在进一步推动全球化方面取得共识，两国能为造就全球的繁荣作出努力，同时在造就全球的繁荣过程中解决中美之间的问题。我相信中国也会考虑到快速的全球化以及由此造成的结构调整。我们深切地知道对中国带来的挑战，我们也相信全球化也会给美国带来挑战，美国也面临着许多结构调整的任务。比如说五大湖区的传统制造业需要为地方的工人创造出更多的岗位，但是问题解决起来其实没那么容易。美国在全球化当中既有受益的行业，也有受损的行业，受益的行业在扩张，计算机行业、人工智能都是迅速扩张的行业，但是传统行业如钢铁、汽车行业在萎缩，传统行业的人就需要被再配置到扩张的行业中去，但是这是有难度的。一个人住在底特律，怎么会跑到洛杉矶去找一份新的工作呢？解决这些挑战都需要更好的进行结构性改革，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阻止全球化。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能靠损伤贸易伙伴来解决。即便那种解决方案能受益于一时，但不是能够持续的。放眼长远的解决方案，是每个参与全球化的国家都需要做很多结构性的改革，能够互相配合、能够将全球化当中带来的副作用逐渐变得更小，使得双方从全球化当中受到更大的利益。

问：对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特朗普是否会转变态度，未来美国会加入吗？

陈玉宇：我相信对“一带一路”大家有不同的解读，我也看到过各种不一样的解读，有的人认为“一带一路”是中国谋取地区霸权的一种做法。我认为这都是误读。“一带一路”是在全球化出现面临困难的情况下提出来的战略，同时“一带一路”也是很多国家从全球化当中受益不均、受益不平衡提出来的，比如说在中亚地区有很多国家还没有卷入全球化，卷入全球化的深度还不深，他们的经济发展还不快，中国也认为自己在国际社会中有责任让中国临近地区能够更多的卷入全球化。比如说缅甸在卷入全球化方面并不深，所以“一带一路”会带动那些没有从全球化当中充分受益的国家能够受益，这其实是中国对全球社会的一个贡献，因为中国自身的力没有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那么大，所以说中国乐意从地理上比较临近的地区、比较有传统渊源的地区入手，来推动这样一个区域贸易的自由和投资的自由，促进这些地区的发展。第三，中国在完成中国自身国内很多结构性改革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有能力、有意愿在中国市场范围之外去寻找投资机会、去寻找商业机会。在前述三个时机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如果国际社会对“一带一路”产生的背景，以及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的做法能够有所了解的话，就不会抱有一些偏见，我认为大家都会赞同“一带一路”倡议。

问：未来美国会加入吗？

陈玉宇：我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包括亚洲投资银行，都是远远超过我们当初的设想，我们没有想到这个倡议能够得到那么多国家的支持。最初，亚投行说有21个国家参与，后来有70多个国家加入。也就是说，整个世界都需要勇敢地去尝试、去寻找解决方案，“一带一路”只不过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成长中的国家为全球所寻求的一个解决方案之一，而且还只是一个部分解决方案。美国会不会加入，我不敢做判断，但是我认为未来美国会更加紧密地跟中国有更多的磋商、会谈，加不加入“一带一路”也许没那么重要，但是美国特朗普会在American great again的基础上会更加客观地看到整个世界的格局和需要，全球化仍然需要美国这样强大的国家做出他的贡献。所以我相信，美国就算不加入“一带一路”，美国也会认同“一带一路”这样对全球的繁荣比较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

问：这次特朗普带来的代表团签了二千多亿的大单，是美国赚了，还是中国赚了？

陈玉宇：中美两国通过领袖的访问，借访问的机会中美两国的企业家们签订了一个超过以前历史记录的巨大的经贸单，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表明中美两国贸易的潜力、深度还远远没有到头，仅这一次签一下都能签二千多亿，将来不是更多了吗？所以远远没到头。这应该是鼓舞人心，说明两国政府如果在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交流更加密切之后，中美两国的贸易还会有更深度的发展。更深度的贸易的发展，正如我们的总书记所说的，“通商者，相仁之道也，两利之道也”，所以说明中国力求两利，让双方都获利的经贸机会还有很多，在两国领导人的推动下签了这么大一个单。

当然，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开始，总的来说，对于未来中美关系，我非常看好，但是中美关系在发展过程当中仍然会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贸易摩擦、反倾销、投资过程当中的各种壁垒等，这些事情仍将会有，而且还会随着两方的交往越多这种摩擦越多，。原因很简单，如果两个人从来不打交道当然不会有摩擦，但两个人有数以千亿美元级别的，甚至将来上万亿美元级别的贸易往来、投资往来，一定会有更多的摩擦。所以我们都期待着中美两国的领袖和政府能够更好地建立起这些机制，能够更好地将经济、文化、投资这样的合作和交流中的问题，通过有效的机制得到公平公正的解决，而不是将这些问题政治化，将这些问题意识形态化，将这些问题跟一些人们的偏见结合在一起。这是我认为签这个贸易大单的一个意义，它是一个积极的信号，它说明我们中美两国的贸易未来会有更广阔的空间。

这是一桩双方互利的买卖。第一，我认为这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很强劲，中国对于大量的产品是有需求的。因为中国国内的需求变得强劲，中国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还只是一个中等收入的国家，中国还有大量的建设需要做，所以中国依然是国际社会里面越来越大的进口需求国。所以美国产业界一定会从中得到越来越多的机会，商业机会和赚钱的机会。在短期，这样一个大单也是特朗普总统在第一年就任想寻求的，因为他要致力于解决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这样大单的签订有可能有助于减少贸易逆差。但是大家并不能寄希望于这样的领导人互访带来的贸易单来解决贸易逆差问题，而是要通过更好的两国战略的合作，更好的双方的互信，以及各自的结构性改革，管控好全球化当中带来的问题。不能将这些问题归咎于贸易对象，这样中美两国的贸易还会有更大的前途。

问：谈经贸关系，中美经贸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未来哪些领域会进一步得到挖掘？

陈玉宇：我感觉中美贸易的合作更主要是由市场来选择、由市场来说话，因此，中美两国的政府应该在贸易自由化、投资的便利化、合作的全方位上，不断地实事求是在符合本国条件下一步一步推动，既不能够幻想，一下子我就取消所有的障碍。因为取消所有的障碍也许会给各自国内带来巨大的挑战，欲速则不达，双方两国不断地稳步的消除贸易的、投资的、文化交流当中的各种障碍，才会使得贸易的往来、投资的往来走得更深、走得更稳。

比如说这次签的这些单子，美国产业界有巨大的受益，因为将来会向中国航空、能源销售这么多产品，也为美国创造了更多工作岗位。但是也会有这样的声音来批评，比如我就看到美国有一些评论说，美国变成了一个出口国了，只能出口天然气了，美国都是高技术的制造业，不出口制造业产品出口天然气了，怎么会变成这样了？我认为这都是不专业的说法，真正专业的说法是，自由贸易就在于让市场发挥立场，让中国的企业和美国的企业根据成本、收益、需求来决定进出口的内容，政府是服务好他们、管控好贸易当中的问题，而不是直接决定应该开放哪些领域或者在哪些领域更多的合作。

问：美国企业比较关注中国的哪些领域？是否关注制度、市场开放？

陈玉宇：美国的企业其实总体上来讲比中国的企业更具有竞争力。少数中国企业可能跟美国最好的企业可以相提并论，但是平均来看，总体上大部分美国的企业比中国更有竞争力。但是因为地理空间上、文化上、制度上、政策上的一些差异，美国的企业在走入中国方面，在中国的商业环境下，无论是销售产品，还是在中国投资，仍然面临着两类问题：一类是中国在某些领域开放不够的问题，中国政府也在承诺，根据中国的实际条件时机成熟就不断地推进开放，十九大报告当中进一步强调，中国必须是一个开放的国家，只有开放才能使中国繁荣，封闭只会使得中国落后。所以说中国也在承诺，我们在积极的推进我们的服务领域、金融领域向美国的企业做更深度的开放，这些障碍将会越来越小。第二，美国的企业更应该注意的是，在中国无论是经商、设立企业等等所需要克服的文化障碍、经验，两种不同的商业文化的磨合，也就是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开放、最自由的民族和国家，我相信他们在面对一个不一样的文化，他们也会越来越以开放的胸怀看待不同的商业文化，从而能够很好地适应这个文化。在我教的学生里面，在我不同的班级里面，从本科生到MBA、研究生里，有越来越多的美国学生在中国学习，这就是一个好的迹象，说明随着两国人民更密切的交往，将来这些文化上的障碍会越来越少。但是现实当中，眼下看起来要克服，它的难度仍然很大。这个问题有点不对称，中国很多人对美国的了解，有时候比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要多一些。当然，中国的企业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仍有很多需要克服的挑战。

作者简介

陈玉宇，现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教授，并担任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2014年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奖，并入选2016年度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他致力于经济发展和生产率、人力资本和增长、健康和污染、行为经济学与劳动市场、收入分配、地区差异等领域的研究。他的研究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PNAS)等国际学术杂志。曾获得教育部高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厉以宁研究奖、北京大学优秀教学奖，多次获得光华管理学院教学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