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博士王青新零售缘于新消费和新技术的联姻
从消费背景看，当前我国消费整体上已经由从无到有、总量扩张阶段，发展到追求品质、求新求特的阶段。“十二五”时期，曾经对经济增长和消费升级形成轮动推动的主要领域，例如基础设施、住宅、汽车，以及食品、家电等，出现市场增速先后见顶，潜在增长率呈现回落态势。也就是说，这些行业增长最快的“黄金期”已经结束，整体进入了结构调整的中速增长阶段。这也正是我国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的需求侧原因。
与此同时，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开始了新一轮升级。新技术加速创新应用，年轻人群、白领群体的消费需求日益向大型城市群聚集，成为带动本轮消费升级的重要动能。根据国际经验，当城市化率达到55%左右时，消费将出现加速增长，而服务性消费规模和占比的快速提升成为主要动力；按照可比价格，当一个经济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麦迪森1990年）后，其消费结构、产业结构一般会进入明显的升级阶段。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已突破57%，人均GDP已突破11000国际元，均已跨越临界点，已经进入了产业结构调整和消费结构升级的新阶段和窗口期。
从消费特征看，目前无论在消费主体、消费偏好、消费内容和消费方式等方面，都与以前有明显变化。个性化、多层次、多元化的消费需求，日益取代了同质化、规模化、低端化的消费需求，消费者日益从价格敏感转变为效应敏感。市场不断被细分，交易范围日益扩大，产品生命周期明显缩短。以服装消费为例，ZARA从设计到门店一般为3周，最快的仅为一周，而一款商品的销售周期大致在3周左右；物流上要求36小时覆盖欧洲，48小时覆盖亚洲。在3-4年前，广东虎门服装市场的档口，一般要求每周有3-5个新款上架，否则就跟不上市场；在百货和购物中心，买手制、设计师品牌、集成店也日益成为主流。
消费市场的这些变化，使市场信息更加分散，获取和处理成本大大提高。而现代信息技术和商业模式的创新应用，为适应市场、满足需求、改善供给提供了有效的途径和手段，极大降低了交易成本。当前，新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不断向各行各业渗透，实体企业“上网”，互联网企业“落地”，日益呈现生产、流通、消费融合发展和协同创新的格局。未来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将更加以消费者为核心，所以距离消费者和市场最近的零售业，开始从后端变为前端，整合和配置上下游要素和资源、影响生产力布局的功能不断强化。
新零售迫切需要明确新定位
我国长期存在重生产、轻流通的倾向。上世纪60年代，国家对商业的定位是国民经济的“桥梁”，对商业和流通一直缺乏明确定位。近年来，随着流通业日益被国家所重视，在《国内贸易发展“十二五”规划》和《国务院关于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加快流通产业发展的意见》中，明确将流通业定为基础性和先导性产业。
随着商业和流通业对生产和消费促进功能的不断提升，特别是在新零售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创新发展新引擎、新支点的背景下，迫切需要对商业进行重新审视和调整。名正则言顺，定位科学则政策精准。未来宜在定位上更加凸显两个功能：一是突出引领性，突出商业（新零售）对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创新创业、对消费升级的引领性；二是突出保障性，保障顺利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通过引导合理消费、绿色消费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我国在全球消费和供应链中的资源配置能力不断提升。
新零售呼唤新制度
新零售更多涉及到创新创业、消费、服务业等，这些领域的发展对制度更加敏感。在治理上，应从对物的管理转向对人的管理，从调整人与物的关系转向调整人与人的关系。
在治理主体上，构建更加多元化、扁平化、专业化的治理结构，充分发挥中间组织、平台企业、媒体、消费者等主体的作用。例如在构建信用体系方面，长期以来进展不快。但电商平台借助技术和创新，在平台内部构建起信用体系，并外溢到其他社会应用，真正使信用成为有价值、可资本化的商业资源，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促进交易从熟人市场向陌生人市场，从区域市场到全国统一市场的拓展。
在治理目标上，从侧重管理商品转向管理各主体的行为，重点要加强对安全和环保的监管。例如面对未来大量出现的小批量、个性化的创新产品，标准完善往往滞后于创新实践。如果所有小众产品都要制定标准并通过认证，将带来极高的成本，这就需要抓重点产品、抓关键标准，实现监管思路的创新。
在治理方式上，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从依赖行政手段，转向行政、法律、技术等手段并举，从事前监管转向事中事后监管，从单一部门执法转向多部门综合协同执法，从区域市场管理转向全国统一市场乃至国际市场管理。
在监管内容上，更加体现商品和服务并重，关注线上线下公平竞争市场规则。同时，面对难以穷尽的创新产品、瞬息万变的市场需求，应进一步扩大负面清单管理。
新零售不仅仅是零售业问题，是产业链和价值链的重构，是从制造到消费的全新生态，其功能和作用远远超出零售领域，有很强的溢出效应，所以要跳出零售乃至流通范畴来对其加以审视。
在新零售发展过程中，不仅关于规模经济、垄断、产业政策、知识产权保护等传统理论会进一步发展，促进制造业发展所擅长的园区、税收、技术、贸易等政策手段，效果也可能会大打折扣甚至失效，这都将对监管部门提出更高要求和全新挑战。要促进新零售发展，培育全新的经济及产业生态，关键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方面要消除现有的体制机制障碍；另一方面，还要在缺乏成熟经验的条件下，不断探索新思路、新举措，建立适应创新创业和新零售发展要求的新制度体系。
促进新零售发展，机遇稍纵即逝，创新不进则退，改革时不我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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