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7年年会召开期间，腾讯财经与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联合主办“融合·平衡——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主题午宴，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吴晓灵、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中金公司前总裁兼CEO朱云来、WTO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Koopman、中国投资公司前总经理高西庆、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樊纲、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等20余位重量级嘉宾参加此次闭门午餐会。
以下为嘉宾观点：
在“融合·平衡——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未来”主题午宴上，吴晓灵提到，当前全球化受阻的主要原因，在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受益的程度不同，国内各个阶层之间的受益也不同。
在吴晓灵看来，收入的差距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科技的进步，使得很多原来低技能劳动者失去工作，被更高技能的人才所替代，这样就拉大了收入的差距；二是金融工具的运用，由于金融的杠杆性，使得有钱的人会变得更加有钱，也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财富收入的差距。
吴晓灵建议称，第一，应该面向国内发展经济、改进公民福利，不要用货币政策来掩盖矛盾；第二，合作双赢。在全球化过程当中重新谈判，谋求合作；第三，加强终身教育、适应形势、开创新的领域。
美国新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是经济民族主义的倡导者，他上任之初即宣布退出TPP、并寻求谈判双边贸易协定，他的一系列政策也使世界担忧贸易保护主义卷土重来。
午宴上，清华大学金融研究院院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原副总裁朱民表示，2017年全球经济金融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美国，来自于特朗普的说和行之间的巨大差距。
但他认为，特朗普并不会改悔，重新回到全球化的措施，“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他在国内的挫折只会进一步加大他在国际上的反全球化的措施和倾向，加大贸易战的举措”。
朱民称，全球化今天有两个基础是不可逆的：一是全球的产业链和价值链，已经构成了全球今天经济活动最主要的躯干，如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离开全球的产业链活下去；二是全球的关联性和互动性大大加强。
午宴的开放式讨论环节上，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兼CEO吴小晖亦发表了三个观点，他认为，“全球化是自然规律，就像东流水，谁也挡不住”。
第一、全球化不可阻挡，无论任何人都不能阻挡；第二，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有一个巨大历史变革，即逆全球化。“但其实他反对的是TPP多边贸易，美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可能不全球化，美国的苹果手机要卖给我们，美国的Google需要全球市场，所以我相信是通过双边谈判来推进全球化，可以让美国利益最大化”。第三，中国的全球化。中国在WTO里得到了增长，也有很多勤奋的中国人，教育水平在提升，综合实力也在提升，所以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逆全球化思潮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全球化让一部分人利益受到伤害。
WTO首席经济学家Robert Koopman认为全球化既有赢家，也有输家。
“我们得好好思考一下全球化的输家或全球化的滞后者，如何能够被包容到增长当中来。如果找不到这种方式，全球化的益处不能够体现出来”。
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原副董事长、总经理高西庆在腾讯博鳌午宴上也发表了一场主题演讲，他指出，全球化对于整个中国经济的震动，比任何人的想象都要大很多倍。“如今，中国每年有将近2亿人出境，很多人在外国给家人买礼物，很难找到‘非中国制造’的小礼物了”。
“特朗普想把美国工业带回去，让美国制造业工人重新干起活儿来，可是大量的活儿美国人已经不会干了”。高西庆表示，其实很多活儿，中国人也已经不会干了，要去东南亚找人来干，“全球化的趋势，不是想挡，就能挡得住”。
高西庆对全球化的未来相对乐观。上世纪70年代，他在大学学习了“康德拉基耶夫大周期”，经济趋势和思维方式，都会周期性地发生变化，当全球化利弊产生巨大矛盾时，周期向“反全球化”方向运行。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轮转回去，再过10到20年，这钟摆又会摆回来了。“就像80年代初，所看到的趋势，现在整个转了个个儿。”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张书峰则认为，全球化离不开融合，特朗普上台以后，中国的机会就更加明显。现在有一种论调说全球化受阻了以后，对中国是一个打击，对中国的未来看不清楚，中国还受资源和环境因素的制约，所以中国在经济发展上有些力不从心了。但张书峰却仍很有信心，他认为，中国恰好赶上一个机遇，现在城市化率才57%，跟发达国家相差很大，现在中国大概有7亿人还生活在农村，城市化需求非常高。
午餐会实录摘编
话题一： 关于全球化与特朗普的第一回合
吴晓灵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
收入的差距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科技的进步，使得很多原来低技能的工作失去了，而需要更高技能的人才有工作，这样的话就拉大了收入的差距。二是金融工具的运用，由于它的杠杆性，也使得有钱的人会变得更加有钱，也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财富收入的差距。
怎么样缩小这种差距呢？
第一，我们应该面向国内发展经济、改进公民福利，不要用货币政策来掩盖矛盾。我们当前谈到了结构改革，就是因为有收入分配的不均衡。
第二，合作双赢。在全球化过程当中，重新来谈判，很好地做到合作。
第三，要加强终身教育、适应形势、开创新的领域。科技的发展可能物质的需求对制造的人需要少了，但是精神文化的制造者会要很多，所以我们应该更多创造精神文化的享受，从物资生产当中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投入到精神领域。
朱民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
特朗普的“医疗计划”议案被国会撤销，这件事是特别重要的，第一，这是特朗普的第一个重大的政治挫折；第二，特朗普延续四个月的“特朗普预期”由此结束。
与此同时，股市发生了很有趣的变化，我昨天晚上（3月24日）和Paul（标普首席经济学家）说，如果我是美国人，我今天一定把所有的股票全部抛掉。早上9：30股市开市时，因为预计这个法案会通过，股市是上升的，从白宫宣布这个法案撤出以后，股市急剧下跌。10月8日，特朗普当选以来，美国国债的历史上扬，美国通货膨胀的预期上涨，美国的股市上涨，美元的估值上涨，这个市场一片叫好，我一直认为市场过分乐观。在过去特朗普反复的过程中，美元开始贬值，美国的股市开始调整，美国的国债开始下降，以昨天为标准，美国的金融市场将进一步调整。所以，特朗普预期的第一阶段过去了。
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说过：2017年全球经济金融最大的不确定性来自于美国，来自于特朗普，来自于特朗普的说和行之间的差距。现在又一次表明特朗普说的和他的行动能力的差距是很大的。紧接着，特朗普马上说他要做税收改革。如果过境税美国不能推出的话，美国公司税和所得税的改革几乎没有任何希望。
特朗普遇到这么大的挫折，会不会改悔，重新回到全球化的措施，来推进全球化呢？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他在国内的挫折只会进一步加大他在国际上的反全球化的措施和倾向，加大他可能推动贸易战的新的举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反全球化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他会有更多双边的谈判，用各种形式来希望得到美国的利益。
Robert Koopman WTO 首席经济学家
我们希望在未来几年会看到更加强有力的消费增长、投资增长，发展中国家不断整合到世界贸易机构体系当中去，这是非常重要的影响。
80年代，你知道日本和欧洲发生了什么情况，就知道贸易是什么情况。全球贸易中有这么多新兴市场、发展中市场，再看看2014年，有更多决策在市场。所以双边的做法，比如需要谈判贸易协定。在80年代，如果是大的发达国家，像美国，基本上有市场的权利，很多国家依赖于你的市场来为他们提供需求。2014年以后，不再看到他们如此依赖与这么几个数目不多的大的市场，可能还有双边经济的压力，但是力量已经大不如前，因为世界发生了变化，因为我们看到了90年代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所以我们不要再打贸易战，我们可以谈，但是我们看看到底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是不是其他国家有必要能够对你作出反应，如果你想进入一个非常不好的贸易战的话，就不可避免长期贸易战的恶果。
高西庆 中国投资公司前总经理
所谓民粹主义也罢、民族主义这种情绪也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是很强烈的，对全球化是直接反对的。特朗普上台之后能够取得这么多人同意，刚上台那一天有成百上千人涌到美贸边境准备带着自己家的推土机去盖墙，他们觉得对我们个人利益很重要。现在有这么多的人，要想把大家的意见统一起来，很难了，以前很容易，罗马皇帝凯撒说一句就可以如何，毛主席说一句就可以如何，今天哪一个主席说一句都达不到这个程度。
所以我们看全球化的可能性，我有一个相对比较乐观的看法，70年代时我们学了“康德拉基耶夫大周期”，发现今天很多人开始说这个话了，其实这个周期到了这个时候，由于全球化大家所获得的所有好处和坏处表现出这么大矛盾时，使得这个周期往这边走，大家开始反对它。但是这个过程一定会转回去，因为你为此付出的代价会很高。再过上10到20年，这个钟摆又摆回来了。就像80年代初所看到的整个趋势，现在整个转了一个个儿。
Paul Sheard 标准普尔首席经济学家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我思考围绕着全球化的争论时，大家都在问一个问题，是不是全球化在后退？我们是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我认为经济学家和政策的决策者过多地把讨论重点放到了全球化带来的效率上，而没有去考虑全球化带来再分配的必要性，无论是自由贸易这样的政策选择还是技术力量，在讨论上都不太平衡。我们现在要重新找到平衡。
从贸易当中得到的益处非常大，帮助世界人民提高了生活水平，但是全球化既有赢家，也有输家，我们得好好思考一下全球化的输家或全球化的滞后者，比如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工人发现全球化夺走了他们的工作的比较优势，因为比较优势在别的国家。那些人如何能够被包容到增长当中来？如果找不到这种方式的话，我们就有这样一个风险，即全球化的益处不能够体现出来。
李扬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
美国过去是大进大出，向世界借钱，现在对于美国来说，储蓄率这么低，这么高的借债，他也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所以美国也要调整。
我倒倾向于认为这种目前看起来去全球化的趋势，是多数国家调整过去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的结果，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所谓去全球化就有积极意义。
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反对的是多边协议TPP，还有南美自由贸易区，他说重新谈，双边谈。所以是不是意味着全球化在找新的路径，如果这样的话，对目前这个情况就应当积极地、正面地给予评价。对于我们来说，也应当积极、正面地去应对，而不要那么消极地去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个事情就比较好办。
樊纲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
我们的贸易依存度有两个算法，一个是GDP和贸易总额相比这其实是不对的，是夸大的，在GDP当中算贸易增加额，每年只有13%、14%、15%，这对于我们经济形势的判断和政策判断是有很大意义的。我们当年为什么搞了四万亿？有各种原因，从概念上当时有一个错盘，如果我们认为中国贸易依存度是50%还不是15%的话，就要很大的刺激政策才能堵住贸易的下降。我们自己对贸易对中国的影响也要进行判断。
在世界新的形势下，世界上不是那几个发达国家，现在越来越多其他的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世界贸易在全球化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我们也应该更多跟他们合作、贸易、投资，这样全球化才能真正发展，而且有更大的动力进行发展。
吴小晖 安邦保险集团董事长
其实特朗普是反对TPP多边贸易，想用双边谈判实现美国利益优先。美国经济发展到今天，不可能不全球化，它的苹果手机要卖给我们，它的Google需要全球市场，所以他是想通过双边谈判来推进美国利益最大化。
中国的全球化，通过加入WTO里得到了增长，我们已经有很多勤奋的中国人，再加上我们的教育水平在提升，我们综合实力在提升，所以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趋势，我们可以通过双边、多边的协议来推动保护中国利益，以真正的实力推动我们中国提倡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话题二： PPP的市场驱动力是什么？
焦小平 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主任
我自己反思这三年PPP市场驱动力到底是什么？全面深化改革的制度红利，因为我们政府做了有限政府，让市场做更多的事，释放了活力；过去的PPP市场是分散的、分置的，我们通过统一的规则，使整个市场开放、区域分割和所有制的歧视得到了很大的清除；我们把财政的钱袋子和政府的履约机制联系起来，目前通过财政可承受评估，政府承诺的义务纳入中期规划、纳入预算，社会资本才可以敢做长期投资；当前市场结构性机遇，因为当前商品市场、产业市场都比较萧条，相对来说在公共产品服务市场安全度比较高。
PPP本质来说是一种政府的市场合作，所以政府转变的职能和政府了守约、履约，以及我们相应财政投资的政策配套尤为重要。虽然也碰到了很多问题，但目前PPP的市场会越来越好，我们今年通过三年的时间准备在污水、垃圾两个领域必须进行强制性PPP识别，如果市场能做的，政府不再拿一分钱，政府从分配资金做项目改为购买服务。
在“一带一路”过程中，PPP是公共服务一体化运管模式，希望更多把中国的制度和其他国家进行交流，在“一带一路”中输出中国更多的资本，我们更多的产业，能从“一带一路”走向全球化。
贾 康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
在具体的经济发展建设过程中间，像PPP，政府和企业结合在一起要做机制性的创新改进，才能打开新的局面。原来说终于认识到政府和企业井水不犯河水是进步，现在变成在一个公共工程基础设施连片开发项目里，要以伙伴关系来共同共事，更是螺旋式进步，必须结合者成功的机制创新才行。
结构性改革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攻坚克难的阶段，我们学者观察PPP现在在中国有关部门不遗余力在推进，完全正确，但是怎么样主管它，两个部门之间现在的磨合相当不容易。现在要加快PPP法出台，但摩擦非常明显。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时候我们考察访问韩国时，去见韩国财政部的人，人家不叫财政部，叫规划与财政部，它的功能更适应于这种创新，更适应于我们说的融合、平衡的优化过程。中国碰到若干这样的坎。
张书峰 华夏幸福基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裁
我觉得产城人的融合非常重要。华夏幸福企业一直在北京、上海、京津冀区域、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上做这种实验，我们邀请各位专家能去我们做的地方看一看，我们做的完全就是对标尔湾、波士顿、硅谷、新加坡他们干的。我们的实践非常有意思，而且在河北固安的地方已经成功了，我们在十几年前做的时候，固安这个县城只有7000万的财政税收，但到现在已经80.9亿，现在排名河北省第二名，成为全国百强县。这个模式非常好，恳请大家对于产城人的发展模式多加关注，而且这个模式受到国家财政部和发改委的认可，也列为PPP的示范项目，解决了很多问题。
话题三 ：人工智能AI热的冷思考
洪小文 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微软亚太研发集团主席
什么工作无法取代？比如跟机器说要去比赛跑步，或者要跟飞机比谁能飞，我觉得这种没有意义，就相当于你跟计算机去比计算一样的没有意义。所以永远是人+机器，怎么样去达到我们做不到的事情。我们跑不快，发明汽车；我们不会飞，发明飞机；我们算得不够快、不够准，我们发明计算机。将来很重要的决定，比如金融专家投资哪个公司，这样的决定AI可以帮助你做很多数据统计，但最后还是要我们CEO作出决定，你错过了，等到明年数据要重新来过。
我们所做的很多重要决定、所做的很多创新，AI都可以帮助我们。历史上很多这样的例子，三十年前就有很难的数学问题，一些数学家用人+计算机去证明这个问题，我觉得未来有医疗、工厂等，人+计算机可以做到人想不到的事情，人跟机器可以是很和谐的，人工智能和人类智能共进化，有两层意义：做人工智能帮助我们了解什么是人类最有价值的智能，同时人跟计算机帮助我们以前做不到的超级智能。
蔡鄂生 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
刚才看了一条消息，比尔盖茨和中国扶贫基金会签战略合作协议，盖茨要到咱们这儿精准扶贫来了，要搞农村的基础教育、医疗、农村金融。刚才晓灵院长提了一个问题，人工智能以后的道德底线是什么？没法弄。为什么？因为只要是人操作，必须跟社会法律相结合。现在很热的一本书叫《未来简史》，作者的思维方式，我觉得是对人和自然分析非常透的一个人。现在讲全球化、融合、平衡，就是资产负债表，但是现在人和自然怎么融合、平衡？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我们跟大自然怎么来提高开心度。他还讲了一个问题，对所谓的预测，到达一定结果时，人类欲望和不满足感，又促使它再往上发展。所以他提到了现在科技提高了，但未必像过去的人那么觉得舒适。
刚才主持人还说海南跟广东都在南边，因为贸易的问题，广东发展的快。海南1988年才建省，但是海南在宋朝时，是中国很富裕的地方，根本人家不愁吃、不愁穿。我觉得我们在研究科技这些东西时，一定要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和我们现在到底要把人和自然的关系调整到什么程度好好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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