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观点：
近年来，中国经济承担着巨大的下行压力。经过多年的去产能及供给测结构性改革，进入2017年，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进入“增速换档期”。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触底反弹？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信心指数如何？
此外，IMF的一份报告指出：过去三十年以来，GDP飞速增长，而各国民众幸福指数、满意度却呈反比例增长。经济的发展与生活的幸福有直接关系吗？
针对这些问题，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原子智库独家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蔡鄂生、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马蔚华、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院长李剑阁、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巴曙松、春华资本创始人胡祖六、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王广宇等众多经济学家，畅谈中国经济的未来，与中国民众的幸福指数。
以下为观点原文：
中国经济是否已经触底反弹？
中国经济接近底部，专家普遍看好未来
中国银行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 巴曙松：
看中国经济整个的波动，从1997、1998年碰到亚洲金融危机，经济增长到一个低点，随后当时中国出台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加入WTO、国企改革，包括培育房地产市场，带动中国经济持续的上升，2007年到了上升的高点。2008年碰到了美国次贷危机，经济有一个陡峭的回落，到2009年初达到一个低点。那个时候我们出台了以四万亿为代表的一揽子的经济刺激计划，有一个明显的回升。实际上从2010年一季度到现在，经济一直在逐步地回落，经济在转型，找到新的增长的均衡点，或者是L型，在左侧运行。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现在基本上在L型横的这部分逐步站稳。所以目前说到信心指数，2010、2011年作为高点，跟现在回落相比，现在非常接近底部，跟过去几年比应该是要好转的。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王广宇：
整体来讲，我还是看好的。因为我想中国有14亿人口，你看在北京、在上海、在深圳的机场地早上6点钟就已经满了。昨天我到海口的时候，晚上11点钟机场都还是爆满的。不管是在深圳，还是在上海或者在博鳌这里，大家都在努力地工作。我想这是社会财富创造的根源，所以中国经济因为有巨大的人口和社会基数，有大家追求美好生活的努力，所以我认为整体的趋势是向好的。就像现在中央在推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结构性失衡的问题。在我们社会或老百姓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之间，和我们的供给侧出现了比较大的矛盾和冲突。所以我想未来在这些实体经济，包括提供什么样的产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提供什么样的金融体系，日后为这个社会增加更多的福利，在这个角度上解决这些矛盾和结构性的问题，我想是一个重点。
但是这不影响整体的信心，我想可能我们会在新常态和结构性改革的趋势中走得更稳一些，但是要慢慢消化和解决这些社会问题，这是当前的重点。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世锦：
应该说中国经济在经历了七年的回落以后，现在已经非常接近底部，或者已经开始触底，触底的含义就是由过去10%左右的高速增长，现在转到中速增长。中国这么多年发生的变化是一个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这个转换现在接近于完成。我的判断：2017年是中国经济触底，进入中速增长的一个验证期。也就是说2017年或者今后一两年，当然也还有一些不确定性，中国经济有可能出现反复，但是有很大的概率是能够触底的，触底以后就进入中速平稳的增长期。中速增长期能够持续多长时间？我的判断应该是在10年或更长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下一步面临的问题是中速增长期的动力在什么地方？大概有三个方面的动力：第一，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些经济领域要提升效率；第二，需要发展一些新的产业，特别是生产型服务业；第三，要推动前沿性的创新。这三个方面的动力其实都需要做一件事情，即深化供给侧结构。所谓供给侧结构现在大家讨论比较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比较多，但是核心的一点其实就是怎么来优化配置要素资源，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这可能是我们下一步改革要解决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
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 马蔚华：
我刚刚参加完“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描绘了今年政府改革发展的蓝图，特别是这些政策都非常具体可行，我们听了之后，还是觉得这些措施真的能够到位，中国经济会在结构调整中大大地进步，在振兴经济的过程中会大大向前迈进，因为那些政策措施应该都是具体可行的。政府报告也讲到了我们面临的困难，进一步进行政府行政机构的改革，进一步下放权力，进一步推动市场改革，这些都需要发挥一定的气力。比如针对“僵尸”企业，怎么能够解决他们的调整问题，这是需要下决心，还得有方法的，这些都需要继续努力，要有定力。
从未来“十三五”的蓝图来看，我觉得也是描绘了一个未来五年发展的蓝图，我们从去年“十三五”推出以后，我们一直在理解，在认识，特别是“十三五”把创新放在五大理念之首，中国现在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振兴经济，发展新的经济方面，都需要创新，也包括我们的改革都需要创新，只要大家共同努力，我们就非常有信心实现“十三五”的蓝图。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吴晓求：
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提倡贸易自由化、投资便利化、经济全球化的国家，甚至是提到最多的国家，甚至是这“三化”的领导者。我们回想在二十年前，美国也好、欧洲也好，都是领导者，天天说服中国，甚至施加压力，你们要开放你们的市场，你们要提倡贸易自由化。中国人也不怕竞争，不就是竞争嘛，看看谁的产品好，后来我们很快加入WTO，整个经济融入国际体系当中，贸易自由化，根据WTO规则，中国经济在这样一个贸易自由化过程中获得空前发展，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经验。可是我们二十年后，特别是美国，走了相反的道路。我还是那句话，这个事情不会走得太远，因为不符合现代经济发展的规律。
经济发展了，为什么反而不幸福？
经济发展了，中国人更幸福了
中国银监会原副主席 蔡鄂生：
好像在中国不完全是这样，中国特别是十八大以后，大家的舒适度、愉快的心情的信心我觉得增长的。在其他地方的GDP增长，这就是有一个问题，可能单纯地说GDP地增长，不和全球化、不和各国政策结合起来是不行的。
为什么现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所谓民粹一些思想意识上升，就是因为基尼系数问题。习主席在去年杭州（G20)峰会上专门讲了基尼系数的变化。全球化过程中，在现在发展中为什么现在GDP反而还提高了？这就是在发展当中所产生的问题，就是说没有把握社会的平衡发展或者叫做均衡发展，使一部分人和大的群体之间的财富增长发生了一个快速增长的过程。这个必须得靠经济的手段，比如说通过税收来调节，当然也有一些是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经济上所能解决的。
另外这些所谓富人他们应该怎么办？有一些人讲想当慈善家，没钱能当慈善家吗，像比尔盖茨这些人，他知道他到了一定程度，要把他的责任还给社会，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在强调社会责任。但是在过去我有一个认识，不知道对不对，老说社会责任，社会责任的最基础对于企业家来讲，对于搞实业的人来讲，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是把自己的企业搞好，把自己员工的水平提高起来。而不是说现在你自己的企业还没搞好，就光给外面捐钱。在我们国家有些地方就发生这种事，为了取得一些资源或者民意就去捐钱，结果他的企业一塌糊涂，这叫尽社会责任了吗？完全称不上社会责任，而且我觉得那是一种不良的风气。只有把你自己的企业搞好了，你的质量和可持续发展了，你对社会的责任首先在你企业的产品、在你企业的服务质量，只要你的基础好了才能够走向公益。我们现在要讲税费减少是一回事，但是你的企业发展能够通过正常的税收费用交给国家，这就叫尽到社会责任了。
因为GDP的发展，大家的幸福指数下降。你看过《人类简史》和《未来简史》吗？作者就讲到为什么人不断地发展、社会发展、高科技控制，但是大家的感觉不如过去开心了。
他说人的发展对于社会也有一种需求和欲望的指使，你不断地努力、不断地创造，就是不断地在辛勤地劳动。但是这个成果出现了以后，你也不能马上去享受，特别现在的人工智能以后，现在科技高速发展以后，未来社会是什么样？他说可能是少数人控制，少数人控制一些机器，大多数人就来享受，但是大多数人怎么来享受人工智能的东西呢？我坐在这儿可以把家里的饭做上，那我干吗去？
你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和《未来简史》有很多相似性，所以是值得我们现在人来思考的。习主席讲我们是不是把真正人民的利益和他的生活放在心上去考虑的发展，还是只是为了快而快，为了强而强，而在这个过程中忽视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什么强调精神扶贫？就是为了使我们国家已经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情况下，不能还让那些贫困户继续贫困下去，这就是我的思考。但要说这个问题根源的产生有很多啊，比如金融方面由于危机造成各种套利，还有包括冷战以后劳动力的大幅度增长。各种套利的出现，再加上这种东西做过还造成了危机。每一次危机都要洗牌的，要处理好了可能我的东西就保住了，有的就洗没了。
2015年很多股民也经受了那种考验，但是在那里被洗了不少，让少数人发了。我们就提出来要治理市场乱象，所以金融就是要治理市场乱象。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现在也要讲结构的合理，符合基础发展的过程。而且还要和通胀指标、就业这些匹配。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院长 李剑阁：
这反映在一部分人身上，我不认为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比如美国最近川普当选总统，反映美国一部分人，特别是白领、中产阶级等白人，相对于过去来说，（经济）增长速度慢了，其实他收入绝对水平未必是下降的，只是他跟有些人的相对收入优势不再存在了，或者对于富裕的人来讲，收入地位相对下降了，所以很不满意。因此，他们认为经济的全球化导致美国的收入分配不均。但是也有研究认为，经济全球化，如果把这个样本扩大一点，从全球来看，其实对于全球的收入分配是更加平均了。比如中国改革开放快四十年了，在这四十年当中，中国脱贫的人数和中国人的人均收入大幅度提高。中国人和欧美人相比，我们的收入差距是缩小的。从全球范围来讲，收入分配是平均的，从一个国家来讲，可能收入分配是差距拉大了。所以关键是从什么角度去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刘世锦：
这个情况可能还需要分析，不能笼统地说经济发展水平越高，人的幸福感越差，不一定是这种简单的对比关系。如果如此的话，我们为什么还要发展经济呢。肯定应该说经济发展对提高人的幸福感总体上来说还是正向的关系。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也会有，有一些地方收入提高了，但是幸福感不一定增强。这里面的情况相当复杂，比如现在大城市里人们的收入是增长了，但是生活的压力很大，其实反映了现在大家一种状况，就是房价这么高，房价是整个社会中间一个基础性的东西，房价上去以后，几乎所有的成本都会上升，所以大家日子过得比较艰难。再一个是竞争压力很大。还有可能有些情况下，收入增长，但生活质量、生活品质不一定提高，比如公共服务能不能跟得上。竞争压力比较大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人际关系不像过去那么温和等等。所以是一种综合的感觉。
当然这个实际上就提出一个问题，我们在推动经济增长的时候，怎么增强人的幸福感？还有一个原因，现在收入分配差距，包括财产分配的差距，是在拉大的。这样的话极少数人的财富是急速增长，相当一部分人虽然比过去有所改善，但是比较以后，心里面仍然不痛快。另外这个世界上并不是所有人都依靠自己的劳动和智慧来发财致富或者增加自己收入的，这样有些人的心里面会有一种不平衡的感觉，这些都会影响到他对幸福感的体验。
（从提高幸福感的措施来讲）这个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机会，受教育机会、就业机会，横向流动和纵向流动的机会，让每个人首先把他的能力能够发挥出来。人在社会上，特别是在一个变动比较剧烈的社会里，收入增长是一回事，同时希望自己能够参与进去，自己能力能够得到更好的实现。但要达到这点，其实人和人之间所处的环境差异很大，比如农村里的很多孩子天分不一定很差，但是从小不像城市里孩子受那么好的教育，所以很多机会就没有了。我们怎么能让这些弱势群体，实际上往往更缺少机会，这一部分人能够获取机会能力可以提升，或者我们制度、环境可以给他提供更多这样的机会，使他本身已有的能力能够得到提升。这样的话，全社会收入差距、财富分配差距都会缩小。因为我们相信人和人之间能力上的差距有，但肯定不会像我们现在社会上所出现的收入和财产分配差距那么大，因为还是存在一些体制上、政策上、环境上的差异，怎么把这方面一些差异尽可能缩小，使每个人能力能够得到提升。
当然即使如此，可能有一部分人总体上能力还是比较差，这个时候要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比如通过低保、社会福利政策等等加以救助。所以社会公共产品的提供也是相当重要的。
幸福指数与GDP无关：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王广宇：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我想人的满意度或人的幸福感的获得不一定跟经济（有关）。当然经济是基础，如果一个人真的吃不饱、穿不暖，我想他去追求其他的幸福或满意就有点过分形而上了。但是就你提到的问题，当在我们吃得饱、穿得暖，然后有房子住，然后有基本社会保障的情况下，每个人可能对幸福感、满意感的追求就会上升到一个层面，比如会追求文化和精神层面，这个时候就要看文化和精神产品的供给方能不能提供高质量的让他们满意的产品或服务。可能这个用户就会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就会关注环境的是否优良，就会关注其他另外的一些不直接跟经济指标挂钩的问题。
毫无疑问，过去几十年的全球化浪潮或者是经济快速增长的浪潮，更多地体现在物质财富的积累，在精神财富、在文化和环境领域其实造成了很多缺失或问题。我的看法就是人类要补这一课，就是更多地在一些精神产品、文化产品、社会公平主义、全球化、人类和环境的问题、资源消耗问题上有新的突破。
中国招商银行前行长 马蔚华：
在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表现，并不是说整体上，没有一个指标说经济发展，所有人感受都下降，没有这样一个指标。经济发展以后，不同人感受不一样，当然有一些在经济发展中可能迅速富起来的，还有一些可能相对的也增加了财富。人们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需求，在吃不饱的时候，可能你吃饱饭就满足了，但是条件更富有的人，又有了新的需求，当这些新的需求没有满足时，他也是不满意的，他原来最初的需求可能早就满足了，吃饱饭满足了，但是又有新的需求，没有达到新的需求，他也会不满意。所以这是发展中国家成长型的经济遇到的差距，贫富差距、财富不是均等的、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会产生一些抱怨、产生一些不满意，这都很正常。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吴晓求：
这可能多方面的原因，第一还是和人们的生活成本大幅度提高有关系；第二也可能跟竞争的压力有关系；第三是可能和贫富差距，经济增长缺乏预期，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这样一来，会发现保护主义，特别是贸易保护主义，还有民粹思潮，实际上发现都是人们情绪的一种反映。无论是保护主义抬头，还是民粹主义，实际上都是人们对过去、对于今天一种现象的不满意。相对来说，如果乐观一点的人会更加趋向于开放，包括全球化，这些可能体现出人们的一种心态、一种预期、一种心情。你刚才说的情况的确反映出人们的一种忧虑、一种压力。
春华资本创始人 胡祖六：
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而且有很多社会心理、文化因素，甚至有宗教的因素在里面。但是在正常情况下，比如一般来说人均GDP水平越高，国民财富越高，人们会更幸福，比如不用饥饿、不会因为疾病和经济水平的制约失去上学的机会、受教育的机会，你想成为歌唱家、成为体育明星，都需要一定的经济收入作为基础的。总体来说，在正常情况下，在绝大多数国家、在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个规律是人均GDP越高、经济越发展，人们会越来越幸福。
但是随着工业化、城市化，可能生活节奏越来越紧张，特别是中国工业化付出的代价是空气污染，加上拥挤，所以人们越来越紧张，内心越来越烦燥，不安宁，可能会影响他的幸福指数。
另外还有一点，以前穷困，所以就有了目标，我想赚点钱，能够买个房子、买个汽车、能够出国观光旅游。但现在突然这些目标都实现了，下一步怎么办？所以反而变得比较空虚。这也跟每位公民的教育或文化素养有关系。其实当物质基本需要满足以后，不是以追求更多物质财富为目标，而是应该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感为目标。比如各种丰富的兴趣爱好，有特长，甚至有社区的服务，义工、志愿者，这些都会给你自己带来满足感。另外还有感恩的心，人学会感恩，你得到的东西都不是理所当然的，都是社会赐予我的，我很幸运，他就会很幸福。
像巴菲特是全球第二大富翁，仅次于比尔盖茨，其实他根本不需要钱了，他已经89岁了，每天一大早去办公室上班，他说我要边唱边跳去上班，因为他很开心，他觉得工作很有意义。他赚钱不是为了自己，都捐给了比尔盖茨基金会，他喜欢这份工作。另外他常常说他很成功，巴菲特再能干，如果生在阿富汗、孟加拉，他也不可能成功，这是一种感恩的心。可能因为宗教的原因，因为我们国家没有信宗教，以前都是讲意识形态的说教，但是很多普通老百姓不是意识形态，所以精神上很空虚。这也是一个原因。
正是经济发展以后，有些人不幸福或者内心不宁静，甚至导致很多精神病，这也是我们社会和政府需要正视的，而且需要我们在教育体系方面、精神方面去下工夫，从个人来说，就是自己要学会感恩。
编辑：Tina、Lindy、Ja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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