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109期

钱颖一:反腐不仅是公平正义道德问题 同时也是效率问题

腐败是件坏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财产转移,从公有财产变成了个人资产。但是不容易看到的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现象,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这是效率的损失。反腐不仅仅是公平正义道德问题,同时也是个效率问题。效率并非人类社会的唯一价值,但却是经济学最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

编者按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在其《经济学原理》一书中,有一段关于效率和平等问题的描述,他认为社会在效率和平等之间面临着一种权衡取舍,效率是指社会能从其稀缺资源中得到的最大利益,平等是指将这些资源的成果平均的分配给社会成员。在经济发展的研究中,我们历来重视公平平等的探索,却常常忽视效率的真正含义。

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钱颖一看来,我们对效率的重要性的理解往往是非常不够的。效率的重要性有三点:首先,公平问题通常显而易见,但效率问题通常不显而易见,例如腐败是件坏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财产转移,但事实上也是效率的损失,反腐不仅是公平正义道德问题,同时也是效率问题;其次,效率问题和公平问题是有联系的,从效率角度分析,共赢亦能带来公平。最后,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经济学重视效率,也只有经济学重视效率。

对于效率问题,著名经济学泰斗吴敬琏认为,只有提高效率才能解决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问题。在他看来,效率不高是因为制度环境有问题,不具备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怎么才能具备?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怎么才能够在资产配置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必须要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将改革落实到位,这个体系才能建立起来。

经济学泰斗厉以宁同样肯定了效率的重要性,并认为超常规效率来自于效率的道德基础,道德调节也是除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外的第三种调节。拥有道德基础的效率具有更深远的意义:第一种效率是生产效率;第二种效率是资源配置效率;第三种效率即“X效率”,来自道德理念的超常规的效率完全有可能在调动大家积极性的情况下来增加正效率。

以下为文章全文:

钱颖一:我们对效率重要性的理解往往是不够的

图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图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钱颖一

经济学最重要的价值判断标准是效率(efficiency)。这里说的效率,简单地说就是没有浪费,或者说把饼做大。效率不是人类的唯一价值。比如跟它对应的一个价值叫作公平或公正,就是饼如何分配。这两个价值都很重要。但是我下面想讲的是我们对效率的重要性的理解往往是非常不够的。为什么效率重要?有三个原因。

一、效率问题不显而易见

首先,公平问题通常显而易见,但效率问题通常不显而易见,因此很容易被忽视。我们讲《经济学原理》的时候举小偷偷窃的例子。所有人都认为偷窃不好。为什么不好?因为偷窃是不劳而获,是不道德的。偷窃也不公平,因为财富无缘无故地从一个人手里转移到了另一个人手里。经济学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经济学家认为除了道德问题和公平问题,还有效率问题。一般人看这个问题,无非是原来我有2,你有3,现在变成了你有5,我只有0。经济学家推理说,需要再往下想一步。因为我知道你要来偷窃,所以我就要买锁,就要雇保镖,这些都占了资源,饼就在无形中变小了。这就是效率问题。

同样,腐败是件坏事情,我们看到的是财产转移,从公有财产变成了个人资产。但是不容易看到的是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现象。如果不反腐,就会有人受贿。但是,一般人们不会自动给你钱,所以你就必须把门槛设高,必须制定出很多规章制度,这个时候才有人来贿赂你,为的是通过这些门槛。这就叫“寻租”。结果无形中增加了企业的成本,这是效率的损失。一般人看不到这一层。腐败如果只是指财富的转移,如果饼的大小没有变,那只是有关公平和道德的问题。但是如果由此引出“寻租”现象,带来的成本就大了。如果设立了很高的门槛,本来是一个很好的项目,但不能上这个项目,造成的损失就会很大。所以反腐不仅仅是公平正义道德问题,同时也是个效率问题。从中我们看到,公平问题通常比较显而易见,但效率问题则不显而易见,这就是为什么效率这个落脚点会给经济学家的分析带来一般人看不到的结果。

二、公平问题是零和游戏 效率问题是正和游戏

效率问题重要的第二个原因是效率问题和公平问题是有联系的。公平问题通常是零和游戏,但是效率问题不是零和游戏,而是正和游戏。从效率角度分析,很多改革就能推动,因为效率提高了,饼做大了,赢者就可能补偿输者,虽然并不是总能做到。如果仅仅看作是一个公平问题,改革就没有共赢的解,因为你多了,别人就少了。我们有句话,叫作发展中解决问题,是很有道理的。这就是经济学家的思路,在提高效率时,饼做大了就可以多出一块,这一块再去分,就有共赢的解。

为什么经济学家会有这种思路,而别人没有呢?因为经济问题、商业问题,与政治问题、外交问题、军事问题的一个非常不同之处就是,后者往往是零和游戏,甚至是负和游戏,而经济问题、商业问题往往都是正和游戏,因为效率是可以提高的,所以大家是可以共赢的。经济学落脚于效率的思维模式强调基于效率提高共赢的可能。当然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一定会实现,但是如果你想办法,是有可能的。

共赢一定是效率的提高,但是反过来未必,就是说,效率提高未必一定共赢。即便是这样,也已经扩大了社会改革的巨大空间。而这个思路只有以效率为落脚点才有可能。

三、只有经济学重视效率

效率为什么重要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经济学重视效率,也只有经济学重视效率。如果我们经济学家再不谈效率,社会上就很少有人考虑效率了。正是这种稀缺性,是经济学家讨论效率问题的价值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当经济学的视角和原理应用于其他社会科学时,比如研究犯罪、家庭等,分析可能被批评过于简单了,但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逻辑确实是其他学科的思维没有考虑到的。其他社会科学学者不考虑这个问题是因为学科的侧重点不一样。而经济学家的侧重点是效率,这在其他学科中往往是不存在的,因此是稀缺的。所以经济学的分析力量是很有价值的。

延伸阅读

吴敬琏:只有提高效率才能解决潜在增长率下降

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图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吴敬琏

(原文标题:吴敬琏:信用扩张难抑制潜在增长率下滑,需提高效率)

一、从需求侧无法解释经济增速下滑

中国面临着具有很大不确定性的国内和国际环境,也提出了许多问题需要去解决。老实说,经济学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有作用,可是作用有限,因为有一些基本问题并不明确,解决方案也是“五彩缤纷”。经济学家能做的事情,就是解决这些具体问题背后的基本性的问题。

譬如说有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中国经济的下行,所谓进入“新常态”,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过去少说大概有八年,更长远一点说也许已经有二三十年,用的方法是从需求侧找原因,经济学家研究问题,首先要有一个分析框架,一个正确的分析框架,第一点就是选好视角。

在考察中国经济为什么出现困难、为什么增速下行的时候,第一个选择视角就是从需求方面。通俗的说就是“三架马车不得力”,可是用这个作为一个视角的基准,或者说观测的尺度,用我们过去经济学的理论来说,就是用凯恩斯主义的理论框架去分析。但分析发现解释不了为什么我们经济增速在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下滑。

在增加需求方面,特别是2008年以后,政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需求的综合指标就是货币发行量。你看我们这些年来的货币发行量,信用扩张的程度是非常高的,要说总需求增加了很多,可是增速继续下降。经济学家当然就有争论,争论的结果从中国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个问题,说问题出在供给侧。

二、潜在增长率下降不能靠发票子、扩张信用解决

供给侧的基准是什么?就是所谓生产函数,供给的增加是由供给的三个主要动力推动的,就是劳动力的投入、资本的投入(投资)和效率的提高。问题出在原来的动力削减了,比如人口红利减少了,投资的效率降低了,而效率不但没有提高,它对于增长的贡献在本世纪以来还有下降的趋势,经济学家叫做潜在增长率下降。

潜在增长率下降不是靠发票子、扩张信用能够解决的,只有提高效率才能解决。怎么才能提高效率呢?效率不高是因为制度环境有问题,创新和创业的制度环境不具备。怎么才能具备呢?就要执行十八大以来的决定,特别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怎么才能够在资产配置中让市场起决定性作用呢?必须要建立起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里包含了很多,十八届三中全会来说就是386项,要这些改革落实到位,那么这个体系才能建立起来。

但是现在看来,这个问题没有完全解决。按照这个思路,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落实十八大以来关于经济改革、法治建设等等改革的决定,所以执行这些决定,就起到中心的作用。可是因为我们在这些基本问题上,虽然在中央提出以后好像是大家都接受了,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完全解决问题。

随便举一个刚才诸位企业家提到的问题,可以看到它牵涉到许许多多基本的制度建设。比如宗庆后先生提到要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它的根本还是要提高效率。这些年来不只是本届政府,上一届政府就开始了,为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作出了许多规定,比如《劳动合同法》,比如规定最低收入,规定每年工资增长的最底限,但它的作用似乎不大。

根本问题在于你要提高他的生活水平、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提高的来源在于创造更多财富,否则的话,你硬性规定去提高工资,而效率没有提高,那么企业就受不了,受不了的一种情况就是自动歇业,一种情况就是资本外逃,或者是投资移民,这些事情正在发生。

三、只有完善体制提高效率才能激发新动能

所以需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是要推进我们体制的完善,只有推进体制的完善,才能提高我们整个经济的效率,只有提高了效率,才能维持有效率的增长,才能谈得上企业的繁荣,劳动者收入提高。

所以我觉得我们经济学家能够做的事情就是跟诸位合作,在这些基本问题上提出有根据的意见,然后在跟政府、企业家、普通劳动者、普通市民合作中,把这个事业推向前进。今后我希望在这个方面我们能够有更多合作,要找寻我们新的动能,这新的动能就是在三个增长的主要动力中着重提高效率。

怎么才能提高这个动能呢?就是要发挥市场的原力。要把市场体系建立起来,它才能发挥原力。而要建立这个市场体系,就是要落实各种各样的改革措施。如果经济学家能够对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对人们的幸福提出贡献的话,我们只能跟诸位合作,尽我们的努力,使得我们的解决方案有扎实的、科学的基础。

厉以宁:超常规效率来自于效率的道德基础

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图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厉以宁

(原文标题:厉以宁解释负效率三大原因:企业个人目标不一致)

一、第三种调节——道德力量

我们都知道,市场调节被认为是第一种调节,它是靠市场规律起作用的,但是还有第二种调节,政府调节是依靠法律法规、制度政策来实现,难道就这两种调节吗?有没有第三种调节?应该说有,而且它的时间比市场调节、政府调节要早得多。

市场什么时候有的?几千年前的事情,在原始部落之间开始进行了交换,这是最早的市场。政府调节比这更晚,只有有了国家、有了政府,才有了调节,人类社会存在了多久?少说有几万年了,在漫长的岁月中,没有市场就没有市场的调节,没有政府就没有政府调节,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习惯,惯例,道德理念。

市场是一个无形的手,是靠市场规律作用调节的,政府有形的手靠法律法规在起作用,道德力量的调节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为什么说是无形的呢?因为它是靠自律形成的,怎么会是有形的呢?道是无形却有形,道是有形又无形。道德力量调节在没有市场调节、没有政府调节的情况下它是唯一的调节,人类社会存活下来,有了市场、有了政府以后,道德力量仍继续存在,没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节时它是唯一的调节,有了市场调节、有了政府调节而仍然存在,起着作用。

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整个社会是个大领域,其中只有一部分是交易领域,是交易领域市场规则起作用,没有交易领域,那就是非交易领域,非交易领域靠什么?因为是非交易领域,市场规则不起作用了,一个家庭、一个家族、街坊邻居的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在非交易领域里。

政府调节是管理违背法律界限的事,不违背法律界限的不管,家庭生活正常的不管,但如果家庭中有人虐待儿童、毒打配偶、虐待老人,那政府就要管,不然政府是不管的,这里靠的是什么交易?靠的是道德,我们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老话,小乱居城,大乱居乡。小乱为什么居城?乡下人往城里跑,因为城里有城墙,有兵驻守;大乱为什么居乡?因为大乱期间,城市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可能在城市打得很激烈,火攻、水攻、断粮、断水,城里都怕,所以有大动乱时,城里人往乡下跑,跑得越偏僻越好,在大动乱时期,市场是瘫痪的,政府是失灵的,但人类社会存活下来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道德力量的调节。

二、把道德力量调节放在重要的地位

经济学经常是谈效率的,经济学始终认为效率重要,但一定要认为效率是两个基础,一个基础是效率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个基础是效率的道德基础。

重要问题在哪里?重要问题在于仅仅有经济中的物质技术基础,只能产生常规效率,多少厂房、多少设备、多少劳动力、多数原料、质量如何等等,决定了常规效率。

超常规效率从哪里来?它来自于效率的道德基础,举个例子,在抗侵略战争时为什么国民有这么大的凝聚力和工作热情?它是道德因素起的作用,在大自然灾害来的时候,为什么同志们抢险救灾,互相帮助,为了什么?它是一种友爱的精神、互助的精神,是道德基础起的作用。再看第三个,移民社会的效率为什么这么高?比如今年广东福建一带住了很多客家人,客家人从哪里来,是中原动乱以后从河南等地南迁,来到了今天的广东、福建、江西。

我专门在江西做了调查,江西鄱阳湖东面有一个县叫鄱阳县,鄱阳县有一个镇叫瓦屑坝镇,北方的移民过长江了,进入到鄱阳湖,在鄱阳县登陆,登陆以后集中在瓦屑坝这个地区,干两件事,第一件在那里干的是到了新的移民区该做什么,换句话说就是办学习班,要友好待人,不要以强凌弱,要友善对待当地的土著居民。

学完以后第二个,这支人到广东、这支人到湖南,这支人到福建,这支人留在江西,用文化把他们凝聚在一起,所以效率高。

不只客家人如此,清朝后期到民国初期闯关东,几十年时间里山东、河北到东北的移民都出来,城市也渐渐初具规模,山西人、陕西人、甘肃人到内蒙叫“走西口”,它也是一样的,福建广东人下南洋,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移民社会是有效率的,而效率主要来自道德基础。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一定要想法子在现在的社会中把道德力量调节放在重要的地位。

常言说得好,同甘共苦,很多人都说,同甘共苦不是一回事,是两件事,同甘是同甘,共苦是共苦,同甘靠什么?靠制度、靠规矩,为什么这么说呢?可以想象一下,当一个企业赚钱的时候,怎么分奖金、怎么给职工奖励,这要靠制度,没有制度就乱了,要靠规矩。

共苦就不同了,共苦靠制度是不够的,共苦靠精神,靠认同。我们可以举个例子,一个企业如果连年亏损怎么办?职工就不安心了,不要走,有制度在必须按制度在,合同期未满不能走,该罚多少钱我认罚,我还是要走。同甘靠的是什么?同甘靠的是怎么样在制度之下不乱来,很好地相处,大家遵守制度、遵守规矩,但遇到困难啊时就要靠精神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从共苦我们能看到,道德力量的作用很大,社会责任感是怎么产生的?是在精神思想之下产生的,如果大家都认同了、共命运了,企业就能够改变现在的面貌,这就是道德力量。

道德力量怎么形成的,道德力量的形成是靠大家共同努力,通过文化、通过教育形成,文化的作用表决在这个地方,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以后,对我们下一步的改革,对中国的前途就应该了解了,两条底线是不能突破的,任何人都不能突破这向条底线,一条是法律底线,一条是道德底线,光遵守法律底线,忘记了道德底线不行,只记得道德底线又忘记了法律底线又不行,这样社会就没有法治了,所以我们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以后,一定要发挥法治的力量,一定要发挥道德的力量。

最近教育界又讨论起几年前的一件事情,药家鑫的惨案,西安音乐学院的一个学生,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是好几年前的,但它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骑自行车把一个老人撞倒,一看周围没人,他拿刀子捅了老人好几刀,“你快死吧”,人的道德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丧失了,我们培养这样的人有什么用?假如我们培养的都是这样的人,那我们的社会能前进吗?在讨论这个案件时有几个学生说,如果是我,我也可能这么做。撞倒人就要救啊,你要喊啊,打电话,叫急救车,但他反而把人捅死了,省得你以后再找麻烦,这就是道德的沦丧,如果我们的经济上去了,结果道德是这样的,怎么行?

三、企业负效率的三个原因

道德是什么?道德是文化,所以现在除了经济方面,两条底线一定不能突破,我们要有新的认识。

再做进一步分析,在经济学里我们经常讲效率,既然效率有它的道德基础,那效率的意义就更深远,它不仅是物质基础的保障,西方曾经提出“第三种效率”,经济学里提的第一种效率是生产效率,它是经济学里提的多少投入会有多少产出,这个是有用的,用途在什么地方呢?它能够激励每一个微观经济单位,也就是每一个企业,能够更好地把资源用好,能够以更少的投入产生更多的收益,那社会就在前进。

到了20世纪30年代,或者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第二种效率,第二种效率是资源配置效率,它的意思就是,假定资源总量不变,以X方式配置资源可以产生N的效果,以Y方式配置资源可以产生N+1的效果,以X+Y的方式配置资源可以产生N+2的效果,各有分工,微观经济单位以生产效率为主,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着眼应该是资源配置效率,让更多资源合理配置。

第三种效率由西方在70年代时提出,“X效率”,从理论上说这么多投入就会有这么多收入,但为什么没有这么多?那就是负效率,负效率怎么来的?X效率负效率,最后他们研究主要是这样几个原因造成的:

第一个原因因为企业目标和个人目标不一致,这种情况下效率就丧失了,产生了X负效率;第二个原因是职工之间不和谐,互相争斗,窝里斗,这种情况下效率自然就减少了;第三个原因是个人的惰性,比如冬天不愿意起床,个人上班以后打瞌睡等等,这些都是由个人的惰性产生了X效率。但他们的理论中始终没有解决“正X效率”,超常规的效率从哪里产生的?这里告诉你,来自道德理念,所以完全有可能在调动大家积极性的情况下来增加正效率。

文章来源:经济学原理、21世纪经济报道、未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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