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上调了中期借贷便利（MLF）利率、逆回购利率和常备借贷便利（SLF）利率，引起了普遍关注。央行为何选择在此时对货币市场进行利率上调？这是否会中国拉开全面加息的序幕？这一政策能多大程度上对抗美联储加息对中国的影响？货币政策的转向对股市、债市、楼市会有怎样的影响？这是否预示着央行将在货币政策中开启强硬立场，以实现对货币定价权的有效把控？2017年中国货币政策究竟将有怎样的走向？腾讯财经·原子智库力邀国内外顶级学术力量独家撰稿，重磅推出《2017货币政策转向解读》系列文章。原子智库在年末会根据网友投票评选出年度最佳文章，欢迎广大网友留言参与深入探讨。
今天将为大家带来系列文章的第二期，由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范剑平撰写的《让恢复调控主动性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总量调控作用》。为什么范剑平认为，2017年货币政策有了比过去更大的主动权？为什么他表示，货币政策就主要矛盾而言，核心是处理好稳增长与去杠杆的矛盾？为什么他呼吁，政府要让企业在资金市场上获得真正的公平竞争地位？敬请关注今日解读。
图为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 范剑平核心观点
① 2017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具有了比过去更大的主动权，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去杠杆”将可以实质性启动，货币政策宏观上需要与经济增长、通胀形势以及货币信贷投放相匹配，微观上则需要考虑金融市场波动、金融业务创新、财政收支变化、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金融监管新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扰动，就主要矛盾而言，核心是处理好稳增长与去杠杆的矛盾。
② 预测“十三五”时期我国年均经济潜在增长率为6%－7%，2016年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6.7%的较高水平，但代价是全社会总体杠杆率水平仍然没有下降，甚至房地产领域加杠杆仍然非常激进。
③ 虽然我国经济增长率这五年从7.7%下降到6.7%，但失业率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工资水平保持较快增长，说明劳动力供求弹性变化与我国潜在增长率水平变化是相协调的，我国可以更有弹性地容忍去杠杆带来的经济增速适应性调整。
④ 虽然央行保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但利率市场化机制已经起效，近几月各种资金成本开始回升。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调节社会总供求、保持物价水平稳定的总量政策作用，而引导资金回流实体经济、特别是资金的流向结构引导需要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
⑤ 政府在影响资金流向方面不能继续沿用过去“有保有压”的传统做法，上一轮“有保有压”造成的政府指挥大量资金流入光伏产业教训必须牢记。政府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彻底破除“预算软约束”背后的隐形担保，让企业在资金市场上获得真正的公平竞争地位。
以下为文章原文：
原文标题：让恢复调控主动性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总量调控作用
从总量调控来说，一国央行主要是靠资产负债变化来进行宏观调控，过去十多年由于人民币升值预期导致持续跨境资本净流入，中国出现了资本净流入、由外而内的被动加杠杆。十多年来，中国对外总资产增长一倍多，对外负债却增长两倍多。有些企业在一段时间内追求“负债美元化、资产人民币化”，从人民币升值中套利。有的年份被动变化的外汇储备曾经占到央行资产规模的84%。中国央行虽然运用各种工具被动对冲，但总量调控的主动空间偏窄。这一过程中，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了将近两倍，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增长超过2倍，实体经济生产力提升速度跟不上金融体系扩张的速度，实体经济投资回报率下降导致了大量流动性堆积在金融领域空转。
随着2014年以来外汇占款增速逐渐下降并转为负增长，中央银行重新获得了主动供给和调节银行体系流动性的功能，2017年货币政策保持稳健中性具有了比过去更大的主动权，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务之一“去杠杆”将可以实质性启动，货币政策宏观上需要与经济增长、通胀形势以及货币信贷投放相匹配，微观上则需要考虑金融市场波动、金融业务创新、财政收支变化、地方政府债券发行、金融监管新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扰动，就主要矛盾而言，核心是处理好稳增长与去杠杆的矛盾。
为了在去杠杆过程中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必须选择潜在经济增长率区间作为合理的经济增长目标区间，这可以为我国货币政策主动调控增加灵活性空间。国内外主要研究机构普遍认为，未来一个时期全球经济贸易增长将持续乏力，我国投资和消费需求增长放缓，形成新的市场空间需要一个过程。在经济结构、技术条件没有明显改善的条件下，资源安全供给、环境质量、温室气体减排等约束强化，将压缩经济增长空间。经济运行中还存在其他一些风险，如杠杆率高企、经济风险上升等，都对经济增长形成了制约。随着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增长速度会相应慢下来是基本规律。预测“十三五”时期我国年均经济潜在增长率为6%－7%，2016年实际经济增长率达到6.7%的较高水平，但代价是全社会总体杠杆率水平仍然没有下降，甚至房地产领域加杠杆仍然非常激进。
2017年及今后几年，我国将6%-7%作为经济增长率合理目标区间与保住就业率底线并不矛盾。由于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期，16-59岁的劳动力总量2012年开始连续减少，2012-2016年分别减少劳动力345万、244万、371万、487万和349万，五年累计减少1796万。虽然我国经济增长率这五年从7.7%下降到6.7%，但失业率水平基本保持稳定，工资水平保持较快增长，说明劳动力供求弹性变化与我国潜在增长率水平变化是相协调的，我国可以更有弹性地容忍去杠杆带来的经济增速适应性调整。
货币政策本质上是总量政策，解决资金脱实趋虚的结构性问题确实需要货币政策探索更加有效的引导工具和必要的财政政策配合。
资金不愿意流向实体经济的原因并非只涉金融部门，实体经济的成本上升速度快于技术进步速度从而造成投资回报率下降是根本原因。融资成本只是企业成本过快上升的一个方面，制度性成本如税费成本对企业成本影响更大。前几年我国在降低融资成本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又适逢通货紧缩趋势导致的全球性降息周期，我国实际利率下降较快。但由于降低其它制度性成本的进展较慢，企业综合成本仍然偏高。
2017年，我国物价上涨压力开始增大，指望进一步降低融资成本来引导资金回流实体经济部门并不现实。2016年反映社会总供求的GDP平减指数逐季提高，分别为0.4%、0.6%、1.1%和2.4%。2017年，1月份全国CPI同比上涨2.4%，PPI同比上涨6.9%。虽然央行保持基准利率水平不变，但利率市场化机制已经起效，近几月各种资金成本开始回升。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对调节社会总供求、保持物价水平稳定的总量政策作用，而引导资金回流实体经济、特别是资金的流向结构引导需要更多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清理和减少不合理行政性收费要有铁腕行动，减税重点放在支持企业科技创新而不要撒胡椒面。
政府在影响资金流向方面不能继续沿用过去“有保有压”的传统做法，上一轮“有保有压”造成的政府指挥大量资金流入光伏产业教训必须牢记。政府真正要做的事情是彻底破除“预算软约束”背后的隐形担保，让企业在资金市场上获得真正的公平竞争地位。
TIPS
GDP平减指数：是指没有剔除物价变动前的GDP(现价GDP)增长与剔除了物价变动后的GDP[即不变价GDP（constant-price GDP）或实质GDP]增长之商（也可是名义GDP与真实GDP之比）。该指数也用来计算GDP的组成部分，如个人消费开支。它的计算基础比CPI更广泛，涉及全部商品和服务，除消费外，还包括生产资料和资本、进出口商品和劳务等。因此，这一指数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走向，是对价格水平最宏观测量。
下期预告
下期将继续为您带来《2017货币政策转向解读》系列文章的第三期，由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带来的相关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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