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目前面临哪些供给端的桎梏_腾讯财经

在11月10日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上，“供给侧改革”被中央决策层首次提到，并迅速成为市场热点。但是笔者认为，此处“供给端改革”不可等同于经济学中的供给学派，也不可以照搬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来简单外推中国下一步的经济政策。

“供给端改革”虽然是新词，如果剖析本质，即进一步清除阻碍发展的桎梏，释放生产力，挖掘中长期增长的动力，而这一过程在过去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曾经多次发生，比如1980年代初期在农村推行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上世纪90年代初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1992年价格全面放开、1994年启动的分税制改革、2001年加入WTO融入世界市场等等。这次重提“供给端改革”，相当于重回中国改革的历史正轨，而不是停留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小修小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11月16日在G20会议上讲“中国有能力出台大规模刺激措施但没有这么做，因为高消耗、高投入模式难以持续”。

中国目前面临的供给端的桎梏，又呈现出了新的特征，主要为：

劳动力红利经历中长期拐点

对于一个后发增长的经济体而言，劳动力红利主要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库兹涅茨过程，是指劳动力由第一产业转移到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过程，由于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第一产业，因此这个过程会为经济增长带来贡献。对于中国而言，这一转移过程已经接近尾声。二是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对于中国而言，这个峰值大约在2013年左右度过。劳动力红利经历中长期拐点，意味着劳动力数量的不断减少和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这是第一个特征。

总生育率（女性人均生育数）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招商银行

随着经济发展，养育幼儿的闲暇时间减少，养育幼儿的成本上升，使得生育意愿呈现趋势性下降，这是世界共同的规律，而高收入国家的生育意愿更低。中国受到计划生育的行政措施干预，生育率下降的速度比全球平均水平更快，虽然目前已经开始放宽生育限制，但是考虑到中国人均GDP已大大提高，因此预计未来生育率仅可维持在目前水平，难有大幅反弹。

环境保护成为硬约束

有观点认为，地方政府的GDP锦标赛，是造成中国环境大面积快速恶化的主要原因，因为如果地方政府提高辖区内企业的环保标准，就会直接提升企业的成本，但是企业的产品是全国竞争的，如果本地企业由于环保门槛的提高而增加成本，就会削弱本地企业的竞争力，进而影响企业的收入乃至造成企业破产倒闭，进而影响地方政府的GDP、税收和就业。为了力保本地GDP的增长，地方政府倾向于选择竞相降低环保门槛，因此过去环保约束是软的。

现在环保约束逐步由软变硬，主要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国际社会的外部压力，环境污染具有外部性，中国过量的碳排放、大气污染、水体污染会给邻国和世界带来环境压力，中国正在积极的走出去参与全球治理，约束自身是首要任务。二是民众健康的内部需求，近几年频繁多发的雾霾天气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除了空气之外，水源污染、土壤污染、食品安全等都是民众越来越关切的内容。民众的关切和媒体的监督也在倒逼政府越来越重视环境保护。

从GDP单位能源消耗这个指标来看，中国在节能环保方面虽然有进步，但是距离世界平均水平和高收入国家仍有较大的差距，因此环保硬约束的直接作用是倒逼企业加大节能环保的投资，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降低企业利润，影响企业产品的竞争力。

图：GDP单位能源消耗数据来源：世界银行招商银行

注：GDP单位能源消耗是指平均每千克石油当量的能源消耗所产生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 GDP。按PPP计算的 GDP 是指采用购买力平价汇率将国内生产总值换算为 2011 年不变价国际元。国际元对GDP的购买力相当于美元在美国的购买力。

资本流出带来被动去杠杆压力

笔者在前文《外汇储备需要挤干“水分”》中提到，过去在境外融资成本较低、人民币单向升值及人民币汇率波动率极低三个条件同时满足的情况下，大量企业进行套息套汇下所积累的过多的美元头寸，而这些美元头寸几乎都同步结汇，从而为商业银行提供了大量的基础货币，相当于国内“二次加杠杆”。根据BIS公布的数据，中国境内的境外外债余额由2008年底的1731亿美元快速增长到了2014年三季度末的最高点1.07万亿美元，随后在今年二季度小幅回落到了9858亿美元。

随着美国经济走强、美联储退出QE进入加息周期，美元进入升值通道，资本开始外流，进而引发国内被动去杠杆。从私人非金融部门负债占GDP比例上可以看出，美国次贷危机后经济下行，中国的外需快速下滑，同时中国的杠杆率快速上升，这说明中国采取了以债务驱动的内需扩张策略应对外需下滑，而这一策略不可能永久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