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保不是争议，而是执行
雾霾冲击波并未消退，反而不由自主的从一个大漩涡冲向一个更大的漩涡。正值公众尚沉浸在《穹顶之下》这部伟大作品点赞和吸收中，柴氏迅速被架上道德审判的神坛以及该纪录片也被贴上不专业和数据造假的标签。
其中，有专业人士列出种种错误并直指数据造假，例如，纪录片中的采样仪器设备，一次充电使用时间最多为8小时，何谈24小时之说？甚至，该纪录片逼得中石油质量与标准管理部副总工程师万战翔难以沉默下去了，并亲自撰文指正错误。
“这简直就是无稽之谈，纯属其炒作和制造轰动效应的职业习惯在发挥泛滥!”，“她花费百万元调研拍片，怎么这些基础的事实都没搞清楚呢?”，万战翔的愤懑不言自表。这种愤懑情绪似乎掩盖了万在开篇提及的出发点是好的溢美之词。与之呼应的还有，中石化新闻发言人的回应称，中石化已经习惯了被误解，待有结论会统一公告。
于是，在雾霾的真相交织的造假之争面前，不明事理的公众却不得不被动性吸收，并丧失判断力。其实，环境究竟是什么？它只是一个具有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别人在制造污染时，所有公众将为其买单。然而，别人因污染而获得的收益，却不是装在他人的钱包里。
因而，破除环境之殇实质就是要打破这种不对称性行为。而要打破不对称行为无疑执行才是关键中的关键。遗憾的是，更大的漩涡裹挟的却是越来越多的负能量。真假之争也让《穹顶之下》成为各方宣泄的标靶。更重要的是，争执双方在享受快感之外，公众的行动步伐却迟迟被凝固。
执行难在于利益博弈
之所以行动步伐被凝固，无疑关键是背后根深蒂固的利益土壤。利益博弈交织着个体与个体、政府部门与部门、甚至国家与国家之间。
从个体与个体层面而言，就好比电影《匆匆那年》的片段。男主角染指别的女人，凭什么又斥责初恋情人女主角不应该被室友践踏。当坏榜样的力量不断蚕食蓝天的洁净，在众人独醒而我独醉面前，个体行动是苍白的。
而当公众将矛头对准政府，或者直指环保部的无所作为。按说，即便是特权级政府同样也和庶民渴求蓝天。因为拥有特权的政府可以享受特供水和粮食，但却无法享受特供的空气。问题出在哪里？在多头监管和部门利益下，如果仅遏制农业污染势必引发农业部不满，仅遏制工业污染又遭到工信部压力。
假如全部开刀，行业之间的差异性及其减排的制定标准又是如何？以油品质量制定标准为例，万战翔认为，纪录片中所称的油品标准不是政府制定的，是油企制定的大错特错。那么为何万战翔对石化行业占据TC280大多数席位却没有任何解释。换个角度理解，在节能减排编制环节中，各个行业协会承担着不可估量的支撑作用，但是许多行业协会任职领导却又来自企业的高层。
同样，即便在全球的经济利益博弈时，亦不难发现诸多无解的争执。全球气候艰难谈判就是最好的注释。发达国家从重重污染之中已走向富裕之路，难道就不容许发展中国家再走了吗？显然，在大鱼小鱼编制的越来越结实利益之网面前，公众所憧憬的新鲜空气注定只能是稀薄的。
破解关键在于有法可依
当然，斩断利益之网并非无解。有人认为治污必定将以牺牲经济代价为前提。事实上果真如此吗？纵观发达国家发展路径无不就是先污染后治理。治污看似有背后失业大军压顶，但是治理污染难道不就是在创造需求的过程吗？
市场经济需求法则从来都是建立在破坏——创造——再破坏——再创造的循环过程中。机器有寿命，房屋有寿命，即便坚如磐石的石头亦会被水滴而消磨。需求的创造就好比凯恩斯的“挖坑理论”，当经济出现衰退时，政府可以雇两百个人在工地上挖坑，然后再雇两百个人把坑填上。这样既可以带动铁锹工具所需的钢铁、铁矿石等原材料，也能带动工地周边餐饮业等发展。同时，工人付出劳动最终还能拉动消费。
其实，近几年国家一直加大环保投入。以浙江为例，自浙江省正式启动了“五水共治”(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水、抓节水)工作以来，2014年共安排125个项目，总投资额4680亿元，其中当年计划完成投资超过650亿元。从这个角度来看，治污牺牲经济代价更像是借口。
斩断利益之网核心就是改变法不责众的状态。其实，我国并非没有法律，而是法律还不健全，执行过程也缺乏法律的明确规定和保障。例如，纪录片中对执法主体模糊性表述。新常态下，制定权责清晰的法律显得尤为迫切。只有政府通过制订完善法律政策，才能斩断利益的牵绊，使得执行顺畅无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