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旧”之路坎坷，“立新”也并非坦途。一个全局性牛市的出现离不开企业盈利的恢复，而微观盈利能力的恢复离不开经济系统的可持续运转。要么是总需求端持续扩张，要么是总供给打破约束，否则整个经济和市场的链条都无法正常运转。
从历史上看，要实现这个目标大概有三种路径。第一种是“靠天吃饭”，比如像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那样，立足出口导向战略，借助外部需求扩张的东风。第二种是靠“体外输血”，比如像2009-2010年那样，通过大规模的刺激计划，实现经济的短期复苏和市场的短期牛市。第三种是“人海战术”。比如过去三十年中国享受了巨大的人口红利，由此带来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也能为企业盈利打开空间。
但目前来看，这三种路径似乎都走不通了，中国需要第四种路径：改革转型。
首先：“靠天吃饭”不可靠
从外部来看，全球经济和贸易的繁荣不再。2001年加入WTO以及欧美货币扩张带来的全球化红利是上一轮去产能和去杠杆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未来这样的“天时”已经不再。根据IMF的预测，未来五年全球贸易增速将从过去的8-10%降至5.6%，主要原因是发达国家从“加杠杆”转向“去杠杆”，导致全球贸易再平衡加快。简单来说，发达国家的储蓄-投资负缺口和经常账户逆差趋于收窄，而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储蓄-投资正缺口和经常账户顺差也将随之收窄。以中美之间为例，2001到2007年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占GDP的比率从1.3%飙升到10.1%，同期美国的逆差占GDP比率从3.7%扩大到5.8%。但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美两国经常账户失衡占GDP的比率已分别大幅收窄至2.0%和2.3%，这种趋势导致过去5年中有4年净出口对经济的贡献为负（唯一正贡献的2009年也是因为基数低）。未来5年，这一比率可能继续收窄，而且，随着服务贸易逆差的扩大，中国甚至有可能出现经常账户逆差。
从内部来看，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将遭遇挑战。上一轮出口扩张还受益于中国出口竞争力提升的地利。2001年时中国的出口份额仅为4.3%，2013年已升至11.8%，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竞争力的大幅提升有多方面原因：一是中国2001年加入WTO，贸易成本大幅下降。二是人口红利带来的劳动力比较优势。三是人民币汇率在央行的外汇干预之下受到抑制，升值步伐相对较慢，维持了中国产品的成本优势。但未来5年，这些有利条件都在逐步退化。WTO红利消退，取而代之的是TPP、TTIP等欧美主导的新贸易规则的挑战。人口红利消退，劳动力比较优势逐步缩小甚至丧失。人民币汇率相比15年前大幅升值，也侵蚀了出口商的利润空间。
中美之间的贸易再平衡
中国经常账户未来有可能出现逆差其次：“体外输血”有瓶颈
当私人部门自身造血功能不足的时候，往往需要公共部门进行体外输血。短期来看，体外输血可以立竿见影，但长期来看，体外输血治标而不治本，还可能造成严重的外部依赖症。中国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大规模刺激虽然带动经济在2009-2010年间短期反弹，但由于内生增长动力的匮乏，2011年以来中国经济仍然未能摆脱减速的命运。如前所述，根本原因在于刺激政策延缓了市场出清和债务消化，加剧了产能过剩和债务风险，吞噬了微观企业和居民的支出能力，导致经济陷入“黑洞”。
目前来看，中央已经充分意识到体外输血的瓶颈。习近平总书记于今年5月提出“保持平常心、适应新常态”的重要论断，其核心就是容忍经济增速的自然换挡，保持政策定力，不再走大规模刺激的老路。短期来看，从7月政治局会议和北戴河会议以来，中央的政策风向明显从“微刺激”向“新常态”倾斜，意味着在经济下行时期，中央对增速放缓的容忍度明显提高，全面宽松后会无期。长期来看，这种“新常态”将成为贯穿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主基调。
最后：“人海战术”不现实
人口红利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支柱。过去近四十年的时间里，中国人口抚养比从78.5%一路下滑至37.8%，劳动力人口即15-64岁人口占比从57%升至74.5%，在此带动下，一方面，中国的国民总储蓄率从30%左右大幅攀升至2008年的53.4%，储蓄-投资正缺口和经常账户顺差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丰富的年轻劳动力大幅降低了企业的生产成本，提升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过，中国的人口结构正在迎来拐点，未来人海战术难以为继。从2011年开始，劳动力人口比例开始下降，老龄人口占比加速上升。未来十年，随着计划生育对人口结构的冲击将加速显现，老龄化趋势将愈发明显，劳动力人口占比将降至70%以下。这不仅将拉低储蓄率和潜在经济增速，还将直接推升微观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侵蚀中国企业的成本竞争力，加快国际贸易再平衡。
人海战术是中国经济崛起的重要支柱
中国人口结构出现拐点：老龄化人口比例持续上升打赢“立新”攻坚战，必须依靠改革转型
既然“靠天吃饭”、“体外输血”、“人海战术”的路子都行不通，中国经济的内生性复苏就必须依靠提升全要素生产率（TFP）来实现。全要素生产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技术进步，二是制度改革。但从根本上说，技术进步也取决于是否有完善的制度保障和激励。因此，中国经济的“立新”攻坚战实际上只有“改革”这华山一条路。
至于改革这条路怎么走，十八届三中全会已经做了系统阐述，各方也有过很多解读，我们建议大家重点关注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财税改革和国资国企改革，这关系到基本经济制度。此外，土地制度改革、金融改革、涉外体制改革等领域也将由点带面、分层突破。
从空间角度猜测改革的重点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从时间角度把握改革的进度，而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央在“稳增长”和“促改革”目标之间的权衡。如果“稳增长”的权重超过了“促改革”，那么各项改革可能都会被拖延，反之，如果“稳增长”让位于“促改革”，那么各项改革往往都会明显加速。
过去几年，在增长速度红线的捆绑之下，“稳增长”仍占据了相对较高的权重。但从今年开始，事情正在起变化。先是李总理频繁表示增长目标的“弹性”，“左一点右一点都可以”，然后习总书记提出“保持平常心、适应新常态”，这意味着“稳增长”在中国决策目标中的权重正在显著下降，相应的，“促改革”的权重正在上升。在这种趋势之下，预计今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很可能会下调2015年的增长目标，“促改革”的权重将会逐步超过“稳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