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GDP增长目标大戏即将开演
每次制定GDP增长目标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的年度大戏。
2014年的GDP增长目标，专家预计在7.5%左右，与2013年的增速目标持平。具体数字将在3月份的全国两会上公布。美国日本等发达经济体，无论是安倍经济学，还是美联储的QE，一般都以通胀率或者失业率作为衡量经济政策的标准，但没有国家像中国一样，年复一年地制定GDP增长目标。
反对者认为，一味追求GDP的结果是各级官员常常毫无节制的借钱花钱。新华社就曾指出，一味追求GDP导致产生“GDP崇拜”。这种“崇拜”是造成地方债务迅速膨胀的主要原因。
自2013年以来，中央对于GDP目标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此前习总书记已多次强调“不能简单以GDP增长率来论英雄”、“更不要为生产总值增长率、全国排位等纠结”。
随后，中共中央组织部于12月6日发布通知，对习总书记的讲话具体细化，就改进地方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工作提出了八大意见，涉及政绩考核的导向、评价指标、责任追究等方面。
尽管高层正逐渐淡化GDP增速的作用并着重引导转型预期、强化转型的作用，不过出于对就业问题以及政策连续性的担忧，据一位智囊对媒体介绍，社科院、国家信息中心等机构虽然建议今年GDP目标下调到7%，但目前获悉的消息是，定的目标比这个数字要高。
不过想在短时间内出现一个GDP指标的替代品并不现实。中国的就业率统计有很大的标准问题，无法准确统计非农就业数据；而通胀率，不管谁会信，反正总理都不相信。
美国GDP统计调整 更好反映经济结构变化
从2008年美国GDP构成比例来看，美国经济属于轻型化，传统行业在美国经济中的重要性不断下降，私人消费占比达到了一个惊人的高度。2008年在美国GDP构成中，私人消费占70%，政府采购占20%，投资占15%，净出口为-5%，私人消费和政府采购占美国GDP之比合计高达90%，消费为主的经济结构特征表现得非常明显，而以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在美国GDP中的比重上升尤其快。
与之相比较，中国的GDP构成及变化过程中都表现出很强的生产型特征。从最近几年GDP构成比来看，投资所占比重从42%上升到47%；居民消费占比一直维持在35%左右；政府消费占比一直维持在13%左右；净出口占比从近9%下降到4%，进出口所占比例有所下降。
为了如实反映经济结构的变化，2013年7月美国经济统计局（BEA）对GDP核算进行了第14次修正，并回溯了1929年以来的数据。这使美国经济总量一次性增加3.6%，几乎增加了一个比利时的量级。统计的增加大多来自“无形资产”，反映了美国经济中创新价值的活力。
美国GDP修正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 在新统计口径中增加的价值来主要将研发投入、娱乐文学、艺术产业等原先纳入成本的部分划分为产出，并将养老金赤字、住宅所有权转移成本纳入统计范围。具体来看，2012年的统计中，知识产权投资贡献了2.5%、电影、音乐 版权贡献了0.5%，其他的部分包括退休金变化、地产代理人佣金等。
这也反映了美国经济在进入21世纪之后的嬗变。特别是增加了科技创新方面的比重，以苹果公司为首的科技企业代表了美国企业的创新力。
同时，由于这部分计入了固定资产投资，也降低了美国过度消费的失衡，把知识产权纳入后，美国GDP构成中，投资占比从14%上升至16%，消费占比从71%下降至68%。
此外，还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变化。美国90%的GDP由服务业创造，其同样提供了较多非农就业岗位。据统计，2010 年知识产权密集型行业直接提供就业职位2710万个，间接提供就业职位1290万个，为美国所提供的就业岗位总数约为4000万个，占全部就业岗位的27%。
甚至，随着人口老龄化增加，美国劳动参与率下行至63%。而计入养老金赤字的变化，更好反映了企业和政府的潜在赤字情况，以及对应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该抛弃的不是GDP 而是GDP崇拜
在度过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之后，美国经济迸发了新的活力。这种活力恰恰体现在了新的GDP核算方式上。既激励了美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又准确反映了美国产业结构的变化，并显示出美国企业已经适应了这种经济结构的调整。
中国经济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短期内GDP目标还是应该有，GDP增速还是要保持在一定的限度上。最大的争议在于，需要摒弃GDP崇拜，改变那种为了实现GDP而不惜一切代价的增长方式。
新加坡银行首席经济师Richard Jerram称，中国投资太多，比起日本和韩国高速增长期的投资还要多，导致生产力下降，经济增速下滑，而这些投资由信贷扩张所支持，令中国陷入债务风险。
即使保留GDP，也必须调整GDP核算方式。对于投资而言，应当将研发指数纳入GDP统计。随着人口拐点的来到，劳动力成本抬升，需要机械代替人工的制造业升级，也在于电子、信息、军工等新兴产业进行扩张和创新。在微观层次，将研发支出资本化，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有助于防止低层次投资扩张，而提升投资质量。
未来还应将部分民生支出纳入最终消费，利于调节消费和投资失衡。这将使得政府的支出从投资转为民生，同时还可以降低居民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负担，有利于减少预防性储蓄，从而扩大消费。
总之，GDP核算方式改变，将带来总量的扩张和质量的提升。这既将激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制造业升级，也将促进要素的市场化定价，界定政府行为、提高居民收入。由此将降低国内的投资、消费失衡，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以此达到高质量的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