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景源：我们在过去二三十年，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摆脱贫困，解决温饱。那我们现在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应当说我们的目的已经实现了，我们现在走向小康，开始走向全面小康，所以今天人民群众他们需求的角度看，他们已经不是在满足温饱，解决基本的物质需要，而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这样一个日益增长的需要。那么在这个状态下，我们同样，我们也不再是落后生产力了，就是我们现在诸多的领域都是世界第一。我们是什么问题呢？我们是面对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们是比较的不平衡很不充分的矛盾。那么从这个主要矛盾，我们就可以推导出中国经济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我们要由过去的那种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因为中国经济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到了今天，我们的主要矛盾不是数量问题，也不是个速度问题，我们是增长质量问题。

姚景源：中国经济的发展，我们过去二三十年，就是我们在这种高速度增长的状况下，我们增长的动力，主要是三个大量投入。第一个就是大量的资本投入，第二个大量的资源投入，第三个就是大量的劳动力投入。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这三个大量投入，现在确实我们都遇到了问题，就是不可持续。那么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过去这三个大量投入，现在确实我们都遇到了问题，就是不可持续。比如说大量的资本投入，大家知道它是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而且大量的资本投入，又是我们整个深层次上，我们潜在的风险，特别是金融风险在加大。大量的资源投入，导致我们高能耗、高物耗。我们过去在高速增长情况下，那我们单位GDP的能耗是全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然后接着就是高污染，大家也知道我们的环境，也是不堪重负。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口红利发生变化了，我们现在劳动力的成本急剧上升，所以我们现在最困难的应当还是劳动力的产业。那么显然的话，过去在高速增长状态下，二三十年，我们这三个大量要素投入，就是大量的资本投入，大量的资源投入和大量的劳动力的投入，它不可持续。所以我们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们在这个增长方式转变的情况下，我们必须得让创新来替代这三个大量投入，就是让创新能够成为我们整个经济增长，特别是高质量增长的最根本的动力，所以这种状况下，我们看到了我们鼓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我们过去我们更多的是依赖出口，但是大家知道，我们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大一个经济体，把我们中国经济增长的基础要是放到外需上，那个风险很大。我们看现在，我们这个国家已经形成了这种充满生机的局面，创业创新，高新技术。我们看今年这一年，我们现在到了年底，你再来看，应当说今年一年，比如说我们工业。我们工业虽然增长6%这样一个状态，略高一点。但是其中高科技、高技术产业，我们是超过整个工业增长水平的速度一倍以上。我们看在各个领域，创新都在成为一个新的增长动力，而且技术进步是在不断的推动我们的这个时代，所以你说国外评说中国的新的四大发明，就是我们中国现在整个经济的动力，越来越由过去传统的依靠大量要素的投入，我们转到创新。

所以你看从1998年开始，亚洲金融危机、世界金融危机，就是全世界一有问题，他们一感冒、一有病，我们下面就跟着咳嗽，跟着发烧，就是我们对外依存太高了，我们不能够把中国经济增长这个经济放到外需上，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要扩大内需。那么什么叫内需呢？就是投资加消费。但是我们在过去内需上，我们也是更多的依赖投资，大家都知道。当然大量的投资，也为我们中国经济建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比如说我们现在高速公路世界第一，高铁世界第一，所以回过头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大规模的投资时代，依赖它拉动经济，我觉得当时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那么其实在内需上最根本的，我们讲就是消费，就是要扩大消费。这个消费是不断升级，那我们现在讲消费，我们过去一讲消费就是吃和穿，就是满足人们的基本的温饱和基本的需求。

但是现在我们到了美好生活，消费要升级，也就是说在美好生活下这个消费，它不单单包括人们的物质消费，还包括精神文化消费，所以你看现在旅游、文化娱乐、体育、健康，这一系列的产业，新的产业都在迅速的兴起。所以中国经济，我觉得无论是明年还是在今后，我觉得消费它会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特别是高质量增长的最基础的这样一个力量。

姚景源：我觉得防范风险现在最重要的还是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中国经济的话，应当说我们由于过去，我们比较长时间的是靠刺激需求，然后靠一个增长速度去求得发展，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看一方面确实有成就，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累计了风险。比如说我们看到这种刺激需求依靠发票刺激需求，政策的边际效应是在递减的。

而且我们看也累计了风险，比如说我们讲M2广义货币，这个数量，我们2001年的时候才15万亿，我们到去年年底干到155万亿，就是我们的十多年期间，我们广义货币的数量增加10倍。经济当中还有一个思维方式，就是一个公式了，就是广义货币M2的数量比上经济总量，那我们去年的广义货币数量是155万亿，经济总量74万亿，155除以74是2倍，就是我们广义货币的货币是整个经济总量的两倍。超过美国，超过欧洲，显然这些都是风险，所以我们在2018年的时候，为什么我们提出货币政策要保持稳健、中性。什么叫中性呢？就是既不扩张、也不收缩，也不紧缩。但是我理解，更多的还是要和过去我们扩张，应当有所区别。

姚景源：地方政府债务，到现在大概是165900亿这么一个总量。165900亿这个总量来讲，应当说没有问题，就是说从经济学角度说，从国际上讲，就是一个国家债务量，和它整个经济总量，包括和财政收入这个比，它是有一个安全线，我们还是在安全线之内。但是问题在哪里呢？问题有这么三点。第一点就是增长速度过快，我们这个地方债务基本上是每三年翻一番，就是增长速度太快，显然这是风险。你要不加以遏制的话，那你再这么滚下去这个事情就大了。第二个话，我觉得就是说，当然我们是极个别的了，地方政府它借钱的那天，他就没有想好怎么还。

你说你借钱的时候就没有想好怎么还，甚至根本就不想还，这不叫风险吗？还有一条，当然这更是少数的地方政府，他有借的钱，他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无效工程，所以显然的话，我们对这块，我们要加以让它能够保持一个健康这么一个状态，所以要防范它的风险。

姚景源：这个有非常大的约束力，因为原来地方政府他们觉得这种融资借债，最终的话他们觉得都是由中央政府在那儿体它撑着。我也在地方工作过，我也担过地方政府的地市的主要领导，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借过钱。但是我们内心当中确实觉得，反正我借钱不怕，因为我有中央政府在那儿。但是现在看，就是说中央政府明确的讲，我对你地方政府的债务，我有一系列的规定和约束。这样的话，我觉得有助于我们地方政府，在融资融债方面，有一个正确的科学的态度，有助于我们规避风险。当然这件事情来讲，我觉得关于规避地方债务问题上，我觉得要和整个财政的改革，应当把它结合到一起。比如说我们能够更好的来分清地方的财权和中央的财权、事权等等这一系列。

姚景源：我觉得明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应当讲是一个内外条件都很不错的这样一年。首先我们看外部，外部就是从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应当说整个世界经济是复苏缓慢需求不正，贸易保护主义抬头。那么应当说从2017年开始世界经济复苏开始向上，所以我们现在看整个世界经济，包括美国、欧洲，包括日本，包括我们讲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俄罗斯、巴西、印度，应当说总体上看，整个世界经济在2017年它是一个复苏这样一个状态。2018年显然这种好的这种外部的环境和总体上还有很多不确定性。比如说现在美国加息、减税，比如说我们的一些个地缘政治的不稳定等等，还有很多风险，很不确定性。但是总的来说，我觉得2018年我们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它会好于我们前几年。

那从我们内生来讲，就是自身来讲，应当讲我们从2011年以来，我们整个经济增长速度持续下行的态势，我们在今年一年，我们可以讲它已经被遏制住了。就是大家知道，我们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是英文字母L型，大家最担心的是L型的这一竖，竖到什么时候横过来，我是想2017年应当讲稳住了，横过来了，这个时候我们自身也具备了一个由这种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增长。所以这样的话，我觉得2018年应当说它是中国经济增长，我们恰恰又逢改革开放四十年，是一个重大转折的一年，是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这样一年，也是我们能够取得一个更新的良好成就的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