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行成立70年 12位行长们的金融故事
[摘要]“稳”“新”“实”三个字，其实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几个重要“关键词”，是新时代中央银行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是新时代大国金融肩负的责任和担当。
人民银行历任行长风采录
中国人民银行成立以来，迄今共有12位行长。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带领人民银行认真贯彻落实党的金融方针政策，积极履行央行职责，推动金融业改革发展，为经济腾飞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
在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之际，本刊记者为您讲述行长们的金融故事，展现他们的风采，并以此重温人民银行走过的辉煌之路。
南汉宸：新中国央行奠基人
本刊记者|叶婷
他出生入死，先后参加了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他肩负重任，重构中国金融体系，治理通货膨胀，为开创新中国的金融事业殚精竭虑；他思贤若渴，为人民银行延聘了一大批著名经济学家，使人民银行成为“人才篓子”……他就是开国第一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
戎马出身的“边区管家”
1895年，南汉宸出生在山西省赵城县（现洪洞县）韩家庄的一个农民家庭，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辛亥革命、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几乎参加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所有历史性革命斗争。
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陕甘宁边区政府遇到了极大的财政困难，甚至军政人员的温饱都成了问题。危急时刻，毛泽东委任南汉宸为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长，负责解决延安军民生活和财政问题，担当“做无米之炊的巧妇”重任。上任不久，南汉宸就采取“借”的办法，筹集到几万石粮食，解了燃眉之急。为了解决财政与发展生产的资金需求，南汉宸提出了禁止法币流通、由边区银行发行边币的建议。由于在边币发行的数量上掌握好了度，此举不仅没有引起恐慌和通货膨胀，还对促进边区生产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由此，南汉宸开创了边区通过经济金融手段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实践。
第一位人民银行总经理
1947年，解放军在全国节节胜利，解放区之间贸易往来多了起来，成立一个能够统一华北、华东及各解放区财经工作的机构，成为迫切要求。经过一年紧张的筹备，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 年12 月1 日在石家庄宣告成立，南汉宸出任第一任总经理。就在这一天，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第一批五十元面值的中国人民银行券（人民币）。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南汉宸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他不仅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第一任行长，还是唯一的一任总经理。到1951年底，除西藏和台湾省外，人民币在全国范围内流通，成为我国唯一的合法货币，结束了国民党统治下几十年的通货膨胀和中国近百年外币、金银在市场流通和交易的混乱历史。
筑牢根基的红色金融家
上任之初，摆在南汉宸面前的首要任务就是建立统一的国家银行体系。他一方面把各解放区的银行统一为人民银行，六大区成立区行，各省市成立分行，地区设支行，另一方面建立各专业银行，如农民银行、交通银行、建设银行，加上农村信用社，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此外，南汉宸还组织接管了国民党官僚资本的金融事业，并在军管会领导下接管国民党的各个省银行，对民族资本家的银行、钱庄则加以接管改造，对原来银行则保留其编制和名称，先行改造。在南汉宸的主持、引导下，早在1952 年12 月，全国金融系统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就胜利完成，成为全国第一个完成改造任务的行业，为构筑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宏伟大厦打下了坚实根基。
1952年9月，南汉宸积劳成疾，晕倒在工作岗位上。1954 年10 月，他因病辞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职务。不幸的是，“文革”开始后，他遭到迫害，于1967年1月27日猝然辞世。在南汉宸逝世近12年后，党中央为他平反昭雪。邓小平同志在追悼会中评价：“南汉宸同志是我党的优秀党员，好干部。”简单的一句话肯定了南汉宸为我国的人民金融事业奠定的基础。毛泽东在延安说“要为南汉宸立碑”，如今，这座丰碑已经立在人民心中。
曹菊如：巩固货币制度根基
本刊记者|叶婷
1964年8月23日，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曹菊如（右）热情会见前来我国访问的几内亚中央银行行长巴尔代·乌斯曼。
翻看新中国的金融史，有一个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银行事业发展密不可分，他就是中国人民银行第二任行长、金融界的革命老前辈曹菊如。
1901年，曹菊如出生于福建龙岩的一个贫苦店员家庭。由于在青年时代接受了进步思想，他于1927年出国到南洋，在印尼等地参加华侨组织的反帝大同盟。1930年，曹菊如回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参加革命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参与筹备闽西工农银行。至此，曹菊如就踏上了红色金融之路，从在瑞金协助毛泽民创办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到随中央红军长征至延安担任陕甘宁边区银行首任行长，从奉命创建东北根据地银行到坐镇政务院财经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历经半世辛劳，处处留下了为金融事业忙碌的身影。
统筹资金
打赢恢复国民经济关键战役
新中国成立后，曹菊如开始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副秘书长，不久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54年，曹菊如正式担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开启了长达十年的任期。
为了尽快恢复国民经济，曹菊如亲自作调查，根据调查得来的大量材料和数据，认为关键是要迅速改变因战争形成的城乡交流停滞，发展城乡工农产品交流。曹菊如带领中国人民银行积极贯彻政务院颁布的“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坚决地实行了现金管理办法，把国家分散在企业、机关、团体、部队等单位的大量现金，集中到银行里来，同时把集中的大量资金用来支持国营商业掌握物资。在贯彻执行这项决定中，人民银行还迅速地建立了全国通汇网，便利国家资金的统一调拨和集中运用。随着财政、物资平衡的胜利实现，金融物价迅速得到了稳定，根本扭转了反动统治造成的历时十二年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当全国刚解放的时候，国内外的敌人曾断言，共产党在军事上政治上是胜利了，但是财经工作上的困难是无法克服的。曹菊如在回忆这段往事时曾坚定地说：“事实响亮地驳斥了敌人的谎言，中国人民在建国以后短短的时间里，就在财经战线上打了一场非常漂亮的胜仗。”
主持新旧币兑换
进一步健全货币制度
1955年，随着物价的逐步稳定和经济的发展，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曹菊如主持全国新人民币的发行工作。第一套人民币俗称“旧币”，产生于战争年代，有62个版别，防伪性能差，面额从一元到五万元不等。随着经济的发展，旧币版本多、面额大、各地不统一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于是国家决定发行第二套人民币。曹菊如精心安排了新币的发行，采用混合流通、无差别兑换等方式开展兑换。新币收兑旧币，以每一万元旧币，兑换一元新币，其购买力不变。新人民币的发行，大大便利了交易和核算，我国货币制度进一步得到了健全和巩固。当时，曹菊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人民群众一致认为这是人民币进一步稳定和巩固的表现，是我国经济力量日益强大的表现，认为新币好看、好认、好算、好记、好使，政府为人民办了一件好事。”
曹菊如为发展我国的金融事业，为建立独立的、统一的、稳定的货币制度和社会主义金融体系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1981年1月6日，新中国金融途中失去了一位忠诚、伟大的革命战士，曹菊如带着对祖国金融事业的不舍，带着对革命事业的追思，匆匆地离开了。他为革命事业、中国金融事业操劳了一生，留给后人的是无限的怀念与力量源泉。
胡立教：长征路上走来的红色行长
本刊记者|董方冉
胡立教（右二）出席庆典活动
1928年，15岁的胡立教参加红军，跟随毛主席历尽艰辛走完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他的工作从对空侦察转为通讯情报。抗日战争爆发后，胡立教到新四军军部三科（通讯科）工作，他领导的情报部门，被称为“胡立教部队”。
解放后不久，大区撤销，胡立教再次彻底改行，到财政部任副部长。1961年10月，胡立教就任中国人民银行党组副书记、副行长。胡立教上任副行长时，一项艰巨的工作在等待着他。在为时近三年的“大跃进”过程中，国家的计划管理、财政管理和信贷管理权力下放，基本建设规模大大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银行信贷基本原则和有效管理的规章制度都被当作支持生产的“绊脚石”加以废除，从而导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和货币信贷失控。
1964年10月29日，胡立教转正升任党组书记、代行长，成为中国人民银行历史上第三任行长。经过持续努力，1964年后，国家财经状况得到了根本好转，各项经济指标得到恢复，有的甚至超过“一五”时期的最好水平。货币流通恢复正常，信贷收大于支，信贷资金使用效益提高，城乡储蓄存款也由连续下降转为逐年增长。
而当时国内严重的通货膨胀状况也并没有难倒思维敏捷的胡立教。他向中央建议大力抓生产，经过全国上下的共同努力，形势很快好转。
经历了这次国民经济的调控工作，胡立教总结出人民银行工作的多条重要经验，其中一条是：正确处理信贷和生产的关系、资金同物资的关系，坚持“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持续发展。这一思想是处理银行工作与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重要法则，也是胡立教出任行长之初改变不利经济形势的有利武器。
从1964年10月到“文化大革命”初期，胡立教实际在职仅一年零八个月。1966年，他受到“文革”的冲击，从此被迫中断了人民银行代理行长的工作，直到1973年卸任。虽然胡立教在任时间不到两年，但也有过一番在当时的政治气候条件下颇为大胆的举动，那也是令他引以为豪的三件事。一是大量购买黄金。胡立教特别主张资金要周转，周转一次，增值一次。他以低价大批量购进黄金，当黄金上涨时再以高价卖出，获得了不小的收益；二是用外汇在香港投资房地产市场，结果为国家大赚一笔；三是积极支持买船。当时交通部组建我国远洋运输船队，胡立教积极主张和支持这一举动，一下子就买了上千万吨船，只用一年就收回了买船的成本。
“文革”结束后，胡立教走出了他的人生低谷。1977年12月起，他先后担任河南省革委会副主任兼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省委书记等职务；1981年1月后，又先后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书记、上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为国家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陈希愈：让金融工作走上正轨
本刊记者|李丹
上世纪七十年代，陈希愈（中）在农村调研。
陈希愈，1911年出生于山西霍县。1973年5月至1978年1月，出任中国人民银行第四任行长。事实上，陈希愈对于人民银行行长一职并不陌生，因为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一直到他上任行长的24年间，他一直任人民银行副行长，先后辅佐过南汉宸、曹菊如和胡立教三任行长。
说起来，陈希愈金融生涯的开始实属偶然。1935年,24岁的陈希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他从北平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在抗战中负责八路军野战军后勤与卫生工作。1939年10月，冀南银行成立时，他从八路军129师供给部调任银行政治处主任、首任太行区行总经理，1943年任冀南银行副行长，领导同志们在战争年代支持革命战争、支持根据地经济建设，主要通过发行冀南银行货币，支持商业贸易，掌握物资供应军队和财政，调剂市场解决军需民用。
抗战胜利后，陈希愈随刘伯承、邓小平领导的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继续负责银行工作，任中州农民银行总经理。建国后，他还是中共八大、十大代表，第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1973年，陈希愈出任人民银行行长，摆在他面前的是百废待兴的景象。当时金融业受“文革”的冲击很大，处于恢复期的国民经济十分羸弱。在这种形势下，陈希愈意识到，正确处理农贷，将贷款落到实处，交到有需要的人手中才是正理。于是，1973年5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印发《农村人民公社贷款办法（施行草案）》，对农贷的原则、对象、种类、期限、利息和管理等作了规定。陈希愈提倡业务创新，主张直接贷款给农业、工业生产，支持合作社以及私营企业，加速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另外，当时人民银行管理混乱、缺乏统一的规章制度，陈希愈看在眼里，急在心里。经过他和同事无数个日夜的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在1974年2月发出《关于试行中国人民银行统一会计科目、会计档案管理办法、联行往来制度、异地结算会计核算手续的通知》。同月，又出台《关于人民银行与建设银行之间有关基建资金供应、清算办法和结算业务往来手续的通知》。在陈希愈的精心治理下，人民银行的工作逐步走向正轨。
这时，陈希愈又意识到，人民银行工作顺利开展，还需要一次彻底、全面的金融整治运动。为此，他与中央积极沟通，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
l977年11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整顿和加强银行工作的几项规定》，明确提出，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务院部委一级单位，与财政部分设。1978年1月1日，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正式分开办公，这是中国金融改革史上重要的事件。
陈希愈接受过良好的教育，锐意创新、思想开明，擅于客观全面地分析问题。在针对中国金融系统改革的讨论中，他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陈希愈认为，增加社会财富要依靠多方面的努力，孤军奋战是不行的。调整经济金融结构，要从各个层面入手，进行彻底的改革。同时，在积极支持生产的同时，又要精打细算，严格掌握控制开支，不浪费资金。他还主张通过多种渠道控制物价涨幅，维持币值相对稳定。值得注意的是，陈希愈提出的节约开支、发展预购、赊销等银行信用制度的建议对中国金融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中，“文革”中第一次经济与金融工作的复苏和改造重建工作，陈希愈功不可没。
此外，陈希愈前瞻性的思想见解也为新中国的金融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发展建议。
2000年，陈希愈逝世。
李葆华：央行改革创新的带头人
本刊记者|李清如
李葆华和夫人在家中
1978年元旦前一天，时任财政部部长张劲夫到中央党校去见正在那里学习的李葆华，征求调他去银行工作的意见。李葆华的回答只有八个字：“服从组织，没有意见。”
1月15日，时年69岁的李葆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党组书记、行长，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五任人民银行行长。
经历丰富 历任数职
1909年10月，李葆华出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作为革命先烈李大钊的长子，他从小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熏陶，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1925年，年仅16 岁的李葆华在父亲李大钊的引导和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1927年4月，李大钊被害，李葆华在进步人士的帮助下到日本，进入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学习，并于1931年6月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东京特别支部书记。
新中国成立后，李葆华担任水利部和水利电力部党组书记、副部长。1962年2月后，历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委第二书记、贵州省革委会副主任等职。
推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
1978年，对中国历史进程影响深远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李葆华在此时上任人民银行行长一职，自然也担负起人民银行和金融改革的使命。
首先，李葆华认真规划金融业发展蓝图，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金融业的恢复和改革工作。1980 年1 月，李葆华主持召开人民银行全国分行行长会议，研讨金融体制改革方案，推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工作全面展开。
在他的推动下，我国专业银行从人民银行分离出来。之后，又恢复了国内保险业务，重新建立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各地还相继组建了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合作社，出现了金融机构多元化和金融业务多样化的局面。此外，在李葆华的努力下，我国恢复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合法地位，人民银行开始代表国家参与国际金融事务，与国际金融界的交往日益增多，如李葆华率团对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进行了友好访问，这些开拓性的工作对于我国现代金融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重视培养金融人才
在中国金融改革初期，金融领域专业人才的匮乏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为解决改革开放初银行干部短缺问题，李葆华首先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拨乱反正，对大批干部落实政策，把银行的骨干解放出来。
1981年9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在北京海淀五道口成立。在新生开学典礼上，李葆华亲临学校，祝贺并鼓励第一批学子努力学习，早日成为中国金融业的栋梁之才。至今30多年来，从这里先后走出了成千上万名的硕士和博士，遍布中国金融业，“五道口”也被喻为我国金融管理干部的“摇篮”。
1982年，李葆华从人民银行行长岗位退居二线，任中国钱币学会名誉理事长，并当选为十二届、十三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在2004年，李葆华曾两次接受本刊的专访，并成为封面人物。当时已95岁高龄的他，依然关注着国内外大事，对创刊不满两年的《中国金融家》杂志，李葆华提出“要有国际视野”的殷切希望。然而，谁也不曾想到，那次采访，竟成了我们与李葆华的最后告别。2005年2月19日，李葆华在北京逝世，留给人们无尽的思念。
吕培俭：建设专业高效中央银行
本刊记者|李丹
吕培俭在工作
1982年4月，在财政部担任副部长的吕培俭接到通知，国务院酝酿改革人民银行，由其行使中央银行职能，要调任他担任行长。于是，时年54岁的吕培俭走马上任，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第六任行长。由于身担人民银行改革重任，吕培俭一上任就备受关注。
吕培俭生于1928年8月，江苏洪泽人。1944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担任人民银行行长之前，他一直在财经部门工作。
推动银行体制改革
时间回溯到1983年9月17日，这一天，国务院下发了《关于中国人民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职能的决定》。从此，一个专业高效的中央银行登上了历史舞台。
“这个文件不只涉及中央银行，还涉及几家当时的专业银行、保险公司，是对银行机制的全面改革。”多年后，吕培俭回忆说。
为了贯彻国务院的这一决定，在吕培俭的领导下，当时人民银行主要抓好四件事情：一是抽调干部组建中国工商银行总行；二是将中国银行原来管理国家外汇的机构、人员划出来组建国家外汇管理局；三是成立中国人民银行理事会，开会研究决定银行体制改革中的问题；四是研究制定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划分信贷资金和相互资金往来的管理和结算办法，解决专业银行随意向人民银行透支问题，为中央银行主要用经济办法管理专业银行创造条件。
在吕培俭的主持下，人民银行体制改革顺利进行，银行体制改革不断深化，信贷资金的集中管理和综合平衡得到加强，银行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进一步显现，为我国建立现代银行体制奠定了基础。
推动资金管理体制改革
“搞活金融是搞活经济的一个重要条件。”吕培俭提出，要充分认识银行改革的重要性，对改革要有紧迫感和自觉性，要加快改革步伐，促进经济更快地发展。
在国务院的领导下，吕培俭在“搞活”金融方面实行了一些改革。例如为适应生产发展、流通扩大的需要，进一步开放赊销、预付等商业信用试办票据贴现业务；适当放宽固定资产货款审批权，允许各专业银行的业务有一定的交叉；允许企业发行股票、债券等。这些改革，对促进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84年1月1日，新的银行体制开始实施。这一年，吕培俭担心的货币投放过多的问题还是发生了。当年上半年货币回笼和七八月份货币投放的情况基本正常，9月、10月两个月货币投放成倍增加，11月、12月两个月货币投放的势头更猛，到年底全年投放的货币比上年增加了1.6倍。
吕培俭认为，出现这样的问题，与银行体制改革和企业工资改革中的一些问题考虑不周有关。当时，人民银行与专业银行之间，资金管理基本上是吃“大锅饭”。资金管理体制的改革是银行体制改革的一个核心问题，不解决好这个问题，人民银行就缺乏有效的调控手段。
吕培俭的思考引起了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国务院决定从1985年开始实行“统一计划，划分资金，自主经营，相互融通”的资金管理体制，人民银行新建立的管理和控制专业银行信贷资金的办法开始发挥作用，市场货币流通恢复到正常状态。
1985年3月，吕培俭从人民银行行长调任审计署审计长。1994年4月，已达到部长级干部退休年龄的吕培俭，离开了工作9年的审计长职位，出任国家开发银行监事会主席，继续为我国金融事业付出心血。
陈慕华：创办 《金融时报》 的女行长
本刊记者|芮晓鸥
陈慕华在纪念邓小平同志为《金融时报》题写报名暨《金融时报》创刊十五周年座谈会上。
她是新中国第二位女副总理，央行首位女行长，她和蔼可亲、精明强干，既有不逊于男性领导人的气质风度，又不失东方女性的独有魅力——她就是人民银行第七任行长陈慕华。
扛起革命钢枪
17岁，本是懵懂少女的年纪，与中国共产党同年的陈慕华却坚定革命信念，毅然奔赴延安加入革命队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延安的参谋训练队成员均是男性，她认定男同志能干的事女同志也能干，由此成为八路军的第一位女参谋。
新中国成立后，陈慕华先后为东北地区经济发展、国家铁道交通、对外经济联络事业奋战着。
在她的履职生涯中，不得不提的是她作为全国妇联主席的经历。身为一名杰出女性，她为妇女地位提升、权益的争取、妇女儿童事业的发展贡献卓著，至今仍为人称道。
第一位央行女行长
1985年3月，时年64岁的陈慕华以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国务委员兼人民银行行长的身份开启了她的央行生涯。长期分管和主持我国对外经济工作的陈慕华，对于央行“掌门人”的这一岗位转变并不陌生。
当时我国金融体制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宏观调控力度不够，缺乏严格系统的管理方法和灵活有效的控制手段。陈慕华上任后，人民银行不断深化改革机制，发展金融市场，促进金融制度创新。
金融体制改革初期，货币发行量猛涨、物价随之上扬，她多次强调，必须强化中央银行的控制和调节职能，调控信贷投放。战争年代造就的坚毅果敢、和平年代积淀的管理才能，让陈慕华在解决当时面临的困难与问题时能够沉着冷静应对。陈慕华带领人民银行逐步探索出一条利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和中央银行贷款等手段来控制货币供给的新路径。经济过热和信贷投放过大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初步培育了中国央行运用货币政策调节经济的能力。
1987年，陈慕华结合当时经济结构与形势，深入分析研究，主导人民银行比较系统地提出建立新型金融体制改革的四个目标，并推出一系列具体措施。
任职期间，在她的带领下，金融改革成果初见成效，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的作用进一步加强。此外，陈慕华对外汇和信托业等问题也极为关注，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创办《金融时报》
1986年12月19日，邓小平强调“金融改革的步子要迈大一些”。当时，改革开放的序幕刚刚拉开，陈慕华表示，金融改革，舆论先行。金融界迫切需要一张传导中央政策精神、反馈地方声音的报纸。
得益于她的积极倡导与果断决策，《金融时报》于1987年5月1日隆重面世。她提出“立足金融、面向经济；通过金融，反映经济”的十六字办报方针，并为创社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决策了报社的股份制经营体制，由中国人民银行领头，与工、农、中、建、交五行及人保、中信银行等七大最有实力的金融机构出资联办。
可以说，《金融时报》从襁褓中的婴儿茁壮成长为俊美少年，离不开陈慕华、李贵鲜、朱镕基等国家领导人及各位人民银行行长的用心呵护、大力支持与深切关怀。在调往新岗位后，她仍牵挂与关注报社的发展与未来，在创刊10周年、15周年之际，她亲自出席相关活动，为报社的发展鼓与呼，题词寄予殷切希望。
2011年5月，她走完了不平凡的人生历程，用一生诠释了毛主席所说的“妇女也能顶半边天”。
李贵鲜：书写尽心履职故事
本刊记者|芮晓鸥
李贵鲜为《中国金融家》杂志题词
1988年4月，央行迎来第八任行长，时任国务委员的李贵鲜接棒陈慕华担起新的重担。生于1937年的他，出身于辽宁盖州的一户普通人家，自小品学兼优、勤奋上进，曾是最年轻的省委书记、国务委员。
为地方经济谋发展
生于辽宁、长于辽宁的李贵鲜对故乡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1982年，年仅44岁的李贵鲜出任辽宁省副省长，1985年出任省委书记。在任期间，他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倾注了大量心血。在他的主导下，一系列基础设施建设得到加强，被誉为“神州第一路” 的沈大高速公路就是在他任职期间建成通车的。
为金融改革献智慧
辽宁省委书记和安徽省委书记的任职经历，让李贵鲜在拥有扎实管理与实践经验基础上，也洞悉金融在中国经济中的重要作用。他上任央行行长之初，经济过热、银行资金周转困难、通货膨胀等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通货膨胀等问题不尽快解决，国家和老百姓都难以承受。”李贵鲜深感责任重大，迅速组织制定解决方案，计算保值率的“保值储蓄公式”终于推算完成。这让他更加明确了金融改革成功的关键：坚决保护人民币的币值，坚决制止通货膨胀。
与此同时，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开始相继推出：人民银行积极采取措施控制货币发行和信贷规模，调高存贷款利率，开办保值储蓄，组织货币回笼，对信托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进行清理整顿……自此，储蓄额大幅度上升。1989年，总余额达5100多亿元，通货膨胀得到有效遏制，困扰百姓的忧心大患有效缓解。
金融市场瞬息万变，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保持我国金融稳定、继续深化金融改革，是李贵鲜长期倾注精力研究思考的方向。他为中国经济发展、金融改革提供了诸多重要意见，并被付诸实践。
如上世纪80年代初，李贵鲜倡导要加强保险管理，整顿保险秩序、加强对保险资金的管理；1989年，他提出要适时调节信贷规模、灵活调整利率水平等措施，充分发挥金融在宏观经济中的调节作用来稳定经济形势；1991年发生自然灾害，他关切受灾群众切身利益，指导金融支持农民开展生产、渡过难关。
在他任职人民银行行长期间，我国股票市场正经历深刻变化。1990年11月26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这也是建国以来内地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1992年，面对股市热度攀升的现状，李贵鲜一方面肯定股市取得的成绩，一方面深切关注股市发展中的种种问题。他建议，加强对股票发行的宏观调控，进一步搞好上海和深圳两地的股票交易市场试点，加强股票发行与上市企业的审批工作、抓好中国证监会的筹建、制定和完善证券市场法规等措施，确保股市健康发展。
1993年卸任后，虽然他将主要精力放在国务委员工作身上，但仍时刻关注经济金融形势发展；1998年3月起，李贵鲜担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继续为我国经济金融发展出谋划策，参政议政。
繁忙工作之余，李贵鲜同样热爱生活、钟情艺术，他的亲笔题词至今仍在本刊珍藏，苍劲有力的字迹亦如他对待工作、面对困难的坚毅与乐观。
朱镕基：兼任行长 约法三章
本刊记者|董方冉
朱镕基（中新社发）
2018年是人民银行70周岁诞辰，也迎来国务院原总理并曾以副总理身份兼任人民银行行长的朱镕基90华诞。1993年7月2日，全国人大八届二次会议作出决定，任命时年65岁的朱镕基兼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79年至1987年，朱镕基在国家经委工作长达8年。1987年后，朱镕基被任命为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后任市委书记。1991年至1992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务院生产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兼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主任、党组书记。
朱镕基上任人民银行行长之际，中国正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相伴而行，危机四伏。
当年7月5日至7日，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朱镕基首次以副总理、人民银行行长身份亮相并讲话。为整顿金融秩序，朱镕基提出了“约法三章”：一是立即停止和认真清理一切违章拆借，已违章拆出的资金要限期收回；二是任何金融机构不得变相提高存贷款利率，不准用提高利率的办法搞“储蓄大战”，不得向贷款对象收取回扣；三是立即停止向银行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注入信贷资金，银行要与自己兴办的各种经济实体彻底脱钩。
会上，朱镕基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身份，命令下属各支行行长在40天内收回计划外的全部贷款和拆借资金。“逾期收不回来，就要公布姓名，仍然收不回来，就要严惩不贷。”在厉声说道后，朱镕基话锋一转：“我在这里讲的，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大家。如果你们发现我有不廉政、不勤政的问题，你们可以检举、揭发。但是我也要求大家，你们自己一定要以身作则。”截至当年7月底，拆借资金收回332亿元，还增加了405亿元的储蓄。8月至10月期间，朱镕基又先后主持召开8次会议，集中讨论了宏观调控措施实施的程度及货币投放量控制的程度。通过这些措施，央行成功减少了货币投放量，不仅有效防止了经济再度过热，也避免了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
同时，在党中央支持下，朱镕基对极易造成金融风险的“银证合一”模式进行了改革，下令证券公司从各大商业银行分离出来，并前后出台了16条措施。他还在1993年底宣布自1994年元旦起取消双轨制，实现汇率并轨，减少了经济运行的中间成本。人民币从此迈出了按市场定价的脚步，外贸在当年由赤字转为黑字。
虽然朱镕基任职央行行长仅两年时间，但在他任内，通货膨胀问题得以好转，防止了经济再度过热，严重违法违纪活动得到了有效遏制，严重违法违纪人员基本得到处理，有效治理了当时混乱的金融秩序。
“1993年开始推动的宏观调控，虽然使局部地区受了影响，但中国经济防止了更高程度的、全局式的恶性泡沫。如果不是当时采取断然措施，中国的损失将是极其惨重的。”多年后，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袁钢明这样评价道。
今年10月，朱镕基迎来了他的90岁生日。10月12日，他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首任院长、学院顾问委员会名誉主席的身份公开亮相，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了参加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2018年会议的顾问委员并一一握手。步入高龄的他对清华经管学院顾问委员会表示了感谢，并表达了把清华经管学院建设得越来越好的期望。
戴相龙：积极推动银行业改革
本刊记者|芮晓鸥
戴相龙出席博鳌亚洲论坛
1944年出生的戴相龙，来自江苏仪征，曾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交通银行总经理、副董事长兼中国太平洋保险公司董事长、央行副行长，并在1995年出任中国人民银行第十任行长。
稳形势
平稳度过亚洲金融危机
戴相龙上任没多久，亚洲金融危机猝不及防地发生。到1999年，我国经济受其影响，开始出现通货紧缩。面对国际局势的动荡和金融危机的冲击，同年3月，朱镕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戴相龙带领央行通过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改进金融服务，拓宽支持领域；运用信贷杠杆，促进扩大内需和增加出口等政策措施，在保证贷款质量的同时，使中国银行业和经济抵御金融危机的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他多次在国际场合呼吁各国联手行动，制止金融危机蔓延，彰显了我国政府对国际社会高度负责的形象与大国风范。
稳健货币政策既克服了通货紧缩，又防止通货膨胀再起，有力维护了我国经济和社会稳定持久快速增长的良好势头。而这一稳健的货币政策也从1998年实施到2007年。
增动力
推动商业银行改革
在戴相龙任行长期间，人民银行积极推动银行业改革：1998年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注资2700亿元补充资本金；1999年成立4家资产管理公司剥离四大银行14000亿元不良贷款；进行信托业的第5次清理整顿；推进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等中小金融机构的清理整顿……
1997年和2002年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召开后，我国加快了金融体制改革步伐。特别是2002年年初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重点讨论国有商业银行改革，成立了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戴相龙出任领导小组组长，推动商业银行改革工作。
随着新纪元来临，多家商业银行股改和引入战略投资者以及上市顺利推进，我国的商业银行开启了发展新征程。
添活力
助力天津经济发展
卸任央行行长后，2003年1月，戴相龙当选为天津市市长。他对于天津市经济建设怀着宏大的愿景，天津市开启了“三步走”计划：招商引资、打造与北方重要经济中心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组建北方海港制造业中心。
开发天津开发区、滨海新区成为当务之急，金融领域成为切入点。天津市发展多种金融机构，引进外资金融机构，争取开展离岸银行业务，组建非银行金融机构，建设北方重要金融中心。如2004年2月，渤海银行成立，总部设在天津，为环渤海地区的主要城市和港口服务；之后仅一个月，中德合资的中德住房储蓄银行也在天津成立。此外，还提出和建设京津高速铁路和京津第二条高速公路，将京津紧密相联。
2008年1月，戴相龙回到他熟悉的北京金融街，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担任理事长。他表示，一定要管好人民的“养命钱”。社保基金巩固扩大资金筹集渠道，并通过私募股权基金等方式扩大投资范围，基金规模至2013年突破1万亿元，实现了社保基金的保值增值与投资管理工作的稳健发展。
周小川：“知行合一”十五年
本刊记者|叶婷
周小川出席国际金融论坛
他是坚定的实践派，推动央行丰富实施货币政策的工具与艺术，促进中国大型国有银行改革，倡导利率与汇率市场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他是儒雅的学术派，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十余部著作，二度折桂“孙冶方奖”。他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任期最长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也是中国央行的第十一任行长——周小川。
“整体改革论”的实践者
1980年代末，随着一本名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的论文集走入公众视野，该书主要贡献者之一的周小川也步入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田。他先后在中国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中国人民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证监会任职，十多年中，几乎历练了中国金融业的主要领域。2002年，周小川担任央行行长，就此开启长达15年的央行“掌门人”生涯。在他的任职期间，这位“整体改革论”的实践者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改革财富——国有大行股改上市、构建市场化的利率体系、人民币国际化、丰富货币政策工具箱……
在中国经济“转轨”的过程中，央行的货币调控职能越来越得到充分发挥。相较以往单一的货币政策工具，周小川领导下的央行有一个货币政策工具箱，里面装着“十八般兵器”——利率、存款准备金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再贷款、窗口指导……随着政策工具更加丰富，政策组合也不断优化。如今，人们已习惯用“艺术”一词来形容央行的宏观调控，而周小川无疑是主要的“艺术家”之一。
专家型人才的学术大家
“学者型官员”是外界对周小川的一个标签式评价。他不仅是国家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的实践者，也是金融理论的研究者。多年来，他提出了许多富有深度和前瞻性、可操作性的学术观点，这既让央行工作实践具有深厚理论根基，也让他的学者形象深入人心。
作为享受第一批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据统计，周小川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已经达到上百篇、著作十余部。早在1994年，周小川撰写的《企业与银行关系的重建》一文，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论文奖”;三年后，其《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与政策建议》再次折桂这个奖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周小川及其领导的中国央行审慎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释放了确保经济增长和稳定市场信心的积极信号。同时，周小川也形成了对危机的认识和思考。在他 2012 年出版的《国际金融危机：观察、分析和应对》一书中，共收录了 45 篇文章，涵盖了中央银行目标和工具、中央银行治理及针对这次危机中央银行理论可能发生的演变等内容。
在金融危机后，周小川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构想，震惊国际金融界。他提议创造一个超脱于任何一国经济状况和利益的国际货币，发展“超主权储备货币”，以克服“主权信用货币的内在风险”。从2007年首只人民币债券登陆香港，到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正式入篮，人民币向世界各个角落蔓延，人民币国际化迈出里程碑式的一步。
身材高大、面容和蔼的周小川代表中国央行，不时出现在国际经济、金融的舞台上。如果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为周小川和其他国家央行行长、财长在国际金融舞台上折冲樽俎提供了便利，那么他流露出的在古典音乐、歌剧和羽毛球等领域的浓厚热情，以及风趣与幽默，则为他及中国央行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添砖加瓦。
中国金融改革的车轮始终滚滚前行。2018年3月，周小川挥别央行，并在4月迎来了新的职务: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方首席代表。站在新的舞台上，他还在继续为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以及中国金融改革贡献智慧与力量。
易纲：新时代肩负新使命
本刊记者|马晓曦
4月11日，海南琼海，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出席博鳌亚洲论坛《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分论坛。
在“温习”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的履历时，因为记者是地地道道的北京顺义人，所以对易纲那段顺义插队的知青岁月印象尤为深刻。或许正是恢复高考前的这段人生历练，让易纲在北京大学啃完了晦涩难懂的经济学，让他揣着两美元只身赴美苦读并获博士学位和大学终身教职资格，让他坚守央行二十载并矢志不渝地投身中国金融事业,成为第十二任中国央行行长。
2018年3月履新央行行长以来，短短八个月的时间，易纲会见了数十位外国政要和央行行长，出席国际大型会议，广泛开展考察调研，就货币政策实施、金融对外开放、提升金融服务等问题发表了许多精彩论述，展示了新时代中国央行行长的睿智与大国金融的风范。
在他身上总能寻到一个“稳”字。
这个“稳”，一方面体现在他的工作经历上。从进入央行担任货币政策司司长到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再到副行长、行长，易纲的金融职业生涯始终与央行相随相伴。易纲是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在“两会”期间，《中国金融家》曾多次采访过他，观点明确、思路清晰、严谨沉稳，是他给记者的直观感受。今年全国“两会”尾声，在被任命为人民银行行长的结果公布后，面对人民大会堂里记者的围追堵截，易纲也是沉着泰然，谈及感受他只有短短数语——“我的内心平静而庄重，使命神圣而光荣。”
“稳”字的另一方面体现在他对金融稳定的关注上。“做好金融工作任重道远。”易纲认为，当前金融方面的主要工作，可以概括为三句话：第一句话是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第二句话是积极推进金融业改革开放，提升中国金融业竞争力；第三句话是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保持金融业整体稳定。当外汇和股票市场发生波动时，易纲也是第一时间接受媒体采访，用“我国经济基本面良好、风险总体可控”的有力声音，扫除市场疑虑，稳定市场信心。
在他身上还能寻到一个“新”字。
固步自封从来不是中国金融业的风格，也不是易纲的风格。海外求学和外汇管理工作经历让易纲拥有广阔的国际视野，深知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性：“改革开放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上，易纲宣布了大幅度放开金融业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外界议论这是“大爆炸式（Big Bang）改革”，但易纲却再次表现出央行行长的“稳健”风格：“中国的哲学讲究‘逐步’和‘渐进’。各项政策在推动时都是非常谨慎的。推进金融业对外开放要遵循三条原则：一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原则；二是金融业对外开放将与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相互配合、共同推进；三是在开放的同时，要重视防范金融风险，使金融监管能力与金融开放度相匹配。这些措施是经过慎重考虑后，在评估各项条件已成熟、监管已到位、数据已到位后才往前推进的，不能把它形容为大爆炸式改革。”如今时近年末，人们欣喜地看到，上述“时间表”的安排都在一条条按部就班地实现。
在他身上更能寻到一个“实”字。
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货币政策实施和宏观调控改善的要义也在于此。今年以来，央行继续执行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引导货币信贷及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为实体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易纲对改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高度重视，他的“五个视角”理论受到广泛赞同。易纲谈道：“第一个视角，从金融结构方面，需要构建覆盖小微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体系。第二个视角，要通过正规金融渠道提供更多的融资，使正规金融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军；同时，民间融资作为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补充。第三个视角，要坚持财务可持续，增强金融机构服务小微企业的内在动力。第四个视角，要各方共同努力，用‘几家抬’的思路来共同做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第五个视角，以单户授信500万人民币以下贷款作为政策聚焦点和发力点。”
与此同时，为进一步解决好民营企业融资问题，易纲给出了人民银行“三支箭”的政策组合，即增加民营企业的信贷，帮助民营企业发债融资，研究设立民营企业股权融资支持工具。他语重心长地说：希望大家坚定信心，我们有“真金白银”的政策和措施帮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解决困难。
“稳”“新”“实”三个字，其实是我国金融业改革发展的几个重要“关键词”，它们不仅体现在易纲个人身上，更体现在人民银行各项工作中。这是新时代中央银行不变的初心和使命，是新时代大国金融肩负的责任和担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