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我国居民杠杆率问题

作者|崔云温娇月「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

两种口径的居民杠杆率分析

目前学界衡量居民部门负债状况的指标——居民杠杆率，主要有两种统计口径，一是GDP口径，即居民债务与GDP之比；二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口径，即居民债务与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两种口径各有侧重，GDP口径侧重考察整个国民经济对居民债务的偿还能力；居民可支配收入口径则侧重居民家庭自身对居民债务的偿还能力。考察我国居民债务问题，需将两者结合起来，同时结合我国具体国情。

GDP口径计算我国居民杠杆率（本文以居民部门贷款余额与当年名义GDP之比表示）显示，居民杠杆率上升很快，尤其是在2015~2017年急速攀升。2008年为17.87%，2015年上升到39.23%，2017年迅速上升到48.98%，2008~2017年上升了31.11个百分点，2015~2017年两年上升了9.75%。全球经济数据库（CEIC）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居民杠杆率为67.48%。显然，我国居民杠杆率远低于美国。许多人据此认为我国居民部门债务不足堪忧。诚然，当前我国居民杠杆率低于发达国家，但居民杠杆率增速却远高于发达经济体。以美国为例，美国居民杠杆率从20%上升到50%用了近40年时间，而我国从2008年的17.87%上升到2017年的48.98%只用了不到10年时间。这种上升势头确实令人担忧。另外，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相比，我国居民杠杆率远高于印度。CEIC数据显示，2017年印度居民杠杆率仅有10.24%。此外，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同发达经济体国家国情不同，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GDP占比低于发达国家，即使我国居民杠杆率与发达国家相同，我国居民的偿债负担也要大于发达国家。因此，不能仅仅因为我国居民杠杆率低于发达国家，就认为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居民可支配收入口径计算我国居民杠杆率（本文以居民部门贷款余额与当年名义居民可支配收入之比表示）表明，我国居民杠杆率的增长态势呈现类似特征。2008年为43.25%，2015年上升到89.52%，2017年陡然上升到112.21%，2008~2017年上升了68.96个百分点，2015年到2017年上升了22.69个百分点。CEIC和美国经济分析局数据计算显示，2017年美国居民杠杆率为87.47%，2008年美国曾高达116.29%。当前我国居民杠杆率已远高于美国，且逼近美国金融危机时高值。对此，不少人忧心忡忡，担心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其实，也不必太过担忧。这是因为，我国国情与美国不同，我国居民储蓄率远高于美国，同样的居民杠杆率，由于有较高的储蓄率，我国居民偿债能力要远高于美国。2017年我国居民储蓄率为12.59%，同期美国储蓄率为6.3%，高出美国一倍，加之之前较高储蓄率累积的巨量居民存款余额，因此，当前我国居民偿付债务能力要高于美国，无须仅仅因为这一数据高于美国，就过分担忧。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我国储蓄率已显示出下降趋势。中国人民银行数据计算显示，我国储蓄率已从2008年的34.94%下降到2017年的12.59%，并于2016年首次出现居民贷款增加额超过存款增加额，差额为8823.18亿元，贷存增加额之比为116.16%，2017年贷存增加额差额激增到25959.57亿元，贷存增加额之比急升为157.1%。如果任由这一态势发展下去，无疑会增大未来我国居民债务的潜在风险。

综上所述，两种口径计算所得居民杠杆率均表明，近年来我国居民债务在快速增长、居民杠杆率在快速攀升。就当前而言，同美国相比，面对较低的GDP口径居民杠杆率，考虑到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的势头，我们不能放松警惕；面对较高的可支配收入口径居民杠杆率，考虑到我国较高的居民储蓄率，我们也无须过分担忧。总之，当前我国居民债务风险整体安全可控，但需警惕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的势头。

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的原因

数据表明，我国居民杠杆率在快速上升，近两年有加速态势。之所以产生这种态势，部分原因在于我国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近年房价快速上涨，房价上涨预期增强，刚需和投机者共同推动了住房贷款迅速增长，助推了居民债务快速增长，加速了居民杠杆率攀升。

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加强房地产调控，一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涨幅回落，三、四线城市涨幅扩大，因银行住房贷款资金收紧，部分购房者通过非住房贷款如信用卡贷款等其他消费性贷款名目和经营性贷款名目贷款，资金最终流入楼市。因此，2017年居民住房贷款实际占比和实际增速应更大。但无论如何，从整体看，2017年调控效果比较明显。

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的不利影响

当前我国居民住房贷款快速增长，很多家庭为此负债累累，尤其是房价高企的一、二线城市的“80后”“90后”家庭。加之近年网络消费和互联网金融的兴起，消费和贷款渠道日趋多元化，各种形式的消费贷，如蚂蚁花呗、京东白条，还有现金贷、P2P等，负债消费越来越普遍，居民债务负担越来越重，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为经济增长和金融安全带来了潜在风险。

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表明，在一定范围内提高居民杠杆率（GDP口径通常是60%之内），有利于带动消费和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但过高的居民杠杆率（GDP口径高于60%）短期内虽可刺激经济增长，中长期则会对消费和投资产生挤出效应，对经济产生不利影响。

事实上，随着居民杠杆率的快速攀升，快速增长的居民债务对经济发展和金融安全的不利影响已有所显现。首先，快速增长的住房贷款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不利于经济稳定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4~2017年居民住房贷款同比上年分别增长17.78%、23.58%、37.4%、21.67%，其他消费性贷款同比上年分别增长19.94%、22.73%、20.42%、36.43%，经营性贷款同比上年分别增长13.04%、3.79%、3.03%、8.07%；在居民住房贷款快速增长的同时，同期我国消费品零售总额（1997年起不含居民购买住房）增长速度却呈连续下降态势，2014~2017年同比上年分别增长12%、10.7%、10.4%、10.2%，今年增长可能低于10%。从数据看，居民住房贷款增速与其他消费性贷款和经营性贷款增速基本呈此消彼长的关系；居民杠杆率不断攀升，居民住房贷款不断快速增长，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却一直呈下降态势。住房贷款的快速增长对消费和投资的挤出效应由此可见一斑。具体说来，居民债务中房贷比重不断增长，虽然在短期内会增大住房及相关消费支出，拉动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居民部门为偿付住房贷款会相应减少对投资（经营性贷款）和其他消费的有效需求，对投资和消费产生挤出效应，而消费的减少进一步引致投资减少，拉低消费和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影响经济稳定健康发展。

其次，居民债务房地产化不利于金融安全。我国居民债务住房贷款占比过大，且不断增长，其中不乏大量高杠杆的一、二线城市刚需贷款和加杠杆的投资投机性贷款，这些贷款人金融脆弱性最强。一旦房价大幅下跌，资本市场发生动荡，住房贷款债务违约风险就容易骤然扩大，进而影响金融安全。

最后，居民“现金贷”、P2P等借贷风险增大，不利于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近年，居民通过现金贷、P2P等渠道借贷逐渐增多，但现金贷日益暴露出利率过高、催债手段恶劣、恶意借贷等问题，近来P2P也因信息不对称、平台风险监控不力等问题引发大量“爆雷”，这些无疑都会增大居民债务风险，不利于我国金融发展和金融安全。

对策建议

控制债务增速，确保稳健增长。主要是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要抑制住当前快速增长的势头，控制好居民贷款增速，综合考虑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社会保障水平、居民储蓄状况等具体国情，确定一个合理的增长范围，确保债务稳健增长。

优化债务结构，提升债务质量。严格审查制度，根据住房贷款、其他消费性贷款、经营性贷款不同贷款类型实行不同的审查制度，严格审查贷款人真实收入、债务收入比、债务资产比等状况；严格限制高杠杆投资投机性住房贷款，同时，加强对其他消费性贷款和经营性贷款用途监管，严格禁止通过其他消费性贷款和经营性贷款名目将贷款资金投入楼市。与此同时，增加房价高企的城市住房用地供给，增加社会保障房供给，推进共有产权房建设，从供给侧平抑住房价格，减少刚需住房贷款人债务，降低居民部门住房贷款占比。通过以上措施，可以增加低杠杆率贷款人贷款支出，降低高杠杆率贷款人贷款支出，降低高杠杆投资投机性住房贷款支出，优化居民债务结构，提升居民债务质量。

加强金融监管，严控借贷风险。加强现金贷和P2P等统筹监管，严格市场准入和资质管理，严格执行央行联合银监会等制定的规范整顿“现金贷”业务和专项整治P2P网络借贷风险的相关政策与方案，要求借贷利率须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间借贷利率的规定，严格限制借款人过度借债，严格限制对借款人恶意催收，严格禁止向没有收入来源的学生发放“校园贷”、为买房配资“首付贷”，以及为股票配资加杠杆的股票期货贷等，严格防范借款人“以贷养贷”“多头借贷”等行为，多管齐下，严控居民借贷风险。

提高收入水平，增强偿债能力。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合理提升以劳动报酬为主的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的比例；缩小城乡和地区发展不均衡，提高乡村和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缩小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增加低收入家庭可支配收入，减少因贫而贷现象。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居民偿债能力就会增强，居民债务违约风险就会降低。